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變　裡不變

一、前 言

李登輝的129發言：有關「李登輝的發言」，大陸學者的第一反應是「欺騙」，李的目的只是「為了選舉」為了「台聯黨」，為了個人的利益，李只是不甘寂寞的失意政客而已；但是也有的大陸學者認為仍然有待觀察，無論如何在中高層沒有定調之前，他們至多也只能在私下表示。綜合而言，李登輝此次此時的「發言」，肯定不是一時的即興之作，而是有他自己的盤算和關注，而這些「盤算和關注」自然和李個人的價值觀，以及這七年多以來的台灣政局的變化，大陸的變化，國際形勢的變化三者是息息相關的。

二、變 化

首先是李登輝個人的價值觀：看來台灣、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是李很重要的價值觀，從台灣而言，李認為台灣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為什麼台灣的「主體性」是極為重要呢？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台灣一直就是南北交通輻輳之地，東西文化的交匯之所，任何人都想控制它，但也都不會真正愛惜它，因為總有其他的強者想佔有它，所以它也就是一個不易使人「久留之地」。1994年他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就提出台灣是一個具有「場所之苦」的地方，所以他要居住在台灣的人要愛台灣，以台灣為優先，由此論述出發，他認為一心只想反攻大陸的人，就只將台灣視為「基地」、「跳板」，自然不會真正愛台灣，以台灣為優先；從政治民主而言，是區割台灣和大陸並建立台灣「主體性」，因為台灣和大陸的關係太過密切，兩岸開放交流，則台灣的「主體性」便不易長保，只有當台灣和大陸之間，存在巨大的制度差距，才有可能將台灣和大陸加以區割，並為了永保台灣的「主體性」，所以採用民主政治的普選方式，則一方面將政權永遠保留在要愛台灣，以台灣為優先的台灣人之中；另一方面則有利於建立台灣的「主體性」。從「社會正義」而言，這恐怕和李在青年時期研讀的馬克思的著作有關，之後李的博士論文，也和農業相關，因此他十分重視農民和勞工的社會處境。他認為政府就是為了解決人民的生活，改善人民的生活而存在的，特別是農民的生活與生存。假設李登輝是從上述的觀點出發，來對映現實的台灣種種，肯定有許多話要說。

其次是台灣的變化：台灣在陳水扁執政以來確實出現了三個明顯的變化：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台獨」的政治價值原本在於彰顯「台灣主體性」，而「台獨」的道德價值則在於培養「台灣優先」，而今則被扭曲成為貪腐者的擋箭牌，以致現在這個李登輝眼中已經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還被陳水扁綁架著去追求「法理台獨」，以掩蓋其個人與家屬的貪腐行徑，然而現階段「法理台獨」是根本做不到的，而陳裹脅台灣人民去作一個現階段不能實現的政治目標！因此李才提出「統、獨」是假議題，而此一假議題的發展又是外借中共的打壓，內挑島內的族群矛盾為「燃料」，以勝選奪權為目標，於是引發島內的「民主內戰」，使台灣的政治空轉了七年，造成政治價值的扭曲和經濟的衰退。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近六、七年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一直徘徊在負成長和4%之間，國民的所得停滯不前；而台灣的企業又不斷出走，以致台灣，特別是中南部民眾的失業情況，一直未見改善，台灣的經濟發展將何去何從？而陳水扁政府在經濟政策上除了鎖國式的希望切斷兩岸的連繫之外，特別是民進黨政府朝令夕改，結果造成台灣與大陸經貿失衡，資金、人才和技術紛紛外流，影響人民生活，與美、日、東南亞的經濟紐帶也打不開，以至台灣在區域性的經濟體中日趨邊緣化；在此種前景的壓力之下，台灣的內需市場也無法提升，自然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經濟的前景只能是每況愈下，當政者豈能只顧選舉奪權而無力謀策治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台灣人民面對陳水扁及其家人的貪腐，而不知以選票加以懲處；民進黨的執政者面對台灣民眾的痛苦指數升高，自殺率的攀升，而完全無動於衷，反而可以用保衛本土政權，捍衛台灣之子等一類的意識型態式的口號，愚弄人民，而人類社會中的基本公平、正義幾乎蕩然無存，這樣的社會前景確是足堪憂慮的。總之，如今的台灣，在政治上表現為族群鬥爭，在經濟上表現為坐困愁城，在社會上表為喪失價值。若再不思對策，台灣的沉淪，指日可待。

