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只講一半的李筱峰

日前拜讀李筱峰所寫的《與馬英九論台灣史》乙書，覺得該書書名雖是「與馬英九論台灣史」，但實質上是以「評論與感想」的形式，抨擊馬英九的台灣論述。該書共分27個課題，也就是斷章摘取27處馬英九近年曾發表過或說過的話，尤其是去（2005）年10月25日在《中國時報》，以中國國民黨主席身份發表的《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乙文，摘取其片段或數語逐一抨擊。由於全書斷章取義，曲扭歷史，對讀者與馬英九都是不公平的，故特為文闡釋己見如下：

關於該書就馬英九提及中國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國民黨和台灣關係很密切」，國民黨黨員中的百分之七十已是本省人了，且與台灣關係久遠的程度遠過於民進黨。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許多台灣人支持中國國民黨，甚至參加中國國民黨的革命行動等相關論述，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扭曲歷史，抨擊馬英九。例如稱「有許多台灣人支持中國國民黨，就表示中國國民黨不是外來的嗎？那麼，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府也有許多台灣人在支持，是不是可以說日本的殖民政府不是外來的呢？」該書除將國民黨政府比擬成日據時期的「殖民政府」外，並更進一步地提出「遷占者國家（SettlerState）」理論，再三地將中國國民黨妖魔化成「外來政權」。

李筱峰更以美國為例，稱「你聽過美國的布希總統會對美國人民強調『我們共和黨政府不是外來政權』嗎?」大哉問，李筱峰可能不知道，美國以白人為主的共和與民主兩黨政府，可是道道地地的「外來政權」。在歐洲人發現北美洲之前，那裡並沒有白人，而是生活著美洲印地安人（Indians）。但自歐洲白人發現北美洲後18、19世紀的兩百年間，歐洲白人移民，藉著「政府」這個國家機器，從美國西岸一路向西，經過兩個世紀的大屠殺與集體驅離印第安人部落等征服手段，建立了今日美國這個北美洲的「外來政權」。

馬英九主席說「……台灣前輩本來就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推動者和捍衛者」，並認為國民黨不是「外來政權」，其論述是正確的。眾所周知，在孫中山先生及其領導政黨的引領下，1911年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的清王朝被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在二十世紀的1911-1947年間，以中國國民黨為主執政的中華民國，在法統名義上是以「中央政府」的形式代表全中國。

在中華民國締造之初的日據初期，台灣台中霧峰林家的林祖密（霧峰林家日人譽為門閥冠絕全台、其父林朝棟為清末台灣抗法名將），於1910年代初離台內渡廈門，1915年加入「中華革命黨（後改名中國國民黨）」，追隨孫中山先生捍衛中華民國，前後約近十年。1918年1月因功勳卓著，孫中山先生任命林祖密為閩南軍司令。1921年孫先生率軍入廣西，林祖密任大本營參議兼侍從武官，隨軍入桂，是第一個參贊戎機的台灣人；同一時代，幼時在苗栗居住並就讀苗栗公學校的羅福星，1907年離台赴內地（時年22歲），1911年參加廣州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復旋於1912年奉「國民黨」之命，返台秘密發展革命組織。羅福星在台勸募台人入黨時，除曉以民族大義外，並明示革命黨的目的在於驅逐在台日人，使台灣歸復中國。後事敗被捕成仁，全案六人遭處決、220人遭判刑入獄，黨員中許多是台灣人的高級知識份子，足證台灣人民對祖國的熱愛。本案在首次遭審判的169人中，能讀書者的比例竟高達42.0%，遠高於當時台灣人的教育水準，故日人震撼。日本檢察官亦讚許本案「其目的非詐欺取材，乃真摯以革命不羈為目的者」。

