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政治史上的鄧小平

兼論評價歷史人物的兩種價值標準
鄭海麟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的最後一位強人鄧小平逝世已經十年了,由鄧一手策劃設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也恰好實施了十年。據悉大陸的宣傳部門準備對此大肆宣傳。筆者認為,鄧小平一生與整個近現代中國關係重大,因此,將鄧放在歷史的長河裡進行解剖,對理解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是中國由傳統專制向現代專制轉換的政治史)至關重要。

近現代中國政治史上的強人

回顧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史,自慈禧太后於1908年去世之後,中國政壇上可謂強人輩出,然真正有實力兼有效控制著中國政局的政治強人,當數袁世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四人。不過,其中袁世凱有效控制的區域僅僅局限於北方,蔣介石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中國,但並沒有達到全面有效控制,真正做到全面有效控制中國政局的只有毛澤東和鄧小平。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社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雖雲五花八門,但終究沒有超出專制制度與民主制度兩大類的範圍。此兩大類中又可具體分為各種不同的形態,如民主有古希臘羅馬的傳統民主制,有近現代英、法、美國的現代民主制;前者是後者的雛型,後者是前者合理發展的結果。專制制度亦可分為威權政制與極權政制兩類,然按其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又可分為傳統專制與現代專制。現代專制是傳統專制的沿續和發展,它繼承了傳統專制的內在機制(外在形式往往隨時代變遷而變化),同時又將專制的功能現代化,如通過建立政黨、軍隊、警察、特務組織等,對民間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進行有效控制,通過電視、廣播、網路、出版物等對民間社會的精神生活進行全面有效控制。

威權政制與極權政制的區別在於,威權政制在強調中央集權的前提下,允許民間社會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如經濟活動自由,政治結社自由,出版言論自由,居住遷徙自由等等,威權政制是一種彈性專制即非全面有效控制。

極權政制在強調中央集權的前提下,對民間社會生活進行全面的嚴格控制,如限制經濟活動自由,取締政治結社自由、出版言論自由,限制居住遷徙自由等等,極權政制是一種嚴格的全面有效控制。

在中國歷史上,秦統一中國後實行的是傳統的極權政制,它力圖對民間社會進行全面有效控制,結果不出二世而亡。漢吸取秦亡之訓,實行傳統的威權政制(無為而治即是彈性專制),允許民間社會具有一定的自由度,結果使社會趨於穩定和繁榮。漢唐之治都屬於傳統的威權政制,秦隋之治則屬於傳統的極權政制。中國的傳統專制以清末慈禧太后的死亡而告終結,繼而發生了辛亥革命,孫中山試圖在中國實施西方近代的民主政制,但這種政制在當時的中國一沒有傳統,二沒有現實基礎,結果只是停留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孫中山等近代民主派沒有自身的軍隊作後盾,因而總統寶座亦被軍閥袁世凱所奪,民主政制名存實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政治理念亦只是停留在精神的層面。

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統治,意味著現代專制統治的開端,現代專制的特點是軍豪統治,即如毛澤東所說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袁世凱是將中國的傳統專制轉向現代專制的始作俑者。但袁的政權性質屬於現代威權政制,因為他還沒有力量統一中國,各種現代專制的功能也遠遠沒有發育健全,因此還沒有能力實施全面有效的極權統治。

蔣介石繼承了袁世凱所開創的現代專制統治,從1927年起開始將現代威權政制積極向極權政制方向推進,如清剿異黨,控制出版言論自由等等。但蔣還未完成極權政制的建構,中日戰爭爆發,使其政權被迫回復到彈性的威權政制,與異黨異端建立抗日統一戰線。

中共建國後,毛澤東繼承蔣介石的現代專制政制,開始全面有力地將威權政制推向極權政制(儘管毛的政權在外在形式上換了社會主義的招牌),首先是以國有化的三大改造,政治上的三反五反運動,完成了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繼而以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的一黨專制消除異黨(此後的民主黨派形同虛設),接著又以反右運動消除異端,用文化大革命消除異己,同時用各種鎮制力量如政黨組織、軍警制度、特務組織、基層民兵組織等,實行對民間社會中各個層面的有效控制。在意識形態方面,則用毛澤東思想去統一全國人民的精神思想,取代八億人民的大腦功能。取締民間社會的經濟活動自由,集會結社、出版言論、居住遷徙、甚至探親訪友等一切自由,這種極權政制發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間,進入登峰造極,各種專制功能亦發揮到極點,成為軍警法西斯專制。但物極必反,毛的極權政制以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和毛的死亡及其繼承人「四人幫」的覆滅而告終。

