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中國崛起的麻煩

一、前 言

今（2008）年3月22日在台灣代表藍營的馬英九與蕭萬長兩位先生以221萬票的差距，贏得第12任中華民國總統的勝選，而且原本國際間，比較擔心的「入聯」與「返聯」的公投案，都沒有通過，此一結果對可遇見的未來的兩岸關係，以至亞太情勢的發展而言，都是件令人感到欣慰的大事。因為「馬、蕭」組在兩岸關係的政策是主張：經濟上相互開放，政治上追求島內的和解，也主張兩岸相互尊重，締造和平；此一主張與台灣過去八年的自閉鎖國和挑釁大陸，利用悲情，製造不安的政策，大大不同，從而提供給台灣一個從激情的政治惡鬥，回到休養生息，重新振作，邁向全球化的機會；同時從中、美兩國的角度來看，台灣此處的選舉結果，也同樣有其放心的理由：對北京而言，「馬、蕭」組的共同市場、「九二共識」是有利於中共的反獨統一戰線的推進；對美國而言，「馬、蕭」組的兩岸政策，也有利於維護和擴大美國在此一地區的利益，因此在3/22之後，從島內到中、美、東南亞相關各國，都對未來的台灣在東亞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和兩岸關係的發展，抱有很高的期待，正如「馬、蕭」組在競選時所用的一句口號「馬，上就會好」，眾人的期待，在客觀上是合情合理的，在主觀上也確有其可能性；然而台灣在2008年大選變天，對兩岸關係而言，其意義應該不僅於交流互利和反對台獨而已，吾人有必要進一步理解其可能性。

二、台灣「二次政黨輪替」對兩岸關係

以選舉為標誌的台灣民主化發展，到了上個世紀的九○年代開始直接選舉總統和副總統以來，其中經過了2000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到今（2008）年第二次出現政黨輪替，此一民主的發展歷程，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其意義應具有以下的影響：

第一、政黨輪替常態化：以往中共在面對台灣時，並沒有將政黨輪替的因素考慮在內，因此在2000年以前只以國民黨政府為對象，其後則以民進黨為對像；對國民黨這個長期的對手中共十分熟悉，因此以招安的心態來對待，一切以共黨為主，否定國民黨的任何建議，因此，連國家統一綱領也不接受，其心態是反正有時間等國民黨自變；對民進黨則是因為完全陌生，有所顧忌，也不敢隨意接招，八年期間完全在認識民進黨，在心態上雖然不喜歡民進黨，但在現實上也作了一旦民進黨長期執政的準備；但是今年的國民黨再勝選，使中共認清今後台灣的政治有了自己的邏輯－－政黨輪替常態化，這就迫使北京當局不能不在對台政策的作為上，把握四年為一期的時間規律；同時與執政黨打交道，也不能忽視在野黨；由是觀之，在新的四年裡，北京不僅會和國民黨打交道，也必須想辦法與民進黨有接觸，逐步化「獨」，才是確保「反獨」效果長期化的最佳保證。

第二、兩岸政策共識和政績的背論：對台灣而言，由於每四年一次的政黨政績的總體檢，因此，任何政策都被要求在四年之中，看到績效；此一時間的壓力下，也會逼使執政者將兩岸政策，視同一般的公共政策也以時效加以管制，在任期之內追求政績；在目前台灣政治氛圍中藍、綠仍存猜忌，特別在兩岸關係的政策上，就不易先行尋求島內共識，再圖與對岸的互動；加上有任期的時間壓力下，也不可能先求共識，再去協商，結果反對黨在兩岸議題就會是敵對黨，最後形成執政黨越想在兩岸關係上有成績，在野黨就越是強力杯葛的惡性循環之中；反之，以四年的時間去尋求島內共識，則很容易流於一事無成；結果在兩岸關係中，很容易陷入短線經營，而不易蓄積戰略的效果，也很容易因為內在的壓力，在處理兩岸關係時不自覺地陷入被動。是以在任期時間的壓力下，兩岸政策的共識與政績如何兼顧，便是一個新的考驗。

