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喚一個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框架共識

★董敘霖，文化工作者。台灣大學數學系本科，美國杜蘭大學（新奧爾良）數學研究所博士；1975-2003在紐約聯合國任同聲傳譯。1988年倡議、共同創辦總部在紐約滋根基金會；1995於紐約創立中國國情研究小組（CHINA STUDY GROUP）；1996年倡議並參與創辦電子雜誌《中國與世界》。

胡錦濤、溫家寶先生就任以來，中國大陸、台灣、美國三邊互動的關係和格局中出現了一些令人矚目的變化。2004年在溫家寶總理訪問美國公開場合，美國總統布希當眾指責陳水扁企圖「改變現狀」；接著台灣三月份大選，反對民進黨炒作族裔間（即來台已多代的人和45年台灣光復特別是49年以後來台者及其後裔之間）的差別和矛盾的民意，表現了很大的聲勢；台灣出現了反對買美國武器的大示威。連、宋等台灣在野黨主席連袂登陸，成為此間媒體的大事；一向被視為獨派大老的、深受李登輝、陳水扁尊重的知名企業家，許文龍竟以個人名義發表聲明，支持反分裂法所起的穩定兩岸關係的作用。兩岸三方越來越多的人都感覺到有需要也有可能在兩岸之間達成某種框架性的協定，以便規範兩岸關係的發展。2005年4月29日胡、連會談的公報中，寫入了兩黨同意促進盡速恢復兩岸談判、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並達成和平協定和促進兩岸恢復協商後優先談判建立共同市場問題等內容。宋楚瑜先生，本來是在連戰之前就提出了登陸的倡議，結果給連戰搶了個先機。他先和陳水扁達成一個十點共識，接著才赴大陸搭橋，目的也是想試探和北京達成共識、推動兩岸恢復談判、達成有助於穩定兩岸關係的協定的可能性。連、宋來訪造成的媒體旋風過去之後，人們關注的是陳水扁，或下一任台灣總統會不會如胡、連會談公報中所呼籲的那樣，「在92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談判」？兩岸會不會達成正式的和平協定或建立共同市場的協定？我個人認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兩岸政府通過談判達成實質性突破的機會不大，但是我認為，環繞這個議題能展開討論，還是十分及時和必要的。尤其是如果這樣的討論能夠吸引充分民間的參與和媒體的注意，就有可能不是一場泡沫，能夠產生比較長期的、實質性的影響。以下是我對促進兩岸談判、達成協議問題的看法，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討論。

（1）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兩岸關係的框架協定，必須明確表述雙方對實現和平統一的願景的共識。

願景是台灣流行的用語，是由英文VISION一辭翻譯過來的，意思是一個被嚮往的遠景。通常關於一個進程的願景的陳述，除了告訴讀者進程的最終目的是什麼以外還應該包括了一些能打動人心的理念和關於遠景的描繪。想要上天堂，是一個主觀願望，是一個目的。要提出一個上天堂的願景，除了宣佈天堂是目的地之外，還需要能讓人看到天堂的種種美景。也就是說，這個協議在表達的兩岸的共同的願景時，首先需要明確按照此協定發展兩岸關係的共同的目的是實現統一，由兩岸組成統一的國家；此外，還需要對這個目的地，一個未來的由兩岸組成的統一國家，對它的特色，對它的期望，對它的引人之處，需要提供一個令人嚮往的遠景。最近媒體紛紛報導國民黨把連、胡公報中五項共同「願景」寫入政綱之中，這裡把公報中雙方同意促進五個方面的工作，說成是五項願景是對「願景」這個詞的誤用。是把VISION和MISSION（任務、使命的意思）兩個詞給弄混了。一個邏輯上完整的關於一個特定進程的設想，應該既有願景也有如何實現願景的任務的表述。回顧中國和美國也曾經達成了好幾個當時被譽為歷史性的協定，如1979年的建交公報、82年的817公報等，它們之所以在台灣問題上完全不能帶來實質性的進展，原因在於雙方在願景、基本設想方面，並沒有共識，只是用模糊的文字掩蓋了實質的差異，其結果自然是同床異夢。你想的是實現最終的統一，他想的是無限期的維持分裂的現狀，南轅北轍，又哪能走到一塊去呢？

