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有歌吟動地哀

無論如何，我深信透過人民堅定的努力，縱使有過去的錯誤和現在的噩運，中國終將再度呈現為一個偉大的國家。現在的一切不會是一個消逝的歷史紀錄，而是新一頁世界史的序幕；但這歷史不是用墨水寫成的，而是用千萬人的鮮血所寫成的。

這段話是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在抗戰初期所出版《中國農民生活》（PeasantLifeinChina）一書導言中的最後二句話。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歷史，至今尚未結。但要瞭解二十世紀中國人民以鮮血所寫的歷史，當從本世紀中國農民的義和團悲劇開始。

義和團是十九世紀末中國北方農民抗外運動的組織，其事件當起於十九世紀末年，止於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向八國聯軍簽定《辛丑條約》。所以，九月七日也是本世紀中國第一個最大的國恥紀念日。

一、披著道袍的狼

在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世紀裡，西方列強向全世界弱小民族行侵略時，為了使其野蠻的行為得有合理化的藉口，而製造了許許多多的各種所謂「理論」。在這些「理論」的行列中，赫然有一支上帝的隊伍，而使得一些披著上帝道袍的傳教士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幫兇。

當時那些宗教的帝國主義者，以上帝之名說：「上帝的國將要擴張；祂的真理和福音將傳佈於那些黑暗地區中的千百萬野蠻人。」有了這上帝的「金言」之後，英國的史密斯上尉(CaptainJohnSmith)則說：「爭取土地只增加國王的利益；但轉變異教徒為文明人而信仰真神之教，實足為上帝增光。幾乎一切殖民地的特許狀，無不特別聲明傳佈基督教系屬殖民地之一個目標。」

在美國的殖民史上，美國取得俄勒岡地區是美以美會的傳教士作了先鋒；取得夏威夷，傳教士也功不可沒。消滅印地安人，傳教士還身兼藍衣騎兵隊，如傳教士齊溫頓(J.M.Chivington)把福音傳給齊淵尼族和阿拉柏和族之後，又搖身一變，而為率領科羅拉多州志願兵在睡夢中絕滅這二族印地安人的齊溫頓上校。

一八五二年，八個遠東地區的主教向拿破侖三世陳請武裝保護傳教，並進一步指出：「天主教遠東的影響，永遠是法國影響的衡量。」帝國主義是由商業的擴張而來，當時英國報紙也坦然承認「人每謂吾之商務，若隨吾旗之所至而興，殊不知吾之教會文化，蓋多好處，足以挈吾之旗及商務，同趨而並進。」

西方列強各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向世界擴張之時，幾乎無不以教士的偽善為其先鋒，至今非洲人流傳著一句話：「白人剛來之初，我們有土地，他們有聖經；而今，我們有聖經，他們有土地。」

十九世紀，帝國主義到中國也是以傳教士為先鋒隊的。但中國是禮義之邦，不是「野蠻人」，他們野蠻的把中國當成「野蠻人」。於是帝國主義的傳教士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再也不能受到明代時中國人對傳教士的禮遇，各處均發生反教運動，而以義和團事件規模最大。

義和團事件後，一個狐假虎威的傳教士卜舫濟(F.L.H.Pott)還說：「我們相信，天主教在這方面的政策是這次暴動的原因之一，但同時，我們也不要忘記，如果不是中國政府無力維持秩序以壓制反基督教行動，那麼天主教也不至於要求或攫取他們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傳教士來華本來就是抱著帝國主義的目的，又有一副教育「野蠻人」的傲慢，並且，基督教的反對偶像崇拜反對到祖宗崇拜，而與敬天畏祖的中國傳統發生衝突，被視為邪教。然而，傳教士又仗著自己的國力橫行霸道。中國向來是一個宗教容忍的國度，但中國人民不能容忍這種帝國主義的橫行霸道，以致教民衝突迭起。後又有不平等條約保護傳教，衝突益形惡化，以致中國人民發生了反洋教的義和團運動，甚至連中國教徒也被視為「二毛子」。關於這一點，華因雪斯(Dr.Warnshins)說得很中肯：