日據中期，面對日本殖民當局的血腥屠殺與政治迫害，台人菁英的反日方式，從秘密反日活動，轉為從事在日人法律範圍內的公開政治運動。例如林獻堂發起每年簽署「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書」，向日本帝國議會陳情，要求設置台灣議會。此外，蔣渭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傳承中華文化。同一時期，許多留學中國大陸的台灣青年菁英，紛紛組成各式團體，投入抗日的行列。當時，北京台灣青年會（1922）、上海青年會（1923）、平社（1924）、廈門尚志社（1923）、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1924）、中台同志會（1926）、台灣革命青年團（1927）等相繼成立。1927年3月12日，台灣革命青年團散發署名「為孫中山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日敬告中國同胞」的傳單中，提出「台灣的民族就是中國的民族，台灣的土地就是中國的土地的口號。

在整個日據時期，許多台灣青年是前仆後繼地設法投奔祖國，其與中國國民黨頗有關係的佼佼者，就有黃朝琴、謝東閔、連震東、丘念台、李萬居、游彌堅、劉啟光（侯朝宗）、謝南光、張士德（張克敏）、林忠、李純青、翁明俊、王民寧、蘇紹文、李友邦、宋斐如等人。他們豈只是支持中國國民黨，他們是參與中央政府的行政運作，並榮膺黨政軍要職。例如謝東閔是中國國民黨直屬台灣黨部執行委員兼宣傳科長、黃朝琴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加州舊金山總領事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駐甘肅特派員、游彌堅曾任湖南省邵陽稅務局長、劉啟光曾任軍事委員會台灣工作團少將主任、王民寧與蘇紹文是少將軍職。因此，從台灣霧峰林家的林祖密，到連震東、謝東閔、黃朝琴等許多台籍菁英，他們效力獻身的是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而非所謂的「外來政權」。

至於日人投降，台灣同胞狂歡慶祝光復。當獲悉國軍即將抵台，台北與基隆兩地，由全島集中的男女老幼約有數十萬人之眾。1945年10月17日國軍登陸台灣的那一天，台北整個城市如沸騰般的熱鬧，台灣客家人吳濁流回憶當天情形稱「…至於那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祇僅一天就被吹走了」。試問，如果國民黨政府是「外來政權」，台灣同胞怎會如此般地歡迎呢?這段無法磨滅的歷史，在在說明了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不是「外來政權」。

李筱峰在書中，提及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二十一名高層人員中，只有一名台籍人士，從而稱戰後大陸人取代了日治時代日本人在台的統治地位。但李筱峰所講的台灣歷史，似祇挑他喜歡的部份，而非寬廣的視野與多面向。例如對陳儀抵台後的高層人事佈局，李筱峰就不提陳儀長官重用台籍人士的一面。例如陳儀派本省人長黃朝琴出任台北市首任市長、游彌堅任台北市第二任市長、及將日據末期台灣唯一報紙改組而成的新生報發行人兼社長由台灣人李萬居出任，唯一的台灣廣播電台（即今日的中國廣播公司）總台台長則由本省人林忠出任，也就是由台灣人出掌全台宣傳媒體報社與電台的首長，其影響之廣、權力之大，實不亞于于長官公署高層人員的「處長」職務。又就行政區域而言，當時台灣本島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等七個縣中，就有三個縣的縣長是由本省人出任，連震東任台北縣縣長、劉啟光任新竹縣縣長、謝東閔任高雄縣縣長，上述職務都是主管一方的實權縣市首長。

反觀日據時代的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花蓮、台東等七州廳（即剛光復後的七個縣市），日人據台五十年是從未有台人出任州知事（縣長），也不可能有台人出任首善之區的台北市市尹（台北市市長），更不會讓台人出任唯一報紙與電台等宣傳媒體的首長。故台灣人所獲信任與重用的程度，僅在數月之前，是台灣人五十年間所無法想像的。對日人前述如此歧視台人五十年，未見李筱峰在書中提出批判，對國民黨政府如此重用台人信任台人，卻隻字不提，視若無睹。與馬英九論台灣史，對祖國中央政府與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施政的評價方式，反差不知為何如此之大，這樣是否對歷史太不公平了?

