連宋登「陸」後之兩岸關係

一、前 言

中共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是2002年底上任，之後未久到了2003年6月，就接任「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小組長，開始全面負責對台工作，胡接任工作之後首先是對「江八點」以來的兩岸關係變化，進行總得檢討和反省，認清形勢，理解關鍵，盱衡實力，冷靜出手，果然「江八點」十年想做而沒有達到的成效，胡錦濤反而能在不及三年的時間，開啟了與台灣反對黨領袖的正式接觸，從而不但是重新取回兩岸關係的主動權和解釋權，而且逼得台灣獨派焦慮不安、內哄分裂；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胡在出手對付「台獨」的過程中，也趁小布希(美國總統)來電(2005.5.5布希主動致電胡錦濤)之際，將「胡連會」的情況作了說明，胡的新策略是一手利益攻勢針對台灣人民，一手強硬法律和武力對付「台獨」，另一手則是安撫美國的作法，目的在於避免其新的「對台政策」橫生意外；足見胡在「對台政策」是在「冷靜觀察」之後，採取了「有所作為」的辦法，這些作為不僅僅是軟硬兼施，而且是各方兼顧。軟的部份務必作到仁至義盡，利為民謀，無所顧忌；硬的作為更必須具體確實，毫不含糊，言行必果；各方兼顧則有所必為，有所不為，為必有方。

反觀台灣的大陸政策自九六年以來，則是長期陷入矛盾，在政策取向上以台獨、分裂為本質，但在事實上，則武不堪用，經不能分，文不可獨；然而在長期的反共、反中教育下，以至官不敢誠實以對，民不願夢醒時分，於是在官方以政策搖擺自我滿足，民眾以維持現狀自我麻醉，由於目標不明，方向不定，是以政策搖擺而無所積累，維持現狀而反增內耗，現在外需面對自信沉穩，收放自如的胡錦濤，以及專橫霸道，美國中心的小布希；內有伺機取代，人才濟濟的泛藍軍以及堅持台獨，伺機扯腿的深綠派；因應起來更是左支右絀，進退失據，躊躇再三，顧此失彼；四年迄今，政府空轉，未來歲月，若非和解，仍無所成；從此一角度來看，「連宋登陸」，美方背書，正是兩岸走出統獨，邁向和解，島內超越省籍，共建家園的大好良機，因此民進黨政權能否抗壓拒獨，真心愛台，政策絕決，在此一舉，媾和誠意，繫於一念，何以「連宋登陸」能有此效果，茲分析如下：

二、連宋登「陸」的原因：

連和宋是台灣政壇中屬於泛藍的政治派系中的領導人，按台灣的政治生態，他們對赴大陸訪問乙事，理應有所顧忌，縱使他們本人已經沒有參選的壓力，然而身為黨的主席豈能不為政黨的整體利益著想，因此以他們在政壇的敏感度，我們可以斷言連宋的登「陸」，必然是因為他們已經覺察到台灣社會，某些有利於他們自已或是有利他們的黨的動向，從而使之毫無顧忌地訪問大陸，而且是以中共總書記的客人的身份登陸，大大方方地與胡握手、會談並且大談彼此的共識，何以發生如此的變化呢？個人以為以下幾個事件可能具有相當的關聯性：

(一)去(2004)年年底台灣立法委員選舉的結果，此一結果確實使得相關各方，對台灣人民的集體理性增添一份新的信心，對台灣這種亂中有序的民主也升起了某些希望，畢竟泛綠陣營操弄的民粹情緒，雖然在號召台灣人民當家作主意識上有其正面的意義，但是過度的族群矛盾、親日反中，近攻遠交的反常規政策路線，則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通不過經濟的衰退；換言之，去年立委選舉的結果，確實使台灣的政治狂熱為之冷卻，從而促使台灣社會出現某種理性討論問題的空間。