「固然，依法外國能作為教民的信仰保護者來實行干涉，但實際的結果，是把教民和他們的廣大同胞分開，使他們成為外國人保衛下的獨立王國。這種情形是這樣明顯，以致使中國官府一直不很聰明的對基督徒的中國人民在名稱上嚴加區別。……這些宗教自由的條款，嚴重的打擊了中國國家的威信和主權，因為它們在實際上使中國基督徒不受中國的管轄。在這些條款下，教士作為侵略性的西方之一部來到中國，依仗著使用優越的軍事力量從中國政府所奪來的協定。因此，他們所要宣傳的『福音』，就不能不受到影響，他的天主也不能不為人所誤解。」

二、福音帶來的惡耗

帶有帝國主義性質的傳教士，到中國來的第一件事不是帶來福音，而是帶來財產糾紛。

根據一八六○年中法北京條約第六款：「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公之天主教堂、學堂、塋墳、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於是各地發生查還舊教堂案。但從雍正禁教以來，已經幾度滄桑。有教堂原址已輾轉典賣，有改為其他用途而拆建過，有查還田產而教士強索過去租息，有另行擇地抵給而要求形勢要害，弄得中國官民怨聲載道。

例如，山西絳州教堂，原為明朝的一所王府，清初方改為天主堂，雍正禁教後，地方紳耆又將之改為「東雍書院」。而天主教非查還不可以，連另外擇地抵給亦不答應，並以北京條約第六款來壓迫山西巡撫英桂，故士紳大嘩。總署一再委曲向法方照會說：「貴國傳教士現來中土，與我國士民相接，彼此聚處之日甚長，總須化去畛域之見，相孚以信，相接以和，永無嫌隙，方可日久相安，共為保護，於傳教士甚為有益。倘主教及傳教士必欲固執成見，偏護習教之人，恐不習教者心懷不服，將來必激成事端，殊非兩全之道。」

照會方法不得要領，又在英桂被迫的指令下，只好將書院所奉祀的至聖先師及匾額、楹聯、碑記等遷出書院，而造冊移交，山西主教江類思又以書院產業未全部移交為辭，拒絕交接，再生事端。並且，還強索改為書院後由地方士紳所捐贈給書院的田產。此等種種，中國官紳只有忍辱承受。

更有甚著，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九七國恥宣言》中所說的：「一般神甫牧師倚仗著他們的國力，包庇教民，干與詞訟，欺壓吃教以外的人，無所不至，受其虐者忍心刺骨。」

當時傳教士所為的「包庇教民，干與詞說」，倒也沒有今天「人權外交」之類的名詞，而是秉持不平等條約的帝國主義威勢。並且所包庇者多為中國莠民。

因為，洋教與中國傳統文化不合，中國農民又保守，不信祖先信上帝，實在有難為之處。但傳教士負有帝國主義的特權與任務，如何發展教務及吸收教民，於是便把焦點放在一些作奸犯科為中國官廳不容的莠民身上，以至官廳不容教會容。

山東巡撫張汝梅給朝廷的奏摺上稱：

「搶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傳訊者有之。」

莠民入教有莠民的目的，教會收容也有教會的目的。教會的目的是要吸收「野蠻人」入教，但「野蠻人」信祖宗不信上帝，於是這批「上帝的爪牙」二毛子，恐嚇威脅、毆打傷害，無所不用其極，強迫良民入教，甚至到各家搜出祖宗牌位當街劈燒。劈燒中國人的祖宗牌位，可謂天怒人怨，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在官府的褊袒下，中國人民只有隱忍下來，這是一座非爆發不可的火山，千萬人的性命將要由火山的熔岩席捲而去！

有了官府的袒護，那些莠民假上帝之名，更是變本加厲。李東沅在《傳教論》中說這些教民是「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佔人妻，或橫侵人產，或租賃應繳業主延不清償，或銀錢應交公廷抗不完納，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諉，或因小忿而毆斃平民，種種妄為，幾難盡述。」