（2）這個協定，應該體現雙方對發展兩岸關係直至組成統一國家的整個過程的基本設想的共識。

我認為雙方應同意推動一個逐漸增加互信、累計和擴大共識、形成民族共同體的感情和意識，直至最終根據自願原則建立統一國家的過程。協定應將統一的進程設想為兩個階段和三個方面：第一個階段是為時比較長的準備階段，第二個階段是通過談判實現統一的階段；三個方面分別是：1.排除外國軍事、政治的干預和插手的進程；2.組成統一國家的願景贏得日益廣泛的民意（尤其是台灣民意）的支援的進程；3.加強確保和平防止戰爭的安排和營造有利和平的環境的進程。協定應針對這三個方面取得進展的需要，明確的規定雙方各自或共同承擔的行動及可以核查的指標和目標。上述的三個方面是和平統一進程最具有本質意義的三個方面。

正是從這三個最主要的方面來看，79年以來和平統一作為達成政治解決和爭取民心的進程，可以說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首先是美國的干預不僅沒有停止，甚至有增無減。也沒有出現兩岸關係走向政治聯合的方向的明顯跡象；特別重要的是從台灣民心看，島內沒有出現日益強大的贊成統一的呼聲，不僅如此，「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地說法竟逐漸成為島內主流輿論的共識。最後是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並沒有減少，達成和平解決的信心並沒有增加。更令人不安的是，95年以後，兩岸關係中，多次出現劍拔弩張引起舉世矚目的危機。79年以來，北京對台工作當局長期寄希望於國民黨去台人員會回應一國兩制的號召，寄希望於台商投資貿易的增加會帶來兩岸政治上的接近，而始終沒有能根據這三個方面的需要，從實踐中發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辦法來。

（3）雙方在協議內應作出具有突破性和實質意義的承諾。大陸方面應承諾尊重台灣方面反對武力強加的願望和立場；台灣方面應承諾停止或逐漸停止購買美國武器，並停止要求加入聯合國的做秀。

胡錦濤就發展兩岸關係提出了四點主張。第一條就是建立政治上的互信，相互尊重，求同存異。我認為落實這一條對於爭取民心擴大組成共同國家的民意基礎，十分重要。增加互信的最好的辦法，是在不傷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真心誠意地、努力地用行動滿足對方的關切。台灣與大陸，彼此不同的最大的關切是什麼？在中國大陸方面，是擔心台灣當局者與美國勾結在一起，企圖永遠的維持中國的分裂，或者搞台灣獨立，或者在維持現狀的名義下，搞兩個中國。台灣方面主要的關切則是，中國大陸用武力收回台灣。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並不排除在適當的條件下，統一是一個可能的選擇。他們只是不贊成，目前立即統一。他們更不能接受武力強加的方式。此外他們也擔心有一天台灣的總統會為了個人和黨派集團的利益，與中共達成不符合人民的願望的協定。多數人讚成公投表達民意的辦法，正是出於這樣的擔心，而不是想用公投的辦法搞台灣獨立。大陸方面應該承認，台灣的上述的擔心、關切是具有正當性的，應該尊重台灣現行憲法中人民有權對兩岸政府達成的協議進行公投復決的權利。就像歐洲統一的憲法進程一樣。台灣方面，應該尊重中國人民反對美國憑仗武力維持中國分裂的做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台灣人民反對武力強加，它也應該看到，在美國對台灣提供軍事的保護和支援的情況之下，搞台獨和兩個中國也是講自己的意志，憑仗武力，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台灣應該停止或逐漸停止向美國購買武器，停止每年一度的要求加入聯合國的做秀。台灣人民還應該看到，最好的安全保證，不是美國的武器，而是和大陸人民建立互信和諒解，和大陸人民在一起，真心誠意地推動和平統一的進程。試想如果台灣真的能和中國當局達成一個指向統一的框架協議，並且有誠意的按照協定促進統一的進程，中國還會有什麼理由不顧天下公論、不計犧牲代價地用武力犯台呢？還有什麼武器比這樣的協定更能保證台海的和平和安全呢？

有人會說，這個方案不現實，台灣不可能接受。不如不提統一，先搞一個維持現狀的協議。我的看法是，與其只圖一時的熱鬧，搞一個對於和平統一進程沒有實質意義的協定，不如不搞。就算兩岸同意在92共識的基礎上恢復談判，並且能搞出一個黑紙白字的和平協定，本身也不一定有那麼大的意義，重要的是協定的內容是否真正有助於推動和平統一進程的實質性的進展。人們都知道，92年達成了所謂的92共識，它其實只是一個沒有實質內容的一段文字表述，是由於汪道涵、辜振甫93年會談前準備會議不能就一個中國問題的提法達成文字共識，而想出來的一個不得已的辦法，即雙方同意各自用口頭方式表述對一個中國的「內涵」的不同理解。93年的辜、汪上海會談，也一度在媒體上炒得沸沸揚揚，被說成是重大的歷史性突破，結果如何呢？兩年之後，就發生了瀕臨爆發戰爭的台海危機。