第三、不獨不統的新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這個政治符號從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就一直被壓縮在台、澎、金、馬四個島嶼，半個世紀以來中華民國政府與台灣的關係，經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到台灣）到中華民國在台灣，再到中華民國是台灣，民進黨八年的執政希望「正名」，也就是要以台灣棄中華民國，此一激進路線在各種壓力下並沒有成功，但是台灣在此激進路線的洗禮下，中華民國已經相當程度上台灣化，此一台灣化的中華民國在處理對外關係上比台獨要務實，比李登輝更靈活，但在兩岸關係上沒有原來中華民國的理想，亦即在面對大陸時已經沒有一份責任感；此一新中華民國具有其自己的主體意識，此一主體意識表現在面對中共時「區割中國，但不盲目反『中』」；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彈性靈活，務實參與」；所以體現在「馬、蕭」組的兩岸政策將是：以「台灣為主、人民有利」為政策目標；以「先易後難，建立互信」為實踐路徑；以「經貿優先，有序推動」為政策作為；以便達成「和平發展，晉陞全球」的政策目標。這一套的政策本質就是「反獨拒統」，「反獨」代表的是新中華民國的現實性，「拒統」代表了新中華民國的主體性。

三、「台灣民主」成為兩岸關係中的「軟實力」

今年在台灣的民主選舉上，有二次重要的選舉，一次是元月12日的立法委員的選舉，另一次便是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對前一次選舉而言，不僅僅是結果出現國民黨在立法院擁有三分之二的席次，如果加上藍營的立法委員則擁有了近四分之三的席位；而且在立法委員的選舉制度上，將「人、黨」分別推選的制度設計所代表的意義是西方式的政黨政治模式，在台灣已經落地生根；對3/22的選舉而言，出現二次的政黨輪替，這是國民黨下野以後，再以全民完全信任付託的情況下，風風光光地重新全面執政；同時馬英九又是以「香港腳」的外省第二代，而能以高票當選，因此，學者對「馬、蕭」組的勝選必然給予相當豐富的意義，從兩岸關係的角度來看，「馬、蕭」組在競選的過程中，有關他們的「大陸政策」可以說是被綠營候選人攻擊最為集中、最質疑的地方，例如：「馬、蕭」組提出承認大陸學歷，「長、昌」組攻擊說是台灣未來將「失業倍增」；「馬、蕭」組提出兩岸直航規劃，「長、昌」組攻擊說是台灣未來將「門戶洞開、安全不保」；「馬、蕭」組提出開放陸客觀光，「長、昌」組攻擊說是台灣未來將「生態大壞、素質下滑」；「馬、蕭」組提出允許大陸資金來台投資，「長、昌」組攻擊說是未來大陸將控制台灣經濟；特別是「馬、蕭」組提出兩岸共同市場，「長、昌」組攻擊說這是台灣被併入「一中市場」；這些攻擊全都是斷章取義，不值一駁，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其實是十分奏效，然而此次的選舉此一「扣紅帽子」招數，則不見有效。個人以為此二場的選舉，在政治上突出了三大意義：

其一台灣的自主意識從以往的封閉性逐步開放：自從李登輝於1994年提出「外來政權」說以來，「本土意識」從而成為台灣島內極其重要的組成元素，「本土意識」就是一種愛鄉愛土的意識，但在台灣逐步被政客炒作成由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政治性的「國家意識」，這就與當今的國際認知出現落差，所以「本土意識」就容易遭受挫折，而挫折的主要根源就是來自北京政權的反對，因此在台灣的「本土意識」，就變成以「反中國」為主軸的自主意識，隨著近年以來，中國的崛起和影響力的增加，台灣的「自主意識」逐漸自我封閉，而淪為選舉內鬥的利器，此次「馬、蕭」組的勝選，從省籍和兩岸交往兩方面，打破了台灣「自主意識」的神化，從而也為開放的「自主意識」打開了機會之窗。

