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維持現狀的三大支柱

現階段的兩岸最大「共識」是「維持現狀」，不論個人所認知的「維持現狀」為何，都代表了希望兩岸政治格局暫時勿需變化的心願，在此心願下雙方的認同的新價值是「和平、發展、雙贏」。「和平」是對環境和生存條件的要求，但是「和平」不是以武力和軍購來維持，目前兩岸的和平主要的依賴支柱有三：一是法律框架；二是架構框架；三是交流框架。

「法律框架」現存在台海兩岸間而又能有效制約兩岸關係發展取向的法律有二：一是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另一則是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由於這兩部法律都是以「一個中國」為政治基礎，所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強化了台灣不被中共武力統一的保證，而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則是同時制約了台灣意圖法理分裂和大陸內部企圖「武力統一」的兩種破壞現狀的政策作為，從此一意義論，這是一部維持現狀的法律。從此一角度來看，原本的中華民國憲法和中華民國的國家統一綱領是與此二法存在對接的空間，若台灣當局在法理上繼續堅持此一立場，則在兩岸關係中就存在言說的可能性，但自從中華民國被異化，國統綱領被凍結之後，中華民國被邊緣化；其結果這兩部制約台海兩岸法律，都沒有台灣的參與但都限制了台灣，因而在兩岸關係中台灣只是球員，而中、美兩家則裁判兼球員，在兩岸關係的規則制訂中，台灣是處在極不利的位置。所以站在台灣的立場只能採取以子矛攻子盾的策略，以《反分裂國家法》為例，台灣當局固然反對，但在技術上無需將全部精力放在《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也可以分出精力批判和監視中共的兩岸作為中有哪些作為是違反了中共自訂的《反分裂國家法》，以便有效地維護兩岸的和平、兩岸的現狀，則兩岸的「和平」就可以逐步脫離有實力才能媾和的惡性循環之中，而步上以各自對對方法律的監控來建構穩定和平的一種新型的和平局面。

「架構框架」是指中美的高層對話，中美高層對話會是在美國極右政權的官僚系統中產生，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崛起」的事實已經成為一種主要趨勢，美國想要拉攏日本、控制台灣，以便壓制中國崛起的效果有限的情況下所產生的，按大陸人民大學金燦榮教授的說法所謂「高層對話」就是「戰略對話」，而中美雙方運用「對話」的方式主要是為了「拋開外交辭令，彼此說說實話，以便真正瞭解對方」，對中國而言是要理解美國是否就要遏止中國崛起，是否以中國為潛在敵人(當然是潛在對手)，美國的戰略意圖是想包圍中國嗎？此一對話對美國而言，是想要真正掌握和參與中國崛起的過程，以便理解中國崛起後的戰略意圖；所以中美的高層對話有助於兩國關係的真正調整彼此的相對戰略，建立長期而穩定地中、美關係，此種穩定的關係自然是新世紀的世界和平，國際穩定的極重大因素，而且此一因素必將隨著中國的更加崛起而益顯其重要，中、美兩國戰略對話的議題必然愈來愈多，而且也愈來愈是大國間對話。而所謂戰略的意義在「長期性」「全面性」和「綜合性」。「長期性」意謂著此一對話形式是長時間定期性地舉行，而考慮的問題也將注意到兩國之間，長時間的關係發展中可能遭遇的問題與解決之道，此即意味著中美關係的官方對話機制的建立，按此一模式的建立，事實上可以顯示中、美關係已經朝向柯林頓時代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發展；「全局性」意謂著雙方的對話是涉及中美兩國對整體國際格局發展的看法和策略，其中自然包括台灣問題，但是從全局的角度來看，特別在上述的法律架構之下「台灣問題」對中、美關係而言，就變的相對不重要，而「台灣問題」的邊緣化有可能是符合中、美兩國現階段利益的「議題設定」；「綜合性」是指現階段在中、美之間個別的領域的對話其實並不欠缺，如經貿、文化、環保、教育、人權、知識產權等各領域都有對話機制，但是彼此之間欠缺整合性和整體性，所以常常是各自為政的談判，而「高層對話」的開啟恰恰可以彌補雙方在這一方面的不足，因此一般而言，高層對話也好、戰略對話也好，其對中、美兩國關係未來的穩定發展肯定具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至於「台灣問題」、「台獨問題」中、美雙方終將在自己的框架中尋找到管理「台獨」危機的機制和辦法，而此種機制和辦法的建立將隨著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的擴大而越來越加鞏固；在過程中，台灣因為不在對話的架構之內，所以台灣的利益只能靠中共的「寬大」，或是依附在美國的遠東利益之下由美國代表，則長期來看，台灣將在中、美關係中逐步被邊緣化，在此情況下就是台灣政治邊緣化。屆時台灣作為一個地區其國際政治地位將不如香港，因為香港有國際承認的合法外事空間而台灣則無。此種「政治邊緣化」，將導至台灣對中美之間任何對話的矛盾情結：假如他們的對話涉及台灣，台灣當局擔心受其規範和制約，影響台灣利益；反之，他們的對話忽視台灣，台灣當局又必須擔心被邊緣化的效應。在此一情勢，台灣當局必須設法在前述的法律架構下，盡可能設法與大陸開啟對話的機制，才能脫離此一困局。