近來，在贊成統一的人士中常聽到的一種目前只能反獨、不宜促統的維持現狀的論調。看起來，過去政策、認識上的誤解和舊框框仍在束縛人們思想，以致他們對於中美建交談判至今的在台灣問題上的被動局面的原因何在認識還不夠深刻，過分高估了台獨思潮的作用和危險性，對美國的戰略、策略和影響，缺乏清醒地認識。美國從表示不支持台獨到明確的表示反對台獨，只是策略上的微調，美國自卡特總統以來歷屆政府的一個戰略目標始終是盡可能維持中國的分裂。台灣獨立也好，維持中華民國現狀也好，都是阻止中國統一的手段。台獨從來不是，今後也不會是有強大的社會物質基礎的群眾運動。道理很簡單，台獨不能為台灣人民帶來任何的實質利益，從實質上說，台灣已不可能比現在更獨立了。宣佈獨立、改變國號，不會為台灣帶來任何政治和經濟的利益。台灣不會因此就可以進入聯合國，也不會因此而得到更多國家的承認。台灣的人民怎麼可能有很大的支持它的熱情呢？台獨之所以有時會讓人們覺得似乎有很有些聲勢的原因，一來是因為媒體的誤導。二來是因為中國方面回應美國的戰略、策略的失誤。在這裡我們應該來回顧一下中美建交談判到建交後的互動的一段史實。從70年代初中美關係正常化談判一開始，中國一直堅持一個原則立場：美國必須接受中國提出的三條件，包括美國必須明確承諾建交後停止向台灣提供武器，兩國才能正式建交。一直到78年在鄧小平先生主導之下，美國開始看到中國的立場有鬆動的跡象。中國談判的立場從鬆動到最後一天匆忙放棄的細節材料，請參看最近出版的《目擊台灣風雲》（華藝出版社2005）一書。其中載有當事人老外交家柴澤民先生（末任駐美聯絡處代表、首任駐美大使）的回憶，詳細的敘述了卡特時期中美六次秘密建交會談的經過。我只想在這裡指出，在美國這樣突然襲擊的情況下，匆促棄守堅持多年的原則立場，違反了外交工作的基本準則，並帶來了當時無法料到的嚴重的外交後果，種下了中國從此在台灣問題上陷於被動的主因：它將中國的戰略意圖和底線暴露給談判的對手。它讓美國人看到中國人是如此急於和美國建交和搞好關係，以至於這麼大的涉及領土主權的問題，也可以忍氣吞聲的立即讓步，連稍微推遲原定建交日期這樣的小小的報復性的姿態都不願意考慮。它的一個嚴重後果是至今令中國十分頭痛的《與台灣關係法》。我相信，如果不是摸到了中國不會報復的底牌，美國大約不至於如此肆無忌憚的炮製出這樣一個公然侵犯中國主權、非常可能激怒中國的法律來的。如果卡特沒有摸到中國的底牌，他肯定會像後來克林頓總統那樣，在眾議院通過之後，就給它來一個口袋否決。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當天，《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社論，定下了以民族大義為號召的對台統戰的基調。同一天，鄧小平在政協作了以《解決台灣問題，統一大業提上議事日程》為題的講話，宣佈「實現祖國統一」是八十年代三件大事之一。80年9月30日，搞了個葉九條；84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中國當局原來的設想是，中美建交後，台灣的統治集團就很可能會感覺到美國因為更大的戰略利益，美國將棄台灣而就中國，與其將來吃罰酒，不如現在吃敬酒，接受一國兩制的形式上的統一，去換取中共同意他們在一個較長時期維持其統治地位。如西藏、香港那樣。美國並沒有因為與中國建交就停止賣武器給台灣，反而在建交之後，加大了向台灣轉移武器核武器技術的力度。不僅如此，還緊鑼密鼓地於1979年4月炮製了《與台灣關係法》，從此對台軍售、保護台海安全便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除非國會正式作出決議，廢除這個法律，今後美國各任政府都必須遵行，不能單憑總統的行政權力，改變美國軍售台灣和其他該法律明文規定的對台灣安全的承諾。《與台灣關係法》一出籠，蔣經國得到了如此明確的美國的保護的承諾，自然也就不會去響應中國當局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號召了。

李登輝、陳水扁等台灣領導人所以如此膽大妄為，一再挑釁中國，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產生的。美國把他看到的底牌交給了台灣：中國沒有準備也沒有決心為了台灣問題付出讓中美關係和經濟發展受害的代價的。現在台灣的一些喜歡和中國對著干的主流政界人物，沒有幾個是鐵桿台獨，大抵是靠挑釁中國、玩弄民粹主義手法騙取選票的政客。美國的政府及其智囊，或他們所支援的維持現狀論者，希望拿台獨的陰影來嚇唬中國大陸，這是很容易瞭解的。我擔心一些贊成統一的人士，也跟著起哄，宣導盡中華的物力，去對付想像中被三頭六臂化了的台獨，以致使人們看不到真正重大的挑戰是「促統」，是爭取台灣的民心和排除美國的干預。