(二)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的通過，對兩岸關係投下一個具體而實在的變數，「反分裂法」是中共《五一七聲明》的法律化，《五一七聲明》最明確的信息就是告訴台灣的領導人，台灣前途只有兩條路：「反獨」或是「分裂」，亦即「和平」或是「戰爭」的選擇，之後中共再以法律的方式加以固定，台灣人民對該法中的「非和平手段」雖然有意見，但是該法所展示的決心，也必然促使台灣民眾必須認真思考，台海之間幾代人的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無論如何選擇都必須冷靜面對當前的客觀現實，無論選擇的途徑為何，和平途徑都是值得一試的。故而在台灣社會就出現兩岸謀和之聲。

(三)許文龍「三二六聲明」的效應，許文龍是一名商人，系台南奇美集團的董事長，自上一世紀的九十年代起在大陸江蘇省投資設廠，因經營得法，而大發利市，然而在政治上則是支持「台獨」，因此在許文龍與大陸當局之間，存在著某種不言而喻的緊張關係，對許的事業發展和中共的政治原則都是挑戰，今(2005)年3月26日正是台灣的執政黨－－民進黨在台灣發起反中共制訂「反分裂法」大遊行的日子，許在這一天的《聯合報》上發表《退休感言》其中提出「我認為台灣、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人民都是同胞姐妹……我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離不開大陸，搞台獨只會把台灣引向戰爭，把人民拖向災難……最近胡錦濤主席的講話和《反分裂國家法》的出台，我們都很關注。我覺得有了這個講話和法律，我們心裡踏實了許多。」這位長期培植陳水扁的「金主」的自白書，不論泛綠陣營的人士如何替他緩頰和掩飾，都無法不承認這畢竟是許文龍先生自己簽字、發表的政治告白書，這自然也會讓許多台灣人民不得不深刻、認真、務實地思考台灣的前途。

(四)經濟全球化的急迫感與台灣經濟邊緣化的雙重危機感，大約近十年以來，台灣的政治一直陷入民粹主義的政治惡鬥之中，每一次的選舉就意味著每一次的島內民心與情感的撕裂，其結果是政治的空轉、經濟的遲滯，年復一年的內耗，日復一日的蝕損，幾年下來，台灣經濟不但退居亞洲四小龍之末，而且與自己相比也是多年沒有成長；與此同時，世界的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越來越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無不殫精竭慮，全力以赴地為自己的國家找出路、謀發展；加上大陸和東盟各國已經啟動了的「十加三」區域經濟合作台灣也無緣參與，此一趨勢看在台灣精英、台灣商人的眼裡不論是從個人的企業前途，或是台灣的前景，都會感到痛心疾首，而又焦慮萬分；「台灣的出路在大陸」這一個十分淺顯，而又一直受到台灣的政治刻意扭曲的道理，終於在台灣的商界成為公開的共識，趨使台灣政治人物不得不回應此一巨大的需求。

當然，美方在幕後施壓、大力促成，更是人人盡知的常識。

三、連宋登「陸」對兩岸各自的意義：

在上述的因素催促之下，台灣的兩大在野黨領袖終於放下選舉的包袱和原罪的顧忌，分別開展了「和平之旅」和「搭橋之旅」，連宋兩人成功的大陸之旅，前後相加不足二十天，然而他們兩人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所開創的影響，必定會超過二十年。

第一、連宋登「陸」對台灣而言，主要的影響有三，包括了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三個方面：

(一)從政治方面說：台灣的政治發展中，「中國因素」將向「大陸因素」轉變，客觀來論，在台灣近五十餘年的政治發展歷程中，中國大陸作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也一直是以負面的因素出現，先是「反共因素」，之後是「中國因素」，這些都是負面的因素，然而連宋登陸，特別是他們在大陸所作的「反台獨」、「都是中國人」、「兩岸一家人」等等的發言，更是近十年以來，台灣的政治領袖人物第一次無懼政敵扣紅帽，惡意栽贓的技倆，而將負面的「中國因素」，轉而成為中性的「大陸因素」，是以如果此一趨勢不變的話，日後「大陸因素」十分有可能，在台灣政治中逐漸成為公開的因素，甚至成為正面的因素之一，換言之，中共對台灣的政治影響有可能越來越廣也越來越深入。

