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本省菁英的不當之處

自1990年11月李登輝政府設置「行政院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以來，好似開啟了二二八番朵拉的盒子(Pandora'sbox)，在分離主義者的精心運作下，年年追求歷史真相，但真相似仍撲朔迷離。十八年來，有關二二八的研究，似從昔日的白色恐怖禁忌轉化成今日的綠色恐怖禁忌。例如對「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八天本省暴徒大肆殺戮與迫害外省人乙事，綠色博士、學者的研究與報告，甚至教育部嚴審的歷史教科書等，都不約而同地全面淡化，甚至絕口不提；此外，就是鋪天蓋地地不提本省政治人物在二二八事件的不當之處。也就是以言論暴力，塑造本省人是事件受害者的政治神話，奪取道德的制高點，凝聚台獨基本教義派的強烈分離意識。

蔣渭川(宜蘭人，1896年生，宜蘭公學校畢業。幼時其父嚴督誦習論語四書，約二十歲時復再修習五經等漢文一年半，其兄蔣渭水是日據時期深具漢民族情操民族主義運動領導者。蔣渭川曾多次協助其兄從事政治運動的財務籌募，復曾於1930年夏赴祖國廈門、漳州、入龍溪拜祭祖廟(蔣渭水於1931年8月因病去逝)。1935年春，蔣渭川熱烈參與歡迎來台的中華民國駐日大使董作賓。1939年，日人在台辦理第二屆官派民選各半的地方選舉，蔣渭川參選並當選為台北市市會議員。是屆台北市市會議員共37人，其中官方的任命議員20名、民選的選出議員17名(其中台人9名、日人8名)。

台灣光復後，蔣渭川結集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農民組合、台灣工友總聯盟四個舊有團體同志，並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張邦傑，籌組民眾黨。是時，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初抵台灣，偶悉此事，經聯繫得於前台灣民眾黨重要幹部廖進平家中面晤蔣渭川，告以不宜組黨之義。蔣渭川逐於1946年1月6日改為成立「台灣民眾協會」，會員多為前台灣民眾黨的成員，頗為活躍，致為陳儀注意，而欲將之解散，然以李翼中未能同意，乃欲其善為勸喻。後蔣渭川接受李翼中之善商與長官公署的命令，於4月7日將該協會改為「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並在全省各縣市成立24個分會，會員增至上萬人。

「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包括蔣渭川、王添燈、廖進平、呂伯雄、張晴川、白成枝、黃朝生、王萬得、李仁貴等多人，並由蔣渭川任常務兼總務部長、廖進平任常務兼宣傳部長、張晴川任常務兼經濟部長、王萬得任常務兼組織部長、黃朝生任常務兼財政部長。「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以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的二樓為事務所、一樓為書局、三樓為蔣渭川的住家。

1947年2月27日傍晚，因查緝人員緝煙毆擊煙販，20歲的陳文溪遭查緝人員誤擊，並於當晚十一時左右傷重不治身亡。陳文溪之死，本質上完全是一意外事件，但「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成員卻為此臨時召開會議，決定次(28)日舉行抗議活動。「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當時受不少群眾擁護，其中大部份是大稻埕及萬華一帶人士，有的是半流氓或地方角頭（死者陳文溪即為人稱頭兄大流氓陳木榮之弟、帶有手下兄弟一千餘人），經聯繫後都準備28日參加抗議活動，民眾於28日上午八時分別在台北橋頭及萬華龍山寺集合，並由該會成員廖進平與呂伯雄起草抗議條文。

是時，黑道流氓親友迅速集結群眾遊行。2月28日大早，流氓頭「密婆吉」(密婆台語是「蝙蝠」或「夜婆」)林秉足獲悉死黨好友陳茂己的三叔陳文溪遇害(27日晚11時左右陳文溪傷重不治身亡)，即出面找「大頭鼓亭」的負責人陳財(綽號叫「大頭仔」)，請他派人打獅鼓、吹嗩吶，並要立即出發上路，所需花費由林秉足負擔。陳財臨時找人不易，僅答應提供大鼓與鐃鈸，後流氓頭「密婆吉」林秉足找得獅鼓後，即與角頭陳茂己、「提松朝仔(意指話多者)」莊傳生三人也率眾參加。上午八時許，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協助下，大稻埕民眾聚集大橋頭廣場（今台北市大橋國民小學附近），由該會常務理事張晴川(台北市參議員)任總指揮，自北南下；另一方面，聚集在萬華龍山寺的群眾，則自南北上，兩組隊伍的遊行抗議，終至形勢失控，釀成二二八慘案。