進入鄧小平時代,首先是實行政制調整,即將毛的極權政制調整為彈性的、非全面的有效控制的威權政制。具體表現為否定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為歷次政治運動中的冤假錯案平反,同時對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乃至民間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有所鬆綁。直至近年放棄國家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模式而轉向市場經濟模式(計劃經濟模式是現代專制政制賴以建立的經濟基礎,也是當政者運用政治權力達到經濟佔有的一種工具或手段),這未嘗不可視為鄧小平的政制改良所跨出的最大膽的一步。但這並不意味著鄧政權將放棄專制而選擇民主,縱觀鄧氏之改革,重點放在經濟建設,政制方面只是略作調整,並無改制之企劃。對於民間社會要求改制之言論,反對官倒之示威,鄧氏皆視為傷時過激之言行而加以鎮制,故而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及八九年「六四」之慘劇發生,為鄧的政治生涯留下斑斑污點。

然而,縱觀鄧小平掌政十五年間,除政局上得到有效控制外,人民生活亦得到明顯改善,國民經濟成倍增長,與外國關係普遍改善,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顯著提高。政績彰彰,彪炳史冊,即使在政制方面,雖沒跳出專制之格局,但也並非無善可陳。前期的撥亂反正、糾正毛式極權政制不說,即使在後期,鄧在軍政官僚機構專業化、年輕化、知識化方面也盡了自己最後的努力,培養了一代以技術官僚主導的所謂「第三代領導層」,使中國的現代化事業有力地向前推進。

鄧小平與中國現代化事業

如果從現代化事業的角度來考察,將自己畢生精力盡瘁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並且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作出過特殊貢獻的,當推孫中山和鄧小平。孫中山以其崇高的政治理想,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設計了一幅詳細的發展藍圖。而鄧小平在其執政的十五年中,以務實的精神,鐵腕的手段,使中國的社會結構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化的決定性轉變,實質性的、從而也是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這一特殊貢獻的取得,源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成就。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即是大家熟悉的「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一「實用論」。這種「實用論」的哲學思想,表現在經濟學上則為「唯生產力論」,即一切皆必須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為依歸。這一理論其實是導源於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決定上層建築」之經典,鄧小平最早是用這一理論來對抗林彪提倡的「政治掛帥」(六十年代初),隨後又用來抵制毛澤東、「四人幫」的「以階級鬥爭為綱」(七十年代中)。

嚴格說來,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雖不是為現代化而設,但它卻抓住了現代化過程中最本質的東西,這也是馬克思較之韋伯、帕森斯等人要思想深刻得多的地方。鄧小平自認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把自己的經濟改革稱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其理論來源,即是將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與當前中國的社會實際相結合,而「白貓黑貓論」,則是這種理論的通俗化、世俗化的表述。

鄧小平設計的經濟改革方案,首先從農村開始,通過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方法,將原來屬於人民公社的土地分給個體的農民自主經營,從而調動起廣大農業生產者的積極性,使農村經濟迅速發展。同時允許農民有從事工、商、服務行業的自由,使農村生產者長期以來被禁錮的生產潛力和創造能力得到充分釋放,其目的是要使大量的農業生產者從以土地為基礎的經濟狀態下解放出來,轉入工商行業即第二、第三產業,從而改革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制,將幾千年中國的農業社會改造為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因為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現代化社會首先是在否定傳統農業社會過程中發展起來的,它與傳統農業社會的本質區別,在於生產力結構之根本不同。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勞動的對象主要是土地,因此,從事農業勞動的生產者占社會生產力總數的絕對優勢,從事手工業勞動的生產者次之,商業服務行業再次之;現代化社會則不同,勞動的對象不再僅僅局限於土地,更重要的在於工廠和大機械生產。因此,從事工業勞動的生產者占社會生產力總數的比例增大,農業勞動者的比例相對縮小;其次,工業愈發達,在反過來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從自身游離出來加入商業服務行業的人數就會愈多,所以,從事工商服務行業的生產者在社會生產力總數中所佔的比例愈大,表明該社會的現代化水平也就愈高。