教民欺壓良民，是因為教士欺壓官吏，一些中國官吏亦憤懣於心。

一八六五年，成都將軍崇實處理法教士瑪弼樂被殺案，事後指出其咎在於川東主教「范若瑟每以尋常詞訟，但遇關涉教民，即藉口刁難拖累，而地方百姓積怨既深，如風水相激，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地方官既慮拂教士之意，則案不能結；又慮動群心之憤，則愈不能結，排難解紛，亦幾技窮力竭矣！」崇實處理此案雖頗得法人讚賞，但國人非議者眾。同年，貴州巡撫張亮基的奏摺中也指責教士說：

「比年以來，胡縛理趾高氣昂，官紳望而生畏。每遇牽涉教務，有轉喉觸諱之嫌。因而不肖之徒，無不恃入教為護符，以遂其任性妄為之計，故怨毒入人者深。」

一八七二年，直隸省深州知州吳牧在其稟文中說：

「教民者中國之民也。乃一經涉訟，即恃教士為護符。教士一聞教民與人爭訟，即以屬公事為急務，是使中國官員不得以中國之法治中國之民，……乃一遇教民，見彼之屬托公事，竟視為家常便飯，直謂中國之法，止以治平民，不能治教民，蓋不待訟案之畢，而已憤懣填胸矣。」

一八七四年，山西巡撫鮑源深致總署函中云：

「乃近來習教之人，與本地人民因細故涉訟，動輒以危言訴之教士，教士更復張大其詞，逕用公文達之巡撫，其藩臬以下等官，具有不屑與言之意。無論其干預地方，意存挾制，且以一遊方之流，侈然與省中大吏抗行，成何事體。」

這種教士教民挾帝國主義之威欺壓百姓之事，除了二毛子及「現代化」買辦外，是外國學者也不能不承認的。如以研究中國史聞名的馬士(H.B.Morse)教授雖為教士辯護，但也說：「教士認為教民是應享受比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這種信念是你無法從教士的思想中拔除的，在同樣的情形下，你和我也不能拋開這種思想。」拉陶瑞特(K.S.Latourette)也承認教士「他們在對訟案的幫助是為了得到信徒」，並且說這也「並不奇異」。雖然，這些都是強梁之言，但至少他們承認事實。一些「現代化」的買辦，奢言中西文化，卻無知於這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鐵般的事實。十九世紀基督教文化帶來的不是福音，而是中世紀的黑暗，因為那是帝國主義的先鋒隊。

三、義和團的悲劇

中國朝廷怕洋人，地方官吏只得屈從教士袒護教民，只可憐了小老百姓們忍心刺骨而有冤無處訴。這種情形連御史高熙都說：「遇民教爭訟之案，待教民如奉驕子，遇良民則摧折之，凌辱之。重以官房之鎖押，胥役之需索。甚者，罰令出錢賠禮。又甚者，枷打冤民，死而後已。若此之類，不可枚舉。」

小老百姓在投訴無門之時，唯一尋求公道的辦法，就是訴之於原始的暴力報復。這種報復始時為個別性的，後由於教民衝突的普遍化，而漸漸有普遍化的反抗，且和中國民間的團練組織結合。這種團練是以鄉、村、鎮為單位的一種民間自衛組織，平日則召集一些農民在農暇之時練習自衛的拳術，有事則御盜緝兇。同治時，他們稱為「團練保甲」或「保甲村團」；光緒時，稱「保甲團練」或「保甲義和團練」。後其拳術稱為義和拳，而稱義和團。

一八九七年，德國教士二名在山東遭遇報復遇害，德軍即佔領膠州灣，並要求嚴辦，而激起民憤。團練組織為保衛家鄉而形活躍，並有排外反教的傾向活動。後來白蓮教、八卦教之類亦滲透其內，又由於農民之迷信，而傳言「刀槍不入」，不怕洋人的槍炮。

義和團悲劇的演成，實為中國農民被逼上梁山的悲劇。例如一八九九年，山東淶水縣高洛村，按舊俗沿街搭棚慶賀神明時，有教民到棚內辱罵不休，撕毀神像，並要燒棚。不意教士杜保祿反誣鄉紳閻洛福搗毀教堂，並要淶水縣令高拙園令閻洛福向教民請酒乞憐罷訟，並索萬金以修教堂，後賠銀二百五十兩，設筵謝罪，並赴總教堂叩頭賠禮，閻洛福還要坐牢。在這種情形下，閻洛福忍無可忍，招拳報復，於是發生高洛村的燒殺事件，整個教堂被燒，教士教民無一倖免。