2月27日晚台北市發生緝煙誤殺陳文溪事件，「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廖進平、呂伯雄與張晴川(台北市參議員)等人，連夜發動群眾遊行抗議。「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利用意外事件，推波助瀾，發動群眾遊行，對行政當局施壓，其謀取個人政治利益之心，似昭之若然。在隨後數天的變亂中，張晴川等人仍續扮重要的角色。例如張晴川以台北市參議員身份，自3月1日起即與其他台籍政治人物，聯袂多次晉見長官陳儀。

官方在其(3月3日)的乙份密電稱，「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代表蔣渭川應邀與陳清汾及台北市參議員(政治建設協會會員)張晴川、台北市參議員(政治建設協會會員)李仁貴等人，由憲兵團團長張慕陶陪同，於3月2日上午10時30分在公署面謁長官陳儀，商討如何解決危機。言中暗示，暴動是由他們領導，並稱「現覺過去皆非，請求長官不予追究，倘獲保證，即可命令流氓停止活動」，陳儀當面應允。惟蔣渭川稱「海南島返籍之台人，余難指揮，但當命流氓勸導，力謀恢復秩序」；事實上，蔣渭川旋運作海南島返台前台籍日本兵等於三天後，突然成立「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此亦體現，身為本地人的政治人物蔣渭川，對當時社會底層不穩勢力的脈絡與動態，相當清楚。

3月3日上午10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開第二次會議，由潘渠源副議長代理主席，會中廖進平稱「事件發生後，本省與外省交通、通訊斷絕，要向國內外宣佈此事件之意義」。表決結果，推廖進平為通電文起草委員、李萬居為通電全球委員，並決定由廣播電台廣播全球。廖進平之舉，大有好似惟恐天下不亂；是時，同為二二八受難者的外省人《大明報》總主筆艾璐生則提議邀請各報負責人乘車到各出事地點去看，並乘機勸導各肇事人不要感情衝動，應靜候政府做公平合理的解決。艾璐生提出這種息事寧人的辦法，受到其它同業的支援，於是用兩張大白報紙寫上「上海《申報》、《新聞報》、《大公報》、《國是日報》、《大明報》、《民報》聯合採訪車」。艾璐生的做法、與「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的做法，在當時局勢如此惡化之際，何者較能使事件朝良性互動的方向發展，是顯而易知的。

再者，試問如果是在日據時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諸君敢利用社會意外事件，動輒發動大規模的遊行事件嗎？又如果日本台灣總督私下勸「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取消遊行，該會敢不聽從嗎？然而「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諸君卻利用祖國陳儀政府視台人為骨肉同胞的寬容政策，居然三翻兩次地，藉其本地人人脈關係，策劃啟動群眾遊行，推波助瀾，擦槍走火，釀成瘋狂毆殺外省人的大暴動，續而添火加油，似惟恐天下不亂，終致衍成二二八慘劇。故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諸君，闖下如此滔天大禍，難道沒有責任？難到沒有滔天的責任嗎？

3月5日，「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除致電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請轉國府主席蔣介石，「千祈勿派軍隊鎮壓」外，該會也於同(5)日致函美國駐台北領事館，請其經由美國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轉達該會致總統蔣介石的信函，請求勿派軍隊來台，因台省民變純粹是為了反對貪官污吏及要求政治改革，別無他圖。