關於書中林佳怡執筆部份，林小姐提及日據時代的選舉並抨擊國民黨時代的選舉稱，日人於1935年底在台灣「……舉辦了首次的選舉，其程序、規模與實際過程，可以說是大致具備了現代民主國家的雛形，雖然仍有條件限制，但比起國民黨時代的賄選、做票歪風，都要乾淨得多」。

如此說法，實在是顛倒歷史。一般讀者可能不知道，日本殖民政府雖曾在1935年11月與1939年11月先後在台舉辦兩次（州、市會議員、街莊協議會員）的選舉，其中半數民選、半數官選，且日人是以法令的形式，設下選民資格的障礙。例如選民需是年滿二十五歲的男子、且年納市街莊稅達五日圓以上者。故1935年選舉時，台中市人口台灣人與日人比例為五比一，有選舉權的台灣選民僅有1,800餘人，但有選舉權的日本選民卻有2,000餘人，聰明的讀者，這樣的選舉，日本人還需要賄選或做票嗎?據統計，日據最後一年1945年4月1日時，全台486名（官派270名、民選216名）的州會議員廳協議會員與市會議員（即今之縣市議員），日本人居然多達296名，佔全部議員的60.9%；270名官派議員中，日人更多達200名、占74.1%，至於216名民選議員中，日人亦達96名，占44.4%，然而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人口的6.0%。故日人所舉辦的選舉，其違背常態的日人議員與日人選民人口比例，具體突顯日人控制之嚴及其所實施的是假民主。然而該書對日人在台辦理的選舉，講得是多麼溫文儒雅！

至於中央政府轄下的行政長官公署，在台灣光復僅約半年，就於1946年4月在台灣辦理選舉，還政於民。當時台灣省首屆523名縣市參議員、30名省參議員與30名候補省參議員，全部都是台灣人。此一數據，具體地說明，祖國行政長官公署與日本總督府是完全不一樣的，前者是視台人為骨肉同胞「中央政府」所辦的選舉，後者則是視台人為異民族「殖民政府」所辦的選舉，二者判若雲泥。

關於書中提及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實行公職人員日人較台人「加俸」四成一事，並抨擊陳儀政府在台灣的外省公職人員也有津貼。雖說當時政府是考慮外省公職人員需負擔留在內地的家屬生活，而予薪俸以外的「津貼」，但經台人反映後，政府立即在1946年11月以前的一次調整公務員待遇時，就取消了。但日本殖民政府則是整個日據時代都實行此一制度。當然，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該書的歷史又是挑其所喜歡的部份，不提國民黨政府從善如流很快地就取消「津貼」一事。好在我們整個世代住在台灣的人，無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都是歷史的見證人。相信在大家的歷史記憶中，國民黨在台執政的半個世紀以來，本省與外省公務員是同樣的薪資。唉！與馬英九論台灣史，不應這樣似心中充滿怨懟，摘取對外省族群不利的歷史片段，處心積慮地為文抨擊，俾誤導或挑撥族群矛盾。

至於書中提及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曾使得許多台籍菁英遇害，甚至日據時代效命祖國的宋斐如與李友邦也遇害。且該書的論述，好像當時政府祇鎮壓本省菁英似的。李筱峰在其所著「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一書中，曾列出31名在二二八事件中喪生的菁英，全部都是台灣人。

