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岸交流談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

李允傑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壹、前言

兩岸開放交流近二十年,總結歷史經驗,這二十年呈現一個弔詭的現象:兩岸間經貿關係日益密切,政治上依舊是難解的僵局,即所謂「經濟熱、政治冷」。2005年兩岸貿易額達創紀錄的912.3億美元,台灣享有順差581.3億美元;另一方面,台灣的執政黨持續試圖通過制憲公投推動法理台獨;在教育上推動「去中國化」的文化台獨。即便台灣的泛藍政黨(國、親、新)與中共建立了兩岸政黨的交流平台,獨派在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中仍然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兩岸關係的發展仍然潛藏著不確定性。雖然這個不確定性暫時由北京、華盛頓共同控管,但兩岸緊張與衝突的因子並未根本消除。

2005年3月大陸頒布《反分裂國家法》。2006年4月,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美演說,提出「三和」:一、中國和平發展;二、中國國內和諧發展;三、台灣海峽兩岸和解。在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架構下,胡錦濤提出兩岸關係的務實路線──防獨重於促統。亦即,兩岸關係的演變不能危及中國和平崛起的總目標。對北京而言,如果台灣加入中國崛起過程,在共同發展過程中維持和平穩定,在逐步整合過程中獲得雙贏,那是最好的情況;如果最高目標無法實現,那麼台灣應安於現狀不至於妨礙中國的和平崛起,統一問題讓時間和形勢決定。如果台灣分離主義勢力將大陸領導層確定的和平發展戰略機遇期視為台灣和平獨立的機遇期,將使二者之間的衝突尖銳起來。

貳、台灣民意與兩岸關係

「統一」在短期內難以達成,那麼保持台灣不獨,便是中國當前最高戰略目標。可是台灣統獨力量有消有長。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歷年來所公佈《重要政治態度趨勢分佈》資料顯示,台灣民眾的自我認同呈現相當幅度的變化。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從1992年的17.3﹪上升至2003年的41.5﹪,成長幅度達2.3倍,自認中國人的部分則以1992年的26.2﹪驟降至9.9﹪,自認為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則維持在45﹪上下。這些數據應可說明台灣在推動兩岸政治性談判時的消極與緩慢之原委。

相較於台灣民眾自我認同在近十年的大幅變化,對於兩岸最終走向究竟是統一還是獨立的選擇依舊平穩,未有太大變動。選擇維持現狀者,長期以來在30﹪至39﹪之間,值得注意的是主張永遠維持現狀者一直有上升趨勢,以1994年不到10﹪的支援率升高到2003年的16.6﹪。另外,讓人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主張盡快統一與盡快獨立的部分則分別有下降和上升的趨勢,儘管主張獨立的支援率約在20﹪上下,但加上主張永久維持現狀的民眾,已佔全體民眾三成五上下。總的來說,這十年間台灣民眾對統一的立場傾向並未見明顯增減,但表態支援獨立的民眾則有緩步上升的趨勢,二○○五年連宋相繼訪問大陸之後,傾向獨立的支援率有下降趨勢。

經過民主化,台灣已經形成「選票出政權」、「選票至上」的政治鐵律,任何執政黨或主要在野黨都不可能違背主流民意與大陸統一。決定兩岸分合走向的權力除在台灣當局,更在台灣人民手裡。統一和獨立確實都不是目前台灣人民的主流民意。今天台灣人民的主流民意是兩岸和平與維持現狀。

參、重建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

胡錦濤的對台政策凸顯「重視民情」的思維,從過去「寄希望於台灣當局」轉為「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經歷連胡會與宋胡會後,北京送給台灣的禮物,可謂具有高度善意,對於爭取台灣人民好感頗有助益,在台灣人民與台商之間產生相當程度的迴響。尤其在「經濟」需求層面,感受最為深刻。近兩年,我們看到台灣企業界人士表現出來的支援共同市場願望,也看到原來的「挺獨」人物變成「反獨」人士。台灣農會和旅遊協會在往大陸銷售農產品問題或開放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問題上與執政當局的政治利益衝突。這些都是在不同層次上表現出來的某種經濟「需要」。

但是,除了經濟層面的動力外,文化層面與政治層面的對話仍然十分重要。首先,就文化層面而言,兩岸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在近代文化認同上因歷史遭遇不同而形成差異;而在當代兩岸文化問題上還存在抗爭的一面。民進黨政府推行的去中國化運動是企圖以台灣本土文化對抗中國現代文化,強調兩岸政治文化的差異和不相容。

如果我們僅僅以傳統文化作為武器,跨越近代文化的差異,從民族大義的高度批判台灣,讓台灣社會放棄文化方面的對抗,效果只能事倍功半。共同的願景設計對「分治和解」的雙方產生趨同的動力作用。

從目前的狀況看,兩岸缺乏共同媒體。台灣的新聞媒體主要以台灣社會為對像,兩岸之間缺少交集,並容易形成文化圈的分離。香港鳳凰衛視有兩岸共同媒體的一個基本雛形。但從台灣看它還是更像大陸媒體而非兩岸媒體。可以稱得上是兩岸共同媒體的媒體應當將政治紛爭淡化,更加注意兩岸經濟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流。