其三是大陸的變化：大陸在胡錦濤執政之後，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第一是中共的綜合國力明顯上升，其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也大不相同，如果說在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世界的問題是在猜測中國是否崛起，到了現在世界的問題已經是如何因應中國的崛起；此一變化過程十分值得重視和需要瞭解。第二是中共對台政策的改變，套用李登輝自己的話說「是比較實在，態度也不再那麼強硬」，一旦中共採取務實的、柔性的對台政策，台灣就很難不受中共的影響。如今兩岸之間私下交流高度頻繁，必然衍生許多問題，因為沒有溝通平台，因此不能正式交涉，不但問題不能解決，而且產生更多的誤會，無法澄清，兩岸衝突的風險可能增加，這自然對台灣也十分不利。

其四是國際的變化：二十一世紀的國際社會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加速到來，前者帶來國際利益格局和國際權力格局的變化，中國的利益和世界的利益越來越一致，影響所及，中國的價值和世界的價值（主要指西方世界的價值），也越來越有對話和融合的必要，因此中國的崛起一方面是受世界的影響，另一方面崛起過程中的中國也必然影響世界；至於後者其影響力更大更深遠，在全球一體化以及地球村時代的來臨，使得台灣不能不思考如何重新安排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以便使台灣在全球化中重新定位自己；這兩種巨大的變化都突顯出「後現代政治」多元化和多極化的特徵，此一特徵代表著國與國之間，重新面對一種又合作又競爭，邊合作邊競爭，合作中競爭，競爭中合作，長期合作短期競爭，戰略競爭戰術合作的複雜框架之中，同時在「後現代政治」中也同時突顯出國家的強化和國家的被解構的特徵，在這種複雜的、混沌的形勢下，台灣可以憑藉其小而靈活的特點，在快速的調適中建立自己的模式，然而忙於選舉掌權的民進黨，完全不問世界的變化，也無力因應這些變化，徒然消耗台灣可能發揮的優勢，確實令人著急。

三、對 策

面對不斷沉淪的台灣，面對不斷變化的外在環境，李登輝分別提出了政治、經濟、社會和兩岸四個方案，企圖來解決問題。在政治部份是以「主體政權」，來消弭「統、獨」與族群惡鬥的內耗，在「主體政權」的論述下，台灣的政權是「獨立」的，所以對李而言，台灣民主化的過程，就是台灣獨立化的過程，因為台灣人以往爭取台獨的對象是「外來政權」，而「外來政權」的標誌就是非經過台灣人民選舉產生的政權，如今台灣的政權，它是由生活在台灣的人民所決定的，因而內在的「統、獨」已經解決；而這一群「生活在台灣的人民」，就是被李登輝稱之為「新時代的台灣人」，以往李曾經用過新台灣人，但此一提法仍是以時間劃分來區割台灣人民。其實和本省、外省的劃分，只在於是否接納外省人為台灣人而已，如今是以空間論述取代時間論述，才能從根本消除「劃分」的必要，有了「新時代的台灣人」的論述，自然族群惡鬥就不能成為政黨的政治資源；清楚地意識到「主體政權」的現實，「統、獨」之爭當然是假議題；此一論述便是李登輝想提出的「中間偏左」路線中，在政治上的「中間路線」。而消弭「統、獨」與族群惡鬥的台灣民主，才能非民粹化，也才能認清台灣當前的問題所在，提出適當的解決之道。

在經濟部份是以對大陸的經濟應以「雙向、開放」，來糾正民進黨的「單向、鎖國」的錯誤，李解釋自己早期的「戒急用忍」政策並不是不能和大陸有關，經濟應該是雙向，使台灣的資金有出有進，然而以現今的台灣想要再現「四小龍」時代的輝煌，形勢上已不可能，因此也要大膽開放大陸的資金來台，並且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讓台灣也能成為大陸客的購物天堂，他還補充說「不要把每個大陸來的，都當特務」。換言之，李登輝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的路線從疏離中國大陸到擁抱中國大陸，何以有如此巨大的轉變，應該說與大陸的變化是密切相關的，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他在《壹週刊》所說的：來自大陸的邀約接踵而至，如果能成行，還真想把五千年前孔子周遊列國的路走一遍的說法，其實是他此時內心的想法；因為他想瞭解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歷程，所以說他的經濟政策是十分明確地向左轉。