(二)從經濟方面說：從連的兩岸共同市場到農產品免稅銷大陸，以及促使中共開放大陸人民赴台觀光等措施，將來一旦實現，其對台灣經濟的內容有可能出現重大的影響，首先是「兩岸共同市場」此一構想一旦付諸實現，台灣因而重返亞洲社會，台灣的市場得以擴大，因而真正有可能從美國的淫威和日本的剝削下獨立出來，走出一條台灣經濟自主的道路。

其次是農產品的免稅登陸，由於台灣的農業科技的水準相當進步，因此在這一部份未來在大陸和台灣市場就會出現「大陸的農產品是一般性農產品，則台灣則是高級農產品的趨勢」，由於大陸的市場廣大，經濟又在不斷成長，兩岸人民的生活習俗、飲食口味又十分相似，這些因素將為台灣的農業科技所產生的高級農產品，帶來農業的規模經濟，從而促使台灣的農業成為新興的策略性支柱產業，而將台灣的農業科技推向世界的高峰，使台灣成為世界農業科技的主要基地。

其三是大陸人民赴台觀光，同樣在上述條件(大陸經濟成長及台灣科技農業發展)的相互推動，加上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特殊情感和好奇心的驅動下，其來台觀光的潛力必然十分可觀，長期來看台灣經濟發展中的農業取向和科技取向，又可以打造台灣成為一個生態島和綠色島，此兩個指標又是最符合了現在人的需要的發展方向，從而不僅強化台灣觀光的既有資源，而且加添了台灣成為世界人民觀光的新資產，未來的台灣經濟是以科技農業和生態觀光為主支柱，而這些經濟又必須是在和平時代才能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將之稱為「和平經濟」，賺世界和平時代的錢，也為世界和平作貢獻。

(三)從社會方面說：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的主流強音，就是要全面而且是非理性地「反中國」，以「反中國」為唯一的價值，以致於可以為了自己的內政需要去挑釁中國、觸怒中國，換取打壓，從而強化「反中國」的正當性，並在此虛假的正當性上進行文化的、歷史的、教育的「去中國化」的作為，這些作為唯一的積極意義，就是可以建構台灣的主體性，使得台灣人在理解中國時不會只能大陸角度，也可以增加台灣的角度來理解，然而當此一論述變成唯一的論述，排他的論述時，它就顯露出其中空虛和貧乏，於是此一論述就不得不以政治暴力作為後盾，自然而然就衍生出許多荒謬的結論，更可悲的是面對這些「指鹿為馬」的論述，台灣社會失去了反省的能力，把多元的社會窄化成一元的聲音，自然引起反彈，於是活力無窮的台灣社會，就不得不將精力放置在內鬥和內耗之中，加以稀釋，加以釋放，透過這一段時間的連宋登「陸」和大陸新一代領導人務實的表現，促使台灣社會有機會反省情緒性地「反中國」及「去中國化」的偏激性作為，反而有機會使台灣真正顯現出不同於中國，而又不反中國的台灣主體性。進而使大陸精英真正理解，甚至是欣賞這樣的主體性，這就能為兩岸人民的相互理解，以致建構兩岸社會的和平開啟機會，進而為兩岸政治關係的和平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二、連宋登「陸」對大陸而言，自然也會有影響，畢竟這是第一次另一種中國人的領導者公開地，全部地呈現在大陸人民的面前，個人以為主要的影響有三，即開啟重新認識台灣的機會、思考國共三次合作促進兩岸和平的可能性、重新考慮對台工作的作風與方法：