其二在台灣的認同議題上從激情而趨向理性：上述的「本土意識」在台灣內部而言，就被界定為是否「單一認同台灣」為標準，換言之，只能認同自己的台灣人身份，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份，才是真正的台灣認同，而此種排斥性的單一身份認同，原本是不符合社會人、政治人的自然狀態，但在台灣則成為一種時尚，再和上述的封閉意識合流，在島內就變成一種激情「愛台灣意識」，反對與大陸往來，懷疑任何與大陸往來的人，反對一切開放兩岸的措施和作法，對一切與中國有關的信息，都從負面解讀，因此在台灣就完全喪失了理性討論兩岸政策的空間，在兩岸關係上，反中國就是愛台灣，反之就是害台灣，甚至扭曲到媚日、親美，重為日本的殖民地或是美國的地方政府，都可以接受的地步；故而此次「馬、蕭」組的勝選，開啟了台灣認同的理性空間，從而使台灣有機會相對冷靜、客觀地思考台灣的利益，因而延伸出理性思考兩岸關係的空間。

其三台灣民主政治歷經二次政黨輪替，有可能因此逐漸遠離民粹的歧途：以往大家在關心台灣民主發展時，最常遭人詬病的就是以數人頭選出的民意代表，卻常常以動拳頭的方式問政，意識型態的激情主導選舉，執政者只擅選舉而無力執政，特別是2004年的二顆子彈，更為台灣民主發展留下永遠的污名；以致使得西方式民主不適用於中國文化，有了明確的鐵證；然而08年的選舉雖然民進黨仍有其死忠的支援者，然而畢竟台灣沒有被他們綁架，台灣民主也掙脫了他們的桎梏，以執政成績優劣，以執政者的操守、品德，以人民真正的切身感受作為投票的依據，從而作了第二次政黨輪替的決定，重重地，多次地教訓了民進黨，使得民進黨的謝長廷感慨地提出，「以後民進黨與其他政黨不能再爭誰更『本土』，而應該爭誰更『進步』」。如果民進黨新的領導人真正能依此方向，而每次的選舉改以政績體檢，政策論辯，執政操守的評比來教育人民，吸引人民，回歸民主的正常競爭，則台灣就有機會逐漸遠離民粹的歧途，步上民主的正軌。

一旦台灣是因民主而開放，因民主而理性，因民主而行政清廉，更重要的是台灣因民主而產生共識，因民主而團結；我們以為大陸學者和官方就有了客觀看待台灣民主的機會，則台灣民主對大陸的政治改革，就具有參考的意義，甚至具有參考的價值；假如大陸的政治改革有些部份是得自台灣制度，相信對兩岸的互信建立，兩岸的互相尊重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中共對把握四年應有的思考

中共在今年台灣的選舉中，保持著高度而徹底的自制，作到了嚴格區分人的選舉與事的公投完全區分，在人的選舉方面，作到「涉台人士不入島，官方人士不發言，台研學者不表態」的三不原則；在公投方面則定調為傾向法理台獨的重要步驟，不但說服國際主要國家同聲反對、譴責；而且中共也認真作好非和平鬥爭的準備。迄至今日台灣的選舉揭曉，可以說是中共所有預案的最佳選項。面對此一結果，中共當局應如何解讀此一結果，可以說攸關今後四年的兩岸關係，更攸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的東亞格局的走向。