義和團剛起之時，官府為維持地方秩序及保護教民，對拳民是採取彈壓剿滅的政策，所以，不免有與地方官吏對立之性質。而被那些媚外懼教的官吏稱之為「拳匪」。後由於慈禧太后的袒護，義和團才成為合法。

慈禧太后昏瞶無能、私心自用都是事實，但若說她真相信義和團能「刀槍不入」，卻不是真的。她決定支援義和團，是因為「法術不足恃，豈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國積弱已極，所仗者人心耳，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遂斷然拒絕各國交涉，而於一九○○年六月二十日悍然向各國宣戰，而引起八國聯軍。

義和團的排外仇教運動愈鬧愈大，也不免一些莠民以義和團之名趁火打劫，而有「真團」、「偽團」之分。慈禧態度改變後，一些諂媚慈禧的官吏也變成「義和團」了。但對於「真團」的戰鬥情形，仲芳氏在《庚子記事》中說：

「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又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以此而諭，似是仗義。」

清政府是否真的支援義和團全力抗外呢？在僑析生所編《拳匪紀略》中所搜集的當時朝廷下達的一些公文，否定了此一說法。在宣戰之後，六月二十九日，朝廷下達的公文中坦承：

「朝廷非不欲將此種亂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間，操之大蹙，深恐各使館保護不及，激成大禍。」

「中國即自不量，亦何至與各國同時開釁，並何至恃亂民而與各國開釁，此意當為各國所深諒。」

「現仍嚴飭帶兵官照前保護使館，惟力是視。此種亂民，設法相機自行懲辦。」

這是清政府無恥的自白書。那就是說，若清政府不敷衍義和團之意，各國使館不能保，只是沒說出，包括滿清政權也不能保。因此期望各國的「深諒」，並仍然要帶兵官保護使館,懲辦「亂民」。這就是慈禧「若並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國」的真相，義和團因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起，又受慈禧太后的欺騙而「扶清滅洋」。

受儘教士教民欺壓的義和團起來之後，報復也是很殘酷的。並且，乘機報復那些平日魚肉鄉民的貪官污吏。吳永在口述的《庚子西狩叢談》中說：

「予在拳匪窟中，凡無理取鬧之事，殆亡慮數十百起，細瑣口舌，凡於無日不有，三番四疊。而卒獲苟免者，亦幸賴兩年來孜孜兀，小心求治，不苛斂，不濫刑，寬厚待人，平恕折獄，與地方紳民，尚無惡感，懷來百姓，頗謬稱為好官。以是拳眾雖挾有積嫌，而牽於懷人公論，尚不敢無端加害，無形之中，實賴士紳維護之力。若平日稍有徇私枉法，結怨百姓，則區區一身，早已成為齏粉。亂世為吏，險矣哉！」

中國農民在被壓迫得走投無路、忍無可忍之時，經常鋌而走險，而有武裝暴動，歷代王朝自秦以降鮮有不倒在農民暴動中的。被壓迫農民的暴動口號，除迷信外則是「替天行道」。《水滸傳》是一部記述「替天行道」的小說。義和團的神祇除了歷史上的忠義之士如關雲長、岳武穆外，《水滸傳》的人物亦是他們崇拜的偶像。吳永的口述更證明了他們的行為與信仰是一致的。他們憤怒的拿起武器要殺盡那些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狗官、狗男女；但是這一次，他們的對象除了狗官、狗男女外，還有握著現代洋槍大炮的帝國主義。他們失敗了，因為中國的武聖沒有玩過洋槍大炮。

四、敢有歌吟動地哀

義和團的武器之簡陋，除了大刀長矛外，還有赤手空拳上陣的。攻擊一兩個教堂或可有餘，攻擊有武裝保衛的使館，就只有讓洋人表演美國西部英雄的威風。八國聯軍一到，勝敗早已卜定。但義和團之勇猛，也不遜於印地安的戰士，其悲慘也一如印地安戰士。

