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關於「冰點事件」的立場和說明

「冰點事件」引起海內外華人的關注，本刊也發表了好幾篇討論的文章，我們願意為袁偉時的言論自由伸張，但哲學家沙特有言「自由就是責任」。袁教授自然也不能有不負責任的言論自由。知識份子不能為真理和公共的道德價值負責，則只能是欺世盜名。

我們很高興袁教授在《亞洲週刊》（二十卷十五期，四月十日）答覆張海鵬教授的文章，這是負責任的態度，但我們卻萬萬不能同意袁教授說的，「一個流行甚廣、頗有迷惑力的說法是：清政府和義和團的行動不管造成什麼惡果，都是帝國主義逼出來的。反抗就是有理！這個前提是經不起反駁的。中外歷史都證明，蠻幹只能遭災，改革本國的落後制度為民富國強奠立牢固的制度基礎，才是收回喪失了的主權和維護國家獨立的可靠保證。」

這是「弱肉強食」、「壓迫有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符合當今人類所要求的普遍性的正義原則。依照袁偉時教授的原則，近代殖民主義摧毀印加文化、墨西哥文化、奴役非洲黑人及其他落後民族，都是由於「蠻幹只能遭災」。這種「壓迫有理論」不但稍具理性的中國人不能接受，恐怕「除了白人負擔論」者外，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也都不能接受。現在世界各國進步的法制觀念不但要保護和尊重少數民族的文化和生存發展，甚至還要保護瀕臨絕種的動物。袁教授自以為「文明」的「壓迫有理論」，其實是當前人類文明所要唾棄的「強權的野蠻」。古往今來，偉大的道德家、宗教家、思想家只有「濟弱扶傾」的道德，而沒有「仗勢欺人」的道德。布希侵略伊拉克，除了「文明」的英國外，已為多數的「文明」和「不文明」國家所譴責，美國國內也掀起了反戰運動。

袁教授又似乎企圖把歷來弱小者的「反抗有理」和「不思改革」等同起來，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都是主張反帝的，也都在生前為義和團伸張過，並且也都是革命的實踐者，革命也是「不思改革」嗎？

「五四運動」是主張「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是主張「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的。這豈不也是「蠻幹只能遭災」？「五四」以後帝國主義帶來中國的不幸都是「五四」招惹來的嗎？我們坦承，我們所看到的「中外歷史」與袁教授略有不同，整部人類的歷史都是被壓迫者反抗壓迫者的歷史，對外如此，對內也如此。對外反抗是為了自救，對內改革是為了增強對外反抗自救的力量。袁教授又何能本末倒置，要先瓦解對外反抗自救的意志，再來對內改革呢？

只是由於一時知識的不足，近代中國有以為「中體西用」，有以為「全盤西化」，有以為「自由民主救中國」，有以為「社會主義救中國」。人類總是在錯誤嘗試中前進的。「改革」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上，也不是沒有慘痛的教訓，文革的「破舊立新」不是改革嗎？今天中國的改革問題，當是要把中國改革成世界人類一律平等和平，還是要把中國改革成與列強坐地分贓，還是要把中國改革成馴服於強權的奴隸。

所以，我們本期除刊出張海鵬、王曉波兩位教授的文章外，特刊出當年孫中山的宣言，提供討論的參考。孫中山不該是袁教授所指的「左毒」罷。王教授的文章則寫於其因「保釣」、「台大哲學系事件中」遭「白色恐怖」迫害的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