在社會部份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人最重要的是有良心，心要有正義」，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重建台灣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前者的辦法就是經濟政策的左轉；而後者則表現為他對極獨人士，以台獨的名義去維護陳水扁及其家屬的欺騙和貪腐，從而犧牲了台灣社會，以至任何社會都必須堅持的「公平、正義」的價值觀，是非常不悅的，在他看來如果人的心中沒有了「公平正義」的價值，在死後是要接受審判的。而對「小老百姓生活」的關懷，以及對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的追求，恰恰就是階級的關懷和社會主義的價值，這就是說，李登輝在社會政策上是社會主義的，是左的。

在兩岸部份提出李登輝回溯了三個問題：一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關係，他強調是一個很特殊的，國家和國家的關係，這句話很重要，特殊這句話本身，所包含的意義，相當的大；但並沒有「兩國論」。

二是成立了「國家統一委員會」提出《國家統一綱領》，在《國家統一綱領》裡面很清楚講「中國大陸已經自由化，民主化，所得平均了以後，我們再來談國家統一的問題，分做三個階段，一步一步來進行。」所以現在台灣和大陸之間的問題，不要用敵對的關係來看，應該台灣的民主化的這個成果，怎麼樣拿到中國大陸去給中國人，中國人也可以享受到這個自由民主的社會。

三是處理現階段兩岸關係的組織：應該成立大陸委員會，大陸委員會以外，就是海基會啊，民間的，因為這些問題的背後，三不政策的這個，不要政府直接來做，用民間來做，海基會以後才有這個，辜汪會談的這種問題，這使得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有個平台，沒有平台的話，對方和台灣之間的關係，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好好處理。

李登輝是以他在位期間的三項有關兩岸關係的作為，來批評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破壞，明顯地認為兩岸之間應該建立的是特殊的關係，有一個台灣可以主導的目標和可以溝通的平台，才是合理的、穩定的兩岸關係。

四、結 語

若干反映：

1、若是按「不以人廢言」的原則來看待李登輝此次的發言，李的轉向假如確有其一致性的，或是真誠的轉向的話，大陸當然應有其可以進一步思考或運用的空間，畢竟在2007年李登輝如果願意來一趟大陸行，對中共而言，無疑是反台獨關鍵年的最大成就，相較之下，陳水扁的修憲之舉必然只是茶壺裡的風暴。但是今年正逢中共「十七大」的人事改組洗牌，各各部門但求無過，各級領導保位第一，因此，類似的開創之舉必然在「寧左勿右」的官場文化中，蹉跎消失，而且還可以用李登輝後來否認、改口等說詞，作為自己研判正確的證據，而不知道如何主動去發掘李的真正意圖，適時把握，扭轉形勢。

2、當然李的論述也有內在的問題：從政治層面來看，李的說法是混淆了獨立的「主體政權」和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民選政權，是可以滿足「主體政權」的論述，但仍不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獨立的「主體政權」想要蛻變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則不可能經由「正名、修憲」等程式，因為當今的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最主要的條件是其他國家的承認，假如台獨人士認為這一部份並不重要，那麼對中共在國際上的打壓也就勿需反彈。從經濟層面來看，李當初的戒急用忍政策中，最為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分散市場，不以大陸為腹地，而且其理由是大陸的經濟情勢不穩定，如今民進黨政府的兩岸經濟政策只是「蕭規曹隨」而已。換言之，除非李承認自己早先的判斷不正確，否則當前的政策大轉彎，就說服不了偏綠的群眾，從社會層面來看，當今台灣社會的民粹化其源頭也是台灣民主的選舉化，於是造成人民對貪腐總統的無奈，總統可以不顧人民生計地搞正名和修憲，所以除非李對台灣社會現象的反省是以民粹政治的源頭覺悟為起點，否則也很難說服偏藍的群眾相信李的改變。

3、台灣的政治人物好像從馬英九以來，都想塑造自己是具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優點，然而這種優點是應該表現在為人處世的品德方面，而不是不顧時代變化地墨守成規，所以蔣經國從「三不政策」到開放探親，沒有人說他不守誠信，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一樣也有「朝令有誤，夕則改之」的紀錄，也沒有人說他不守誠信，現今的的李登輝、陳水扁確實具有「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特徵，只不過這個「一」是變，以變為擅就是騙，想要正名，必先真正認識自己的錯，才能使人相信其變的邏輯和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