真正的義和團只殺洋人教民和狗官，但是，拿著現代武器的八國聯軍卻是所到之處姦淫擄掠，無論男女老幼，無論拳民平民，一律屠殺，並作殺人遊戲。英國威爾(B.L.PutnamWeale)在《庚子使館被圍記》中說：

「法國步兵之前隊，路遇中國人一團，其內拳匪兵丁平民，相擁攙雜，匆遽逃生。法國兵以機關鎗向之，逼至一不通之小巷，機關鎗即轟擊於陷阱之中，約等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人而後已。予瘋癲之同伴所最欲觀者，即此等事也。此事人人皆聞，或謂此等報復，似覺太過，但時至今日，各事均聽其太過矣。」

劉孟揚在《天津拳匪變亂紀事》中說：

「每日洋兵串行街巷，攜帶洋槍，三五成群，向各家索取雞鴨、西瓜、雞蛋等物，稍不如意即開槍轟擊。並搜搶首飾洋錢時辰表等件，翻箱倒篋，不堪其擾，稍一阻止，即動手傷人，或竟開槍轟擊，有被擊死者。見有佛龕、佛像，亦開槍轟擊，任意摔砸。……洋兵在街上行走，狗見之則狂吠，因此洋兵見狗，即用槍擊斃。」

這些洋兵侮辱中國人亦無所不用其極。劉孟揚還說：

「洋兵每在街戲侮行人，見有目帶眼鏡手持團扇者，或令其拉東洋車以取樂；或自行坐車上，令其拉行，不從者則揮拳即打。……一日有洋兵，持紅頂花翎帽子一頂，與拉東洋車者戴上，使其拉車行走不准摘，見者大笑。又一日，有一人坐東洋車，緩緩而行，忽遇一洋兵，喝令坐車者下車，而令拉車者坐車上，令坐車者拉行，其種種戲侮類如此。」

威爾還說到有人向他報告：「你看見東門一帶的井嗎？裡頭都是婦女，她們恐怕受洋兵污辱；遇見黑兵，越發恐怕。有人說黑兵見了婦女，就像瘋狂，所以許多婦女一聞槍聲，就投井而死。……現在每分鐘均有人自己尋死。」又如做過皇帝老師的徐桐，「現在他已高吊屋桷之上。他的全家妻妾子女，以及他的從人，共十六人，都自己用手結繩，站於椅上，將他們的頭套在繩子上，將椅踢開，中國人名為上吊。這樣死法，不過是緩的絞刑，要半天才能斷氣。」

佐原篤介在《拳事雜記》中記著：「聯軍入京後，將其所獲婦女，不分良賤老少，盡驅之諸表背衙同，使列屋而居，作為官妓。其衙同西頭，當經設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東頭為出入之路，使人監管，任聯軍人等入內遊玩，隨意奸宿。」

柴萼在《庚辛紀事》中也指出：「豐潤一大家，為洋兵所據，聚諸婦女於其中，日夜淫之。」陳守謙的《燕晉弭兵記》說，聯軍駐紮後，每到夜間，必闖入人家，姦淫婦女。聯軍四處姦淫婦女，不堪受辱的中國婦女，只有投井上吊，以保自己的清白。

洋兵所駐之處，死人亦不得安寧。劉孟揚說：

「津邑各廟中，皆有洋兵居住，其中所有浮厝之棺材，皆被洋兵作柴薪，死屍則拋棄不顧，可慘可歎。按佛教酷信陰陽，妄說時日不利，而不下葬，致令死者受此凌暴，生者其何以堪。」

真正的強盜土匪是那號稱文明的八國聯軍，聯軍統帥瓦德西說：

「在英國方面，關於此類行軍特長，卻曾被以一種特別方式。即所搶之物，均須繳出，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賣，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級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質略如掠獲金。因此之故，無一英人對於搶劫之事，視為非法行為。」

「在日本方面，則對於此種掠奪之物，照例歸於國家，其數至為不少。據日本某將軍之報告，只天津一處搶劫所得者，即有二百萬兩之多。」

「至於美國方面，對於搶劫之事，本來禁止，但美國軍隊頗能精明巧，能破此種禁令，為其所欲為。」

「俄國軍隊搶劫之方法，似乎頗稱粗野。而且同時盡將各物毫無計劃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國軍隊，對於各國軍隊之搶劫行為，亦復絕對不曾落居人後。」