這種論述，可說是相當偏頗。歷史的真象是，在二二八事件的鎮壓中，受難者菁英也包括外省人，例如《大明報》副社長艾璐生、《人民導報》編輯楊毅、私立延平學院教授徐征、教師趙桐，及稍後的教育廳長許壽裳等外省菁英均遭殺害。至於當時嚇得立即潛逃返回內地的新聞界人士，除了本省人的蘇新、吳克泰、周傳枝與蔡子民外，也包括外省人的台中《和平日報》編輯主任周夢江、主筆王思翔（現名張禹）、《大明報》記者雪穆（即謝牧）與副總編輯陳季子。試想，如果陳儀當局的鎮壓是專門對付本省人，則上述這些外省菁英如艾璐生、楊毅、徐征、趙桐與許壽裳等人就不會遭殺害，而新聞界的外省菁英從業人員如編輯主任、副總編輯、記者、主筆等人，也不會嚇得逃回內地。因此，在陳儀當局展開鎮壓階段，顯然是以是否被當時情治軍警等認定對政府持反對態度而定，而非以籍貫為分類標準。因此，當時並非祇有本省菁英遇害，也不乏外省菁英遭殺害；也並非祇有本省菁英嚇得逃亡內地，外省菁英也不乏嚇得逃返內地。也就是說，在那個大時代的悲劇中，本省菁英與外省菁英都是受害者。希望這樣的釐清，有助於人們對二二八事件的客觀認識。

至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受害者，同樣地也是不分省籍。以1970年政治犯李敖透過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International）秘書長MartinEnnals公諸於世的「國防部泰源監獄政治犯」名單，共計511名政治犯，其中台灣人占42.6%、外省人占57.4%，然而當時外省人僅佔全台灣人口的13.6%。也就是說，外省政治犯的比例遠高於外省人在台灣的人口比例，白色恐怖時代外省人所受的迫害遠勝於本省人。

李筱峰在書中以極富煽動式的說法，反駁馬英九主席稱「日據時代確實有一些台灣人支持或參加中國國民黨。然而，馬英九怎麼好意思提這段歷史而沾沾自喜呢？他怎麼不去看看那些支持中國國民黨、期待中國國民黨的人，他們大多數人的最後下場如何？」。然而，李筱峰難道不知道，在日據時代曾支持或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台灣人中，也不乏日後深受國民黨政府倚重提攜者。例如黃朝琴就曾膺選為台灣省臨時參議會議長及連任議長長達17年之久；連震東不但曾任內政部長，子連戰也蒙國民黨政府的肯定與提攜；至於謝東閔，更是家喻戶曉，歷任台灣省省主席及副總統。

此外，李筱峰在書中並列舉二二八事件受害者林茂生、李瑞漢、林界、張七郎、王添燈、郭章垣、徐春卿與陳重光等人的子女，他們長大成人後，都支持反對運動或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然而，如果因父親在二二八事件中遇害，就要搞台獨運動，那教授徐征與教育廳長許壽裳，但他們的子女就沒有搞台獨；至於李筱峰認為二二八事件孕育了台灣獨立思想。對此論述，筆者認為台獨運動的形成原因，是二十世紀後半期國內外種種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使然。台灣獨立思想的成形，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回首二十世紀初前的1895年，許多台灣人，別父母、棄妻兒，以極其劣勢裝備，前仆後繼，從桃園、新竹，會合內地黑旗軍，自苗栗、彰化、雲林、嘉義，一路南下，與侵略日軍，進行了一場一場又一場的殊死戰鬥，屍骨散於荒煙蔓草，忠義事跡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故對台灣獨立思想的形成，實有不勝滄桑之感。在此，筆者祇有希望隨著時間的流逝，兩岸間的再接觸，中華民族的再振興，能漸癒合民族內部的傷痛。

關於書中李筱峰引用外省人金恆煒所寫《馬英九蓋不住外來馬腳》一文，並譽稱該文有「精闢的評論」。金氏該文稱國府遷台後，外省菁英佔據中央政府高階職位，從而大力抨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然而，如果金氏一定要從該書的角度定義「外來政權」，那金恆煒可能未曾想過，三百多年前李筱峰同鄉福佬人的南明鄭成功政權遷台，似乎比國民黨政權更是「外來政權」，因為那時台灣的人口組合，還是以「台灣最早的主人在台居住已經上千年（李筱峰語）」的原住民為主的社會。金恆煒可能也未曾想過，南明鄭成功政權遷台後，福佬人菁英也曾佔據南明政府中央的高階職位。因為，當時鄭成功是將南明政權整個政府遷至台灣，故南明鄭氏王朝在台高官儘是隨鄭成功來台文武百官的新福佬人所據，在荷據時期先移民前來的舊福佬人，在明鄭三世想必也無法出任南明鄭氏王朝的文武高官。這種整個政府的移民，在台福佬人的先人也經歷過，這是時代現實的歷史，除了以寬闊的情懷理解歷史外，實在無解。更何況，目前台灣的政治生態，經過二位台灣人總統李登輝與陳水扁前後長達十八年的統治，可說已完全本土化了。