(一)從重新認識台灣而言：以往大陸民眾以往的台灣印象主要有三個源頭，最早是一般生活中接觸的台灣人，主要是台商和觀光客，從他們身上看到的台灣是有錢、行為大膽；之後從大陸電視和平面媒體看到的台灣是經濟發達、政治方面凌亂、打架、台灣領導人的誠信不可靠；其後又有網路在網路上兩岸的網民幾乎是熱衷於對罵；因此大致可以說是沒有太正面的印象，在印象下台灣某些作為被解讀為分裂或是台獨行徑，引起大陸的不滿，人人皆曰可殺就是很自然的反應；而連宋主要是連的訪問，大陸媒體對之完全開放而且長達十餘日(包括連離開之後的報導)這是讓大陸民眾第一次有機會全面地、近距地、長時間地聽到、看到、接觸到台灣政治人物所代表的台灣，是反台獨的，是承認兩岸一家人，是願意和大陸和平往來，建立兩岸的共同市場的；從他們身上大陸民眾發現另一個台灣，是有素質、有內涵、講歷史、講文化、重民族、重情義、慎終追遠、落葉尋根、有為有守、不失分際的台灣人所組成的台灣。如果大陸民眾的台灣印象不是唯一的台獨，則兩岸的交流必然持續而且擴大，兩岸談判也只是時間問題，是以中共新訂的「反分裂法」的第八條就自然形同虛設，成為裝飾性地面子條款而已。

(二)從國共第三次合作而言：中共自1979年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到93年最後一次使用「國共第三次合作」，迄今已經過了十二年，個人相信連中共自己恐怕也都不抱希望，然而連胡新聞公報的第五個願景是建立黨對黨的溝通平台，這就使國共第三次合作具體化起來，依此「願景」今後國共兩黨每年兩會，雙方可以面對面地溝通、交流，加深彼此的理解，擴大彼此的合作，國民黨可以因為此一平台，將台灣人民真實的感受、真正的想法告訴大陸和中共，使之不要再作出傷害台灣人民情感的事，也可以將台商真正的心聲直接無誤地傳達給中共中央，有助於中共更合理地照顧台商在大陸的合法權益；中共當局果能如此，則國民黨在台灣不論能否再執政，其在兩岸關係發展上都必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反之中共也可以將自己對台政策的本意，透過與國民黨的定期交流如實地、完整地告訴台灣人民，自然可以避開政策頻遭誤解的焦慮，同時更可以從國民黨的經驗中調整中共自己的措施，避免重蹈覆轍。所以這一次的國共合作是一次真正相互需要，平等合作，而他們的合作真正的目的也和過去二次合作不同，已往的合作是被逼的，是以打倒共同敵人為目的，所以敵人一旦消滅，內鬥必然開始；此次的合作是從雙方需要出發，而且是以建構兩岸的和平為目的，此一目的，是一個長遠的目標，其終點是更和平而不是鬥爭，如果將此次的兩黨合作，定位於「反台獨」的話，那就一方面過度抬舉了「台獨」，一方面矮化了國共的願景。

(三)從對台工作而言：台海兩岸自1949年再分裂，五十餘年以來，兩岸當局的對策都只能以隔空喊話的方式告訴對方，透過連宋的登陸，中共當局第一次有機會真正面對台灣，面對台灣人民，這時連戰‧贈送大陸領導人的《台灣通史》乙書，便是中共所有對台工作幹部必須用心體會的書，特別是解放軍中作對台工作的幹部，尤其需要理解的基礎，才能將對台工作從大小對待的心態，轉而成為真正相互尊重的心態，台灣曾經被中國所拋棄，因此就特別需要得到中國的真正尊重，事實上，也只能中國真正的尊重，才能讓台灣真正看清楚美國霸權主義的絕情，和日本軍國主義的無情，從而使台灣自主地真正擺脫美國和日本的控制與剝削，自覺地拒絕作美、日極右政客的馬前卒，若非如此台灣問題就不可真正的解決，不但是美、日極右政客有可能日後反撲，就是當前台灣島內的極獨份子，就有可能一而再地破壞兩岸目前的和解氣氛。

四、結 論:

世事變化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即使兩個月前(2005年2月)在台灣、在大陸恐怕都沒有人會想到連宋登「陸」，更沒有人想到台灣會有近七成的民眾，贊成連宋登陸進行「和平之旅」「搭橋之旅」，但它確實發生了，沒有人可以拒絕，沒有人可以忽視，國民黨看到了，共產黨也看了，親民黨也看到了，民進黨也看到了，美國也看到了，大家都想用它，我們希望台海兩岸的政黨對兩岸人民「和平發展」的願望不僅僅只是想短期的用，而是必須呵護、培育，使之健康茁壯，不斷成長才能真正建構兩岸萬世的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