「英法俄三國軍士嘗各自對余互相詆謗他國軍士為竊賊，為強盜，為放火者。但該三軍士卻無不同聲指摘意大利軍隊，謂其備具上述三種罪惡。」

瓦德西本身是德軍，沒提德軍的暴行。威爾則說，德軍橫暴，他說：「其中以德兵最橫，天甫黑，彼等即從事於劫掠。自謂其愷撤（按：德皇）訓詞中，命彼等如此為之，彼等不過遵奉命令而已。」

這批殺人越貨、姦淫擄掠的強盜，踐我土地，戮我民人，引起了全世界人道輿論的譴責。義和團雖然失敗了，但也讓全世界列強認識到中國之官可屈，中國之民不可屈，自此不敢輕言瓜分中國。

五、誰是拳亂的禍首？

八國聯軍挾勝利者之勢，當然指義和團為戰爭之禍首而嚴懲之；庚子之後，一些媚外的官吏也直指義和團為此次禍首。直至今日台灣，有些「我本將心向美國」的人，還把一切要求民族自強、國家自立的主張都視之為義和團。義和團的悲劇已經結束了，但歷史的是非我們必須澄清。現在非洲黑人和美洲紅人都有自己的歷史和歷史判斷，難道中華兒女就不能有嗎？

清政府腐敗無能，懼外而媚外，只知貪污搜刮，而無力抗外，喪權辱國。但中國的人民卻不願忍受這種喪權辱國。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直隸大名府四壁已貼滿告白，即今之「大字報」。文曰：

「各省愛國志士，睹西人無法無天之行為，已決於四月十五日集合，屠戮西人，焚燬其居，其不與我同心一致者，男盜女娼。閱此告示，而不為傳播者，亦如之，完了。」

在事件之前，義和團也四處告白，謂「天主教並耶穌堂，譭謗神明，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神人共怒，人皆緘默。以致吾等俱練習義和神拳，保護中原，驅逐洋寇，截殺教民，以免生靈塗炭。」

山東巡撫張汝梅也在奏摺中向朝廷報告：「直隸東明交界有新立義民會名目，四出傳單，於直、豫、蘇各省，欲與洋教為難。」

不錯，義和團是打殺了洋人及教士教民，但請問「譭謗神明，上欺中華君臣，下壓中華黎民」是否屬實？只准壓迫，不准反抗，那是奴隸主的道德。有帝國主義的壓迫，被壓迫的義和團當然有反抗的權利。若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來看義和團，那是勢利主義的哲學，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因為，若言「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那麼近代一切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均成「寇」了，事實上，真正的強盜是帝國主義才對。

拳民反抗教士，西方人道主義輿論也咸表同情，亦無以為「戰犯」者，且呼籲不可瓜分中國，正因其國民有愛國心的反抗。

當時，德國《柏林日報》有云：

「現在中國之事，可見中國人決不甘心各國瓜分。辦東方事之人，可以明白，此事並非容易。外國人至中國，無非吮華民之血，食華民之肉，此系中國神人共憤之事。中國有中國之教，何必必欲使從西教？歐人所傳之教，名為耶穌，而所為之事，與國家勸善本意大相逕庭。為何分人之國，為何強使華人購買西人之物。中國雖與檀人不同，而其保護國家之心則一也。凡有人心者，無不助華人，且與助檀人者一律。大沽雖已開仗，傷及德人，甚至殞命，我輩亦甚矜憐，然不能因此而怨華民也。」

奧國報紙也說：

「近日中國北方之事，實因歐洲各國往往無理干預，且有意蠶食中國疆土，中國忍受折磨，為日已久，故一旦起而與洋人為難也。……況中國之痛恨教士，隱忍有四十餘年矣。即以近六年而論，亦無時不覺洋人之漸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機滋事，思有以脫去洋人制壓之痛哉！亂平之後，各國其慎思所以待華人之法，勿仍蹈前四十年之所為，則庶幾乎可矣。」