其次,就政治對話而言,過去大陸方面邀訪對像絕大多數是泛藍的政治人物或學者,較少跟綠營接觸。但「防獨」目標實現與否,關鍵在12.9﹪「傾向獨立」與20.8﹪「永遠維持現狀」的民意板塊變動。換言之,以統獨光譜來看,淺綠與中間選民佔了三成三的民意,他們既非台獨基本教義派,亦非不可妥協的「台灣民族主義者」,而是比較重視現實的政治制度與經濟議題,大陸當局沒有不爭取這塊民心的道理。

政治對話與溝通可以化解不必要的誤會;進而瞭解彼此的想法。所謂「淺綠」的定義,是「有條件的支援台獨」;反過來說,他們也可能是「有條件的支援統一」。譬如說,某些淺綠民眾現在雖然傾向獨立,但也同意「當中國民主化之後,不排斥兩岸統一」。兩岸間的接觸與互動一方面可以調整彼此的看法或疑慮;另一方面也可以經由情誼的建立,逐步累積信任感。這些都助於台灣「不獨或反獨」力量的增長。

繼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二○○五年推動搭橋之旅後,國民黨主席馬英九近日亦拋出藍綠和解並願為民進黨與北京牽線的訊息,其實有兩方面意義。一方面,過去北京只與藍營打交道,在總統大選經常被民進黨替國民黨貼上「中共同路人」的紅色標籤,馬的說法是針對二○○八年綠營的「抹紅策略」事先施打預防針;另一方面,馬英九也確實看到,如果民進黨願意與對岸和解,則兩岸關係將會建立往共存共榮正向發展的動力。最明顯的例子是民進黨的新潮流大老洪奇昌委員,曾數度到大陸進行交流、考察與對話,如今在民進黨內他是主張兩岸三通、開放經貿最力者。這說明:如果綠營人士能夠親身來大陸交流、體驗,就會在兩岸關係議題上有比較宏觀、務實的看法。

至於邀訪的主辦單位,不妨由上海做個「先鋒基地」或者「核心窗口」。上海擁有獨特的條件:對外開放最早、聚集台商最多、國際化程度最高;同時是個具備工業、經貿、金融、觀光多重功能的國際大都市。相對於北京而言,上海的政治敏感性較低,對綠營政治人物有較強吸引力。初期可定位為兩岸民間文教交流,不必過早提高調到「政治對話」層次,逐步累積彼此的信任,降低雙方的敵意。

回溯歷史,兩岸關係越緊張,支援台獨的民意就上升。根據陸委會的統計,在1999年8月與2002年12月的二次民調中,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的一個月後,台灣內部民眾主張盡快宣佈獨立的比例是12.2﹪,是陸委會歷年調查中唯一超過二位數的一次。另外在查德與台灣斷交,而陳水扁隨隨即提出「一邊一國」主張後的四個月,台灣民眾主張盡快宣佈獨立的也有5.9﹪,但認為維持現狀以後獨立的答詢者也創歷年最高的21.5﹪。相反地,兩岸關係越緩和,支援台獨的民意則較為收斂,連戰與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後,大多數台灣民眾是給予高度評價的,支援台獨的民意有下滑現象。無論如何,兩岸間善意的交流與對話,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肯定起到正面推進的作用。

肆、結語

兩岸關係發展的動力,除了來自經濟層面之外,還需要更多的文化層面交流與政治對話。兩岸農業交流與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後,在經濟互惠上取得一定的成果,未來一旦兩岸三通,必將加深兩岸的經濟相互依賴。然而,經濟的互賴並不保證兩岸關係必然穩定發展,文化與政治的交流仍是不可或缺。基於此,筆者在此提出四點呼籲:

(一)出版品交流。一些台灣出版專業的教科書和發揚中國文化、促進民族融合的書籍,在台出版發行後,應可開放進口大陸。帶動台灣出版業出版可以兩岸「一體化」的書籍。而大陸翻譯西方原典的速度快,台灣應開放在台同步發行。

(二)媒體交流。兩岸媒體應彼此開放登陸交流。大陸可首先開放台灣媒體登陸,包括平面媒體和電子媒體在兩岸同時發行,辦法可以另行研議。例如,由台灣媒體分版、分段,有兩岸的共同版面和時段,也有分別的版面和時段。

(三)人才交流。目前大陸已經開放聘請台灣財經學者前往專任教學研究,但範圍似乎可以再予擴大,可以包括法、政及兩岸問題研究專家。台灣方面也應開放邀請大陸學界菁英或知名專業人士來台進行短期研究或講學。

(四)邀訪淺綠菁英登陸。大陸應有計劃地邀訪泛綠的各級民意代表及本土社團菁英(以台獨意識型態不突顯者優先),進行交流與對話,爭取這三成民意的理解(甚至認同),減低「急獨民意」攀升的或然率。上海則可以做為邀訪計畫的優先窗口與領導城市。

總之,唯有經濟、文化、政治三個層面的交流工作同時俱進,才能落實建立兩岸關係穩定發展的有效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