再回頭來看中美建交談判的經驗，中國故領導人毛澤東與周恩來對美國的估計還是比較清醒的。光是有了上海公報中那樣的關於一個中國原則的雙方同意的文字表述，並不能保證美國已經真心誠意地同意中國的立場，將台灣問題提視為中國的內政；只要美國認為中國在賣武器的問題上的立場有可能鬆動的話，美國不會爽快同意接受中國的三條件，而必定會用一切辦法，以期魚與熊掌兼得，也就是既享受與中國建交的戰略利益，又繼續享受維持中國分裂的戰略利益。但是如果美國對此已不存任何幻想，倒有可能為了目前的和長期的戰略利益，同意按照日本模式建交。因此中國一直堅持美國必須先正式承諾停止對台軍售，真正表現出和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是有共識的，是有誠意的接受了中國的立場的。事實上，中國在和所有國家談判正常化關係時，都是根據同樣的「一個中國的立場」，在領土主權的原則問題上，中國是不容許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的，也因此建立了中國說了話算數的信譽。用實踐來檢驗中國堅持原則立場的外交方略的確很有成果的：恢復了聯合國的席位，先後和除了美國以外的所有主要國家建交，73年11月當美國放棄了中國鬆動原則立場的指望之後，基辛格也終於在第六次訪華時，代表美國總統承諾在尼克森任內後兩年按日本模式建交。後來尼克森雖因水門事件陷入政治危機而無法兌現承諾，但中國在外交戰線的表現，是舉世公認的。可惜的是，文革以後似乎出現了倒洗澡水的時候連嬰兒一起倒掉的問題，許多行之有效的寶貴經驗，也被當作錯誤的東西給否定掉了。

從上述正反面的經驗，我們可以吸取的一個重要的教訓是，對美國的戰略意圖和它對台灣的影響力，必須有一個清醒地認識。在目前的情況下，如果兩岸的領導人達成了一個以維持現狀為目的的協定，很可能兩者並沒有真正的共識。大家都知道，宋楚瑜來大陸是得到了美國的背書的。而台灣的主要黨派的領導人對美國的意見都是十分敬重的。目前還是一個魚與熊掌都想兼得的問題。美國戰略、經濟上都有求於中國，需要中國的市場、勞動力和在一些戰略問題上的配合。另一方面，又想通過台灣來牽制中國。台灣是既想和中國加強關係，又想繼續得到美國的武器和保護。只有當他們認識到兩者不可能得兼時，他們才會做認真的理性的盤算。這就是為什麼必須首先同意組成共同國家的遠景，而且必須在軍購、入聯合國等原則問題上達成共識，只有這樣才能證明統一的願景不是一句空話。

筆者深知，兩岸關係的發展方向和道路，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主流的政黨、媒體的政策和態度傾向，也相應地有極大的慣性。不是幾個人的分析和建議可以左右的，不論所提出的分析和建議有多大的合理性。我們不能寄希望於兩岸的政府立即恢復談判，達成重大的協議，我們應該寄希望於台灣三大黨派之外的健康、進步的力量，和兩岸知識界的積極和廣泛地參與。為了打破主流論點對話語權的壟斷，我們需要有一個像70年代初在海外留學生群體、香港、島內知識界所發生的保釣運動、統一運動那樣的社會運動或思想認識方面的運動。在這個意義上去年台灣的一場反軍購萬人大示威的意義可能不亞於連、宋的來訪。

近年來在環保、維權、社會公正等議題上，兩岸知識份子，都表現了道義的關懷和投入的熱情，主動肩負起積極引導公共話語的使命，與此相對照的是，在中國如何實現統一的問題上，我們兩岸民間知識界，卻始終還沒有進行深入坦誠的對話和交流。試看歐洲統一運動的經驗，首先是有少數知識份子提出和開始討論有關形成經濟共同體並最終走向政治聯盟的設想，就願景、原則、辦法、步驟等問題，打破現有政策和國內、國際的主流話語的框框，提出了新的思路，逐漸形成和擴大共識，最終導致政府間的談判，達成了歷史性的協定。我希望也相信在和平統一的問題上，兩岸知識份子也會逐漸從長期集體失語的狀態走出來，以同樣的熱情和關懷，提出真知灼見，形成和擴大基本共識，從而對和平統一的進程做出較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