「交流架構」:兩岸之間自從八○年代開始交流，廿年來兩岸交流的量與質均有所改變，在量的方面，台灣赴大陸的交流已有3000萬人次，估計交流的人也有600萬左右，而且每年均呈穩定的成長，因此兩岸交流的趨勢是完全無法阻擋的。在質的方面，從探親、觀光、旅遊、經商、學術、文化的個別交流，也提升兩岸智庫的定期交流和政黨的定期交流，此種層次非官方的交流，雖然並沒有真正導致兩岸官方立場的彈性和鬆動，但是這確是一條在中美關係、美台關係兩種關係中唯一連繫，也是唯一可以使台灣免於完全、全面邊緣化的渠道。特別是交流中的經貿關係，所帶動出來的兩岸共同的利益，以致使得台灣在經濟無法被完全邊緣化，然而大家也很清楚在意識形態的牽制下，台灣的執政黨對兩岸交流是採取一種積極反對，消極開放的態度，特別在島內政黨惡鬥的政治生態下，執政黨就無法將在野黨與大陸交流的成果，主動轉化為執政黨的政績，從而加深了執政黨的大陸政策在兩岸關係中的邊緣化的焦慮；是以在台灣執政黨的立場實有必要全面有計劃、有秩序地加強兩岸的經貿交流，因為經過交流可以重塑兩岸利益關係，以便塑造台灣的邊緣化就是大陸某些地區經濟發展的損失和受害的事實，在此情況下有可能大大增加台灣因應全球化的時間，尋思良策，避免因政治的邊緣化而使台灣經濟受害，同時在此一過程台灣應該充分利用兩岸智庫交流和政黨交流的非官方機制，才有可能擴大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戰略縱深，尋找最適當的官方接觸的方法。

所以，筆者認為：

(一)基於新形勢的變化，對台灣比較不利，加強運用兩岸重要智庫單位的交流往來，建立實際有效的二軌對話，以便發揮溝通的效果。如今大陸的智庫單位也有相同的認識和覺悟。

(二)台灣當局有必要倣傚大陸每年召開兩岸關係研討會的作法，集中而擴大地邀請大陸學者來台，以便大陸學者可以更全面地與泛綠學者交談和交流。

(三)兩岸發展新論述：在當前的兩岸關係中，大陸主張「統一論述」，而台灣有人主張「台獨論述」，「統一論述」是傾向大陸的政治利益大於現階段台灣的政治利益。反之「台獨論述」則是完全立足於部分台灣人民的利益，此兩種相反的論述，都以「國家」為典範，是以兩岸的問題形成對立，個人以為兩岸必須發展出「雙贏論述」才能同時為雙方所考慮、所接受。

何謂「雙贏論述」呢？它可以包括兩岸政治、兩岸經濟、兩岸社會三個方面的討論：

第一、政治面向：在政治面向謀求雙贏的局面並不容易，當前兩岸在政治上雙贏局面的關鍵在於：台灣必須尊重歷史，承認兩岸在法理上關係；反之，大陸必須尊重現狀承諾放棄武力，而此二者又是辯證地共生共存。而此一狀態在目前是由兩部法律及一個綱領加以維護的：即「中共的反分裂國家法」、「美國的台灣關係法」及「台灣的國家統一綱領」，三者之間既有重疊又有各方自己的堅持所構成的動態平衡的狀態，那麼目前兩岸政治雙贏就是建立在兩種可能性的基礎上：

(一)是兩岸各方在現有的法律和綱領中，鬥爭出一套動態平衡的法則。

(二)是使兩岸官方在現有的機制下協商出雙方可以接受的新鬥爭規則。

第二、經濟面向：在經濟面向謀求雙贏的局面相對容易，因為雙方的經濟實力、經濟規模差距比較大，而且還在擴大之中，另外雙方在經濟內容上也不完全一致，由於上述的差距從而使得兩岸經濟互補、經濟雙贏成為可能，同時也由於台灣人民有需要，所以雙贏的格局是已然存在，勿需刻意經營；但對台灣當前的執政黨而言，如果長期不去參預只是排斥，則必將面臨兩大危機，一是兩岸經貿規則主導權將完全由大陸官方所掌控；二是執政黨在兩岸經貿政策中被邊緣化，兩者均非執政黨所願，是以執政黨必須重新思考，在兩岸經貿交流中如何從消極的阻止轉而為積極的參與，改變目前由大陸官方和台灣業界所摸索出來的規則，轉而成為由兩岸官方所指定授權的代表單位共同制定，這樣才能確保兩岸經濟面向的雙贏，是穩定的、長期的、互利的。在兩岸經濟交流層面，台灣官方應該有適度的政治戒心，但不必以自己的政治疑心作為政策的出發點，否則就無法認清兩岸經濟雙贏的格局，只會因為疑心對方的統戰而錯失台灣經濟轉型、升級的機會。

第三、社會面向：兩岸社會面向的雙贏是在兩岸的社會中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甚至是相互欣賞的可能性，這是相對於政治面向和經濟面向最困難的目標。在這一部份兩岸官方能做的事也相對有限，我們相信兩岸既是同文同種在社會層面，只要官方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不要惡意醜化和扭曲，則兩岸社會之間就可以健康而開放地認識對方、看待對方的作為，兩岸社會就是一個雙贏的社會。

兩岸之間，如果「雙贏」成為一個主旋律，則兩岸間現階段的紛爭也自然得以平息，從而以兩岸關係民主化來建構兩岸的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