鄧小平的農村經濟改革計劃,其根本目標是要改變幾千年來的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以農為主、以商為末的生產力結構,進而使社會生產力實現工業化,社會經濟實現商品化。所謂工業化,也就是以工、商、農的社會生產力結構,取代傳統農業社會的農、工、商的社會生產力結構;所謂商品化,也就是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商品經濟體制,取代手工業和農業的自然經濟(包括計劃經濟)體制。

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功,農業生產力獲得充分解放,大量勞動力從土地中游離出來,因此必須相應建立一種以工業化和商品化為主體的經濟體制,以便容納這股新生產力。於是,以城市經濟改革為中心的都市化運動成了急不容緩的任務。鄧小平主導的都市化(即現代化的重要一環)運動,是從大量發展鄉鎮企業,相應擴大鄉鎮市場開始的,目標是要促使鄉鎮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在都市化運動中,鄧小平用建立經濟特區模式、引進海外技術與資金的方式,解決了鄉鎮企業發展及都市化過程中技術與資金短缺的問題,從而加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接著,都市化運動又通過擴大城市商業網路,大力發展中小型商業網點,運用承包責任制的方法經營城市企業(主要是國營企業),允許承包國營商店。它一方面將大量的民間閒散資金吸收進入商業流通領域,同時又促使農業勞動者向商業服務行業轉化,有效地促進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繁榮。而都市化運動的結果,使大量的農業生產者從以土地為勞動對象的經濟狀態下解放出來,轉入第二、第三產業,從而使傳統農業時代的社會生產力結構開始發生質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這裡必須著重強調指出的是,社會生產力結構是規定一種社會形態的最根本的因素,也就是說,一種社會的性質不是由該社會的統治集團所實施的政治制度而定,而是由該社會內部的社會生產力結構如何而定;社會進步與否,不是看該社會的統治集團採用了什麼樣的政治制度,而是看該社會的統治集團是否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據此而論,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及其對中國現代化事業的貢獻,大致可得出如下的結論:從現象上來看,解決了大陸中國人幾千年沒有解決的溫飽問題;從本質上來看,促使中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過渡之實質性也即是決定性的轉變(據筆者初步統計,鄧小平掌政的十五年間,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中游離出來轉入工商服務行業的人數不下一億五千萬人,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力結構,使毛澤東時代百分之八十屬農民的落後農業社會轉變為初具現代化規模的工商社會)。

作為歷史人物的鄧小平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傳統以來的觀點皆是以成敗論英雄,功過論是非。並且採取「七三開」、「三七開」的機械劃分法,一刀切落了事。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價值概念的差異,歷史人物的所謂「功」「過」會發生巨大的落差,以前所肯定的功中有過,過中似又含有功之價值。「七三」會變為「三七」,「三七」轉為「七三」,歷史學家的翻案文章似乎永遠也做不完(如毛澤東晚年肯定秦始皇,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等等)。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蓋因上述功過論和機械法根本無法處理歷史的弔詭現象(如康德哲學中的「二律背反」),即正義的事業有可能導致社會的退步,非正義的事業卻產生了推動歷史進步之功能。就拿秦始皇為例,以往的史書皆將其定性為暴君、千古罪人,然就其在政治上的建樹,如統一中國,創千年政制,建萬里長城,其推動歷史進步之事功,非但前無古人,且至今猶不見來者。如用傳統的「功過論」及「三七開」法,根本無法評價秦始皇。

在這裡,筆者嘗試引進一種歷史哲學的透視法,即用倫理價值判斷與科學價值判斷這對範疇來處理以上所說的歷史弔詭現象。首先必須解釋,何謂倫理價值判斷?何謂科學價值判斷?

