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拆遷芝山公園裡面日本人遺留的「學務官僚遭難之碑」,主要排斥的是所謂「芝山巖事件」遺留下來的「芝山巖精神」。
1895年日本入主台灣,6月18日台灣總督府舉行施政儀式,隸屬其民政局的學務部,將辦公室設在士林芝山巖開漳聖王廟內,準備教授日語的「國語」。學務部長伊澤修二看上士林文教聖靈之地,即召集當地有力人士子弟幾十人開設學堂,從7月26日起做試辦教學。國語傳習生於該年8月30日以前共招募3次約有20人,分甲乙丙三組;其中甲組6人是最先接受傳習且略諳「國語」者,可當臨時僱員、支領若干日給,於10月19日完成修業。其中朱俊英、柯秋潔兩人被伊澤修二帶去日本觀光約2個月,算是首批短期遊學者,可充任通譯角色。乙組8人是年齡稍長且有漢文素養,經數月訓練即可擔任教員或辦事員。丙組7人為年幼且尚未具備漢文能力,對教授日語的「國語」傳習所教師來說,是「國語」教授上的實驗品。教材方面,則由日本教師一邊教一邊編寫《日本語教授書》,同時著手閩南語的研究,編著普通用語、軍隊用語、工商用語等各種辭彙,以方便日本教師與台灣傳習生的雙向溝通。
此在芝山巖開漳聖王廟內所設的「國語」傳習所,1896年元旦那天遭到北部抗日軍起義的攻擊,最後有6名日本教師被殺害。芝山巖學務部辦公室於1月8日暫時遷移,但過了3個月又回到原地。4月1日起在芝山巖正式開設「國語學校事務所」,並把原先的芝山巖學堂改稱為「國語」學校附屬芝山巖學堂。伊澤修二於該月11日率領45名講習員--從日本新招募的教師回台,13日重開學堂,15日起開始講課。由此可見,伊澤修二堅定不移的精神,貫徹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國語」教育的理念與行動上。
的確,伊澤修二是首次提倡用日語的「國語」來消滅殖民地人們民族精神的教育家。
伊澤修二在其「台灣教育談」一文裡講明,凡是立志要從事殖民地教育的人,應有過人的勇氣與耐心,他說「忠勇的帝國軍人已盡其本分,發揚國威,然教育家豈能不以扶植國家百年大計為勉勵盡瘁」。今後擘畫台灣未來的教育為日本帝國的責任,教育乃開拓事業的先鋒,雖然福建移民在西部以千字文、四書五經教子弟,處處聽到咿唔之聲,但此乃儀式、裝飾、非實用的。因此須藉由片假名早日普及日語。該文為伊澤與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等於剛簽訂馬關條約後不久的5月,從廣島大本營要乘船赴台時的想法。伊澤修二對日本的新領土尚未踏一步,就已有了清晰的對台教育構想,即藉日語的「國語」來實現「帝國教育輸出」,以發揚國威。
對自稱「國士」的伊澤來說,軍人與文人不同,軍人是用武力征服反抗者,維持秩序,但這不過是形式上的威服。因此鎮壓之後經營台灣的任務乃應由文人,特別是背負國家使命的教育家來擔起「精神征服」的任務。伊澤為招募來台的日語教師,特地回日本一趟,11月30日他的演講內容,後來在《國家教育雜誌》第54號以《台灣的教育》一文發表:
「台灣已用兵力征服,但關鍵在今後能不能徹底征服人心。這又關係到台灣能不能成為千萬年真正的日本國土此一大課題。除了教育之外,實無法達成從內心底層的化育」
又說,「能夠讓新領民真正的同化為我皇民時,可以說我在南方獲得了無比的大干城。教育乃百年之計,非得以犧牲奉獻的精神面對之。」
1896年2月11日在國家教育社第六次定期會議的演講,伊澤談到國家膨脹時期的教育,認為台灣與日本有地理、歷史(如鄭成功)的因緣,昔日乃日本的領土,卻被荷蘭人騙取。(略)因此台灣與日本的關係不能像英國的印度、法國的安南般以純然的殖民地看待,應該是以化為日本身體的一部分來對待。故要使用「教育」的手段完成「日本化」,而不是以宗教方式進行。在此伊澤再次強調,教育是「深入人心」最好的方法。
伊澤修二一向主張「帝國教育輸出」,不但輸出到台灣、朝鮮等日本的殖民地,還鎖定中國大陸,因此在台日語教育可說是作為日本將來到大陸發展的準備。伊澤把殖民地台灣的日語教育,定位為日本未來進攻大陸時,所需要的兵站基地教育的實驗地。
伊澤修二為日本明治初期的政府官員代表,充滿了帝國主義思想。伊澤是從漢學、蘭學(江戶中期由荷蘭傳到日本的西洋學術)轉到英語,曾留學美國的哈佛大學修理學,他志願到台灣來,當時歷任過師範學校校長、文部省高官,辭官後創辦國家教育會(後改為帝國教育會),還跟中國人張滋盼學中文,準備隨時赴大陸佔領區效力。伊澤修二出任台灣總督府學務部部長約2年,後來跟他的長官--即民政局長水野衝突而遭到免職,但是他在日語「國語」教育的政策基礎上,確實奠定了「帝國教育輸出」的方針。伊澤在1897年8月被免職回國後的演講《新版圖人民教化的方針》說道,教化乃是精神的征服,教育只不過是狹義的教化,教化的一個方法而已。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人變得充滿優越感,歧視非日本族類的異民族,中國成了日本的肥羊。殖民地台灣在此過程中被安排作為日本進軍大陸時的「實驗地」,至少在伊澤修二日語「國語」教育的政策上是如此。根據日文書記載,今之芝山公園以前為芝山巖神社,社內除了「學務官僚遭難之碑」外,另豎有「伊澤修二之碑」,可以說二者皆成為日本殖民教育成功的「台灣教育開創之神」。
芝山巖經過的百年歷史,漢移民先人蓋開漳聖王廟,日本人則在開漳聖王廟內設台灣總督府學務部,50年後台灣光復又恢復成漳州人的聖地。而戰後不知是什麼因素無端被遺留下來的「學務官僚遭難之碑」,是紀念台灣被日本殖民統治皇民化的象徵。伊澤修二提倡「芝山巖精神」,其目的是「帝國教育輸出」與「精神征服」。
現今台灣價值觀混亂,好像什麼都可以。難怪有些人會得了嚴重的心病,站在「開漳聖王廟」裡,眼前卻出現日本的「國語傳習所」。於是乎,面對「學務官僚遭難之碑」時,深深地感動「因為日本統治台灣實施『現代化教育』才有今日所享有的文明生活」,接著情不自禁地向那偉大的殖民統治者鞠躬!
請問,這種「芝山巖精神」值不值得保留?有這個必要嗎?◆
社論
國際與外交
馬英九與兩岸關係
連戰與國共經貿論壇
義和團與冰點事件
台灣史與皇民化
短評
編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