法國議員亦在國會中，反對瓜分中國之說，而有云：

「華人久沐孔教，同德同文，與西人性情每生反對，若領其地，治其民，將必移易其風俗，傷礙其宗教，……況他族居然臨御其上，豈無偉人攘臂合群，以死命相爭乎？且華人久受政府壓抑，故智力莫顯，夫力愈激，則反抗之勢愈大。今華人正當激甚之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已宣佈於通國，若從而撥動之，誰敢謂亞洲堂堂之大國，無華盛頓其人者起。吾故謂瓜分之說不啻夢囈也。」

八國聯軍中雖以俄軍為最殘暴，但俄國文豪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托爾斯泰是同情中國的。俄國輿論界亦謂：

「若他國果能將各教士一律召回各本國，勿再因教案茲事，實一極妙辦法，庶幾中外永安。」

新興的美國帝國主義，在一八九八年，美西戰爭取得菲律賓之後，也開始欲染指中國，故大倡「門戶開放，權益均沾」。

聯軍統帥瓦德西在給德皇的報告中亦引述一中國老人的話說：「我們自四百年以來，皆在睡夢之中，但其間我們深覺安適無已。你們白人必欲促使我們醒覺，則將來終有一日，你們對於此舉，深為扼腕之時。」

拳亂固然是因義和團排外仇教而起，但是，義和團為何會排外仇教？孫中山先生在《九七國恥宣言》中說：「我們對於義和團事件何以發生的一問，可以無疑無貳的答道『是帝國主義逼著他發生的』。」所以，拳亂的禍首是帝國主義，不是義和團。

六、血的教訓要記取

義和團為什麼會一敗塗地，這是需要檢討的。威爾說：

「歐人皆謂觀於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國以大軍團攻區區之使館而不能克，可見兵力之弱；眾口一辭其意堅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誤，……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掣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當時中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勢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而使凶暴者自敗，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這也就是說，中國方面事權不能統一，在宣戰之後，還有暗中通敵者，以至連一使館也攻佔不下來。坦白以道，當時中國也許可以攻佔使館，若集全國之力，或許一時亦能擊退八國聯軍的攻擊，因聯軍登陸後即遇拳民頑強的抵抗，且聯軍中多殖民地軍隊，戰力並不強。但是，終久中國還是會失敗的。因為中國的失敗還有他必然的內在原因。

瓦德西不愧為來自「近代哲學故鄉」的德國，他的觀察是深刻的。他說：

「中國文化的四百年以前，常常有若干方面比歐洲為優。但自彼時以後，遂成停頓不進之象；尤其是對於火車輪船所引起之世界巨大變遷，未能加以理會。而且數世紀以來，未有外敵嚴重壓迫，以致養成一種不能戰爭之民族。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為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可言。其在皇室方面，則又似乎不能再引產出振作有為之人物。」

雖然，中國的上流階級已腐敗不堪，只知媚外與貪污，但瓦德西卻看到了中國的民族精神和群眾力量，那是中國明天的希望。他說：

「但吾人在此卻有一事不應忘去者，即中國領土之內，除開西北兩面之屬國不計外，共有人口四萬萬，均屬於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復不應忘去者，即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衰弱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認為中國下層階級，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

孫中山先生對義和團也有檢討，他說：

「我們也承認義和團觀察既有錯誤，方法更為拙劣。須知我們所反對的不是外國，是外國的帝國主義。外國之持帝國主義者，固是我們的敵人，或已拋棄帝國主義者，便是我們的朋友。怎好不分別清楚，籠統的說排外呢？所以說他觀察錯誤。帝國主義的勢力，豈是舞大刀練拳頭所能打破的，所以說他方法笨劣，他還有個極大的錯誤，想依靠滿人來驅逐洋人，貿貿然的揭起扶清滅洋的旗幟。」

二十世紀已經到了八十年代，回顧這八十年，中國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的鮮血寫下自己的歷史。其中最愚蠢不過的是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千千萬萬的生命竟喪失在自己同胞的手中。如何結束中國的悲劇，如何迎接中國人的廿一世紀，相信這是全體中國人的課題，我們不能讓九億中國人民永遠在神州大陸上唱著：「敢有歌吟動地哀」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