一般說來,倫理價值判斷用於辨別正義與非正義,科學價值判斷用於分析進步與落後(即促進歷史發展,抑或使社會倒退)。換言之,正義與非正義屬於倫理價值概念,它是抽像的、形而上的。進步與落後屬於科學價值概念,它是具體的、可用數學統計的。它們各自屬於不同性質的價值判斷範疇。兩對概念之間既有聯繫又有區別。正義的事業(或運動)有可能促使社會退步,也有可能導致社會進步。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例如,就拿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來分析,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判斷,它屬於一場正義的運動。因為地方豪強和專制統治者壓迫農民,農民起來反抗,要求建立一種「均貧富、等貴賤」的社會。但是,農民階級不代表一種新生產力,他們既沒有近代科學技術的知識,也不具備機械生產的技能。農民革命破壞了舊的社會秩序,但自身又沒有組織和管理新型社會秩序的能力。於是造成了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的中斷,結果導致社會歷史的退步。因此,從科學價值的角度來判斷,太平天國革命促使社會倒退,這是一場以正義事業始,以社會退步終的波瀾壯闊的農民革命運動。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大凡不出這樣的命運。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大大小小的農民革命經歷了數百次,社會仍然沒有多大的進步發展的原因(如果按毛澤東的理論,正義的事業一定導致社會歷史的進步,那麼,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運動之烈,為世界之冠,今日的中國應當是世界最強盛、最進步的國家)。

以上兩對價值判斷概念,同樣適合用於評價鄧小平及其主導的改革開放事業。不過,前期鄧小平的事業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連在一起,因而勢必牽涉到對毛澤東的評價,由此我們亦可順便將毛、鄧的事業略作比較。

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事業實不出農民革命之範圍,其所建立的政權,最終亦超不出農民革命政權之命運。然論文韜武略,不僅非李自成、洪秀全輩可比,且直追唐宗、宋祖,其個人魅力更是超逸群倫,近世無兩。觀其一生事業,雖波瀾壯闊,正義凜然,但對社會歷史的進步,卻無科學價值上的實質性貢獻。

鄧小平早年留學西洋,歸國後崛起軍旅,步入中年成一路諸侯(二野劉、鄧大軍),在「蘇維埃公司」中佔四分之一股份(其他三股分別為一野彭德懷,三野陳毅,四野林彪)。中共建制後,其政務才能為毛澤東所依重,躋身七巨頭之末。廬山會議後,彭德懷失腳,林彪崛起坐大。「文革」事起,毛澤東借林彪之勢力清除異己,與二野、三野勢力發生衝突火並,鄧小平先是追隨劉少奇,劉失腳後又歸於周恩來旗下,與林彪之四野勢力成對峙之勢。林彪毀滅後,四野遭徹底清肅,毛澤東的皇權亦開始動搖(毛氏一生中受打擊最沉重者為林彪事件,從此一蹶不振)。至七四年周恩來病危之際,將權柄移交鄧小平。毛氏皇室自知大勢已去,試圖借「反擊右傾翻案風」作最後一搏,然強弩之末,其勢不能穿篙櫓。鄧小平在二野舊部的保護下,有驚無險。毛去世後,鄧遂接掌大權。觀中共建制後歷次政治鬥爭,其背後實即是軍力相角,鄧小平三落三起,蓋因其崛起軍旅,成一路諸侯,政壇上的起伏並未傷及其軍隊上的實力與人脈(袁世凱當年曾「養痾」項城,但回京後仍然出任大總統,全賴軍力)。相對劉少奇這些黨政官僚,因無軍方淵源,故一蹶不起,惟有束手待斃。事實再一次證明,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之真理確為顛撲不破。

鄧小平執掌政局後,對毛氏所建政制雖無革命性之動作,但卻也做了不少調整乃至改良。前述將極權回復為威權不說,就在統治階層內部,也作了一些實質性的改造。如廢除終身制,將外行領導內行改造為技術官僚主導,軍隊亦採取專業化、知識化以定陞遷。同時,以軍區司令定期互調的方法,革除結黨營私之弊,破軍豪專政之局。質言之,即是將軍政強人統治的局面轉變為技術官僚主導。鄧的政治改良目的有兩:一是為配合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事業;二是確保身後不至出現大的動亂,結束近百年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歷史。由此可見,作為政治巨匠的鄧小平,其濟世之才及遠見卓識,勝毛澤東多矣!至於鄧氏主導的經濟改革之成效,則有目共睹,其推動中國社會結構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之力,厥功洵偉。因此,從科學價值的角度來判斷,鄧小平的一生事業推動了中國的社會歷史的進步,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