就在「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分別從兩個管道，力圖阻止國府派兵來台的同一天(3月5日)，由蔣渭川所領導的「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於上午10時在中山堂舉行成立大會，到場青年數萬，其中以職業青年失業青年及一部份學生為主。該會12時許閉幕後，即開幹部會議，決定限下午二時完成，台籍陸海空軍人員依志願制的組織，編成大隊與中隊。下午五時，該同盟即於蔣渭川的三民書局，再次舉行幹部會議，約七時許散會。且情報顯示，該會已號召曾受陸軍訓練的青年，於是(5日)夜於台灣大學集中。受海軍訓練的青年，於是(5日)夜於太平町集中。受空軍訓練的青年，於是(5日)夜於松山機場附近集中。該會並旋於3月7日在新竹市、台中市、花蓮等地成立分會。

「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此一數萬青年到場，並號召前台籍日本兵參加的組織，突然出現，宛如第二武裝力量。依該組織的綱領及《時局宣言》，可說是打著藍旗反藍旗。此事引起與蔣渭川關係密切，且對蔣渭川多所照顧的中國國民黨省黨部主委李翼中的詢問。蔣渭川答以「游彌堅發動組織本同盟，中途而輟，余以活躍台北市內者，殆以海南歸來之失業青年為多，藉此同盟為號召，然後居中指導以撫循，或有裨於事件之寧息。所謂建設高度自治，一時虛假之辭，無大礙也」。

蔣渭川此一答案有夠虛假。依常理言，如果蔣渭川組織「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是善意地協助陳儀解決困難，則在社會動盪秩序解體如此紛亂的形勢下，試問如此大規模的動員海南島歸來前台籍日本兵的失業青年，並將其組織起來。如此大事，為何官方事前不知道？為何連與其關係密切的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也在狀況外？何況前一天(3月4日)「台灣省自治青年同盟」所散發的檄文是「高度自治乃台灣唯一光榮之路」。

很顯然地，蔣渭川可說是采兩手策略，一面經由國民黨省黨部與美國駐台北領事兩管道，請蔣介石勿派兵來台，一面瞞著官方迅速地將前台籍日本兵組織起來，甚至還編成大隊、中隊，宛如成立第二武裝，其意圖為何？在官方立場看來，就是「準備與增援國軍周旋」；世界上任何政府，也不會容忍類此體制外的第二武裝。故國軍登陸3月9日開始平變，局勢稍穩後，陳儀當局立即於14日，以事變中該會「公開徵調日本時代退伍軍人，及當地暴徒背反國家」為由，下令解散「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

3月5日晚，陳儀在其與往訪記者詳談時，坦言全省當時僅有外省公教人員一萬三千餘人，他們均自工作部門退出，由台人取而代之，官方所能保有者，僅公署及軍方而已，且政令不出署門，政權僅餘軀殼。「處委會(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實際成為另外設立的「民間政府」，該會的決議，即為今日的政令。陳儀深感此種局面，實已難於壓服，且懼問題國際化，影響台灣領土主權。故陳儀苦思之下，為確保領土主權完整及避免共產主義化，只要台灣同胞遵守此兩原則，他將允諾任何要求等語。

次(6)日上午，長官陳儀與蔣渭川單獨會談半小時，蔣渭川承諾台灣永為中國的一省與台灣不共產化兩抽像條件，陳儀也同意了蔣渭川所提的種種具體要求，且旋宣佈其與蔣渭川決定之處理目前問題的兩大原則：一、台灣絕不可離開中央，永久為中國的一省份。二、台灣絕不使其共產化，實行三民主義。是(6日)晚八時半，長官陳儀再次向全省台胞廣播，除同意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外，甚至同意於7月1日舉行普通直接民選縣市長，至於過渡期間，現任縣市長，如果人民有認為不稱職者，陳儀同意由當地人士協商決定，共同推舉三名人選，由他圈選一人暫行充任。