此外，順便告訴金恆煒，在您文章中未提及的歷史，那就是福佬人南明鄭氏政權，似也有類如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白色政治恐怖。史載「賜姓（鄭成功）遂有台，……，用法嚴峻，果於誅殺」「成功立法尚嚴」「嚴法令，稍犯者雖親信不免」。試想，鄭成功二萬五千人大軍抵台，軍兵面對茫茫大海，何日再返對岸故鄉，渺渺難期，復以乏糧，日只二餐，兵心嗷嗷。合理推斷，如果鄭成功不果於誅殺，恐難穩定軍心。因此，當我們回首國府遷台前期白色恐怖的政治大整肅，好似三百年前南明鄭氏果於誅殺的歷史再版。

李筱峰是台灣台南麻豆人，其書中不乏訴說台灣人的苦難，也算有情有義。金恆煒雖然是外省人，但他的文章似不但未為外省人的苦難說一句話，而且似對外省人少一份寬厚。要知，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是立委、國代或將軍。也不是所有的外省人都住在台北市的成功國宅。這本書很奇怪，對歷史好似常祇講一半，為了平衡台灣的歷史，在此也披露一點外省人的苦難。例如，在國民黨執政期間的1960年代以前，政府曾以祇發三個月薪俸及主副食代金約四、五百元的方式，強迫十二萬多名外省軍人退役，其中約八萬名還是低階的軍官與士兵。在那個經濟不發達的年代，這些身無一技之長的外省軍人，絕大多數留在台灣的社會底層，靠勞力討生活，許多人甚至終身未婚。例如花蓮的「老芋仔」就約有三分之二未婚。台灣人以「老芋仔」稱呼他們，那是帶有歧視、蔑視、嘲諷與可憐的詞彙。這些外省人的悲歌，誰與憑訴。

南明政府不是「遷占者國家」，國民黨政府也不是「遷占者國家」，因為南明政府與國民黨政府又不是遷占菲律賓或越南；國民黨政權不是「殖民政權」，試問日據時代日人在台大肆屠殺台灣人，但有殺害在台日人嗎?台灣有日人政治犯嗎?日人新聞界人士會嚇得倉皇逃返日本嗎?至於教育日人歧視台灣人，歧視到可謂「罄竹難書」，例如日據末期的1943年，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的學生共454人，其中台籍學生69人（其中64人念醫學部）、日籍學生384人。也就是說，日本人學生占當時台大學生的84.8%，但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人口的6.0%。然而，國民黨政府的中央政權遷台後，在台灣約半個世紀的教育體系中，無論是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都是實施試卷密封的相對公平聯合招生制度，這個公平的制度，無論是本省人或外省人，是我們這一代人大家所經歷見證的。相信這也是國民黨政權不是「外來政權」的最好證明。

國民黨中央政府遷台，其形式如同福佬人南明鄭氏政權遷台一樣，是整個政府遷台。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央政權勢必在地化。事實也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流逝，國民黨政權與南明鄭氏政權一樣，是「中央政權在地化」。在台福佬人的先賢也曾歷經南明政權遷台的「中央政權在地化」歷程，希望也能以同理心的情懷，回顧國民黨「中央政權在地化」的歷史。再說，中國國民黨遷台已經近六十年了，現在台灣也早已經不是以前戒嚴年代的台灣。我們不要為了選舉等政治目的，以「與馬英九論台灣史」為名，不惜曲扭歷史、顛倒是非，也要挑起族群矛盾。希望大家對台灣的歷史，多一份溫馨，少一份仇恨。希望台灣明天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