陳儀戎馬一生，堂堂鎮守我國邊疆一方大員，肩負收復我國失土台灣的民族使命，現竟然落得要以許多實質條件，去換取蔣渭川允諾的兩個抽像條件，其情想必是何等的悲愴。不久，陳儀以其在國民黨黨內的地位與受蔣介石的器重，但為民族早日統一俾投入建設，甚至洽系投共，惟事敗未果。故顯然，前述後者所謂避免共產主義化之條件是虛，是做給週遭非心腹者看的，免得在國共內爭之際遭人誣陷；前者確保領土主權完整條件是實。也就是說，陳儀的紅線實際祇有一條，就是台灣永久為中國的一省份，亦即台灣永為祖國領土的一部份，越此紅線，即意味著災難與死亡。

事變直至3月4日，陳儀還曾「密電」呈行政院長蔣(時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內政部張部長、國防部白部長、陳總長，稱「…，兩日來秩序漸較安定。今(3日)晚六時起，交通亦漸次恢復。…」未請調援軍。是(4)日，陳儀還另以「機密」電報，訓令負責南部治安的指揮官彭孟緝，令其「應設法以政治方法解決」。5日夜，陳儀在其與往訪記者詳談時仍云「武力不能解決今日之局面，徒然引起大屠殺、大流血，惹起國際干涉，貽患無窮。故余忍辱負重，擇定和平解決之方式」。也就是說，至少直到5日，陳儀仍盼和平解決二二八事件。

在台北風暴的八日期間，陳儀與本省菁英間，經由雙方直接面晤的互動與協調，陳儀曾先後於3月1日下午五時、3月2日下午三時、3月6日晚八時半，親自三次向全省台胞廣播。尤其是6日的廣播，陳儀除同意將「行政長官公署」改為「省政府」外，甚至也同意於7月1日舉行普通直接民選縣市長。綜觀官方的每次廣播，均作出相當大幅的讓步。回首歷史，在上述三次廣播後的任何時點，「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本省菁英諸君，如果能立即見好就收，局勢的發展，當可和平落幕。然而，處委會諸省籍菁英，卻日日逼進，在陳儀每次讓步後，均再大跨步地提出要求，永無止盡。平心而論，陳儀讓步讓到上述的程度，可說也仁至義盡。然而「處委會」諸君未能得饒人處且饒人，未見好就收。

「處委會」諸君反而於第二天(7日)傍晚七時，向長官陳儀遞交「處理意見四十二條」。因為四十二條，黑字白紙，第一條開宗明義是要國軍解除武裝，形同叛亂。陳儀披閱未畢，忽赫然震怒，隨手將之擲地三尺外，離坐，眾人遙聞厲聲。次(8)日，「處委會」部份人士，變本加厲，欺騙廣大民眾，例如王添燈主政的《人民導報》(社長為王添燈)，所刊登的處理意見，將首條要求解除國軍武裝的原文，改成「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以便實現國父建國大綱之理想」，以推卸責任。尤其是，王添燈明知當時台灣正處於有錢買不到米的空前糧荒狀態，但王添燈任社長的《人民導報》，其所刊出的第三十二條，居然惡毒地將原要求依時估價歸還送予中央的十五萬噸「食糧」，改成是要求歸還送予中央的十五萬噸「食糧」，透過大眾傳媒報紙的歪曲報導，使人們誤以為台灣處於糧荒狀態的原因，是因政府將食糧無償地運往大陸了，從而更加誣衊陳儀政府，在當時社會已是十分惡化的動盪，火上加油。

此外，是(8)日下午，「忠義服務隊」、「台灣省青年自治同盟」、「民主同盟台灣支部」等首腦，復假「日華町國民學校」，召集海陸空軍負責人，秘密舉行緊急的聯席會議，預備推翻「處委會」，重組「台灣省政改革委員會」以代替之。至於那些自海南島、日本、南洋、東北返台的退伍前台籍日本兵，以及台灣當地的地痞流氓與無業浪人等，更主張乘國軍未開援台灣之前，以閃電戰術用武力迅速推翻檯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攻佔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及其他各機關，少數人甚至主張成立台灣省臨時民主自治政府，王添燈並擬自任臨時政府主席。同(8)日下午二時，另有一大群民眾及青年學生在「日新町國民學校」召開「陸海空軍人大會」，決議編成決死隊，搜集車輛武器，準備抵抗。由於情勢惡化到如此地步，二二八的災難可說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