第一、中共視台灣今年的勝利為對台政策的成果，或是台灣人民提供的機會之窗：平實而言，在此次台灣的「勝選」的過程中，中共的沉默、自製在客觀上是發揮一定的效果，甚至我們也可以將國共協議、胡錦濤總書記「十七大」的宣示，以及3月4日胡錦濤主席的再次對台政策的講話，所透露的對台政策的和平、理性、耐心、自信的表現，都可以說為此次台灣的「勝選」增加的正面因素，但是從台灣選民的總體心態來看，應該說大陸的對台政策顯然不是主要因素；因此個人以為這些現象，應視之為台灣大多數的人民是願意提供北京當局一個共創兩岸和平的機會之窗；因為唯有如此，北京當局才能更積極地正視解決兩岸關係對國家發展的意義，集中較大的資源解決問題，因為此一機會之窗代表著台灣人民希望瞭解，台灣如果採取與大陸友善的態度，交流的政策，究竟對台灣的意義為何，而此一機會之窗，看似四年其實真正的時間只有三年，因為到了2011年馬英九開始下一任的競選，而胡錦濤的任期也到了屆退之年，因此，積極的抓住此一機會之窗，是健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至為重要之事。

第二、理性而自信地直面兩岸的政治難題，既擱置爭議，又互相爭論：長期以來，兩岸最棘手的問題便是台灣與大陸之間存在著法理事實與政治事實之間的落差，以致兩岸各執一端，各依其理，是以無法妥善地按照現行的國際法，和政治學理來定位兩岸之間的關係，因而延伸出許多的問題無法解決，過去兩岸之間嘗試由易而難，積累互信，以便突破，結果是一事無成；其後也嘗試以對抗、衝突，積累籌碼，以便佔據有利的談判位置，結果雙方愈演愈烈，幾頻兵戎之境，如今既然台灣人民提供了一個機會之窗，我們就應該一方面在兩岸非政治性議題上，以擱置爭議的方式共創雙贏，積累互信；另一方面也必須另辟別徑，直面難題，雙方完全可以公開己方學者曾提出的構想，從而歸納、篩選若干具可行性，有操作意義的方案，再加深化，進行兩岸學者的辯論；一則將爭吵局限於會議之中，減少在正式場合的鬥爭，傷害彼此的互信，再則也可以經由不斷的爭論，剌激彼此的思考，以便尋找出辦法，如果一時不易尋著辦法，也必須維持溝通的管道，或是激發出暫行之策，總之，官方可以擱置爭議，但學者可以互相爭論，兩線並行不悖，縱無結果，亦無害兩岸。而四年以來，必然有些交集，有些積累，可以為以後的談判奠基。

第三、大陸因素在台灣的選舉中角色的轉折：在台灣選舉的邏輯中，「大陸因素」長期扮演負面的角色，特別是上一世紀九○年代以來，隨島內選舉的激情「大陸因素」更加成為負面的角色，於是中共對台灣選舉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恫嚇、威脅或是對個別候選人的表態，其結果經常和選票成反比，以至於此種負面因素經常為候選人之間，相互抹黑的手段之一；在此情況下，「大陸因素」在台灣選舉中只是絕對的負面因素而已，近幾年來，台灣在經濟發展對大陸的依存度愈來愈深，而與大陸的政治關係則愈變愈糟，此種兩岸關係的政、經背離，官、民異化，終於顯示出對台灣的重大不利，加上從大環境上，大陸的崛起、經濟力的快速提升、對國際影響力的擴大，北京當局開始展現出他的自信，此一自信也表現在對台政策的和平和放利上，在資訊開放的情況下，大陸因素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開始出現變化，以今（2008）年的選舉為例，可以發現「大陸因素」在台灣選民心目中已經有逐步中立化趨勢，此一趨勢的未來發展會是如何，就取決於中共今後的對台政策及其效果，其中又以台灣人民是感覺到兩岸政、經關係逐步調和之後的好處，北京方面和平發展兩岸關係的誠意，以及台灣的公法人地位是否受到尊重三者最為關鍵；假如在今後四年兩岸關係如期改善，台灣因而得利，則「大陸因素」在台灣選民心目中，有可能逐步朝理性化的方向發展，這對整個中國抓住戰略機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肯定是極其重要的條件，故而北京當局必須審慎以對。

五、結 論

對兩岸關係而言，今年是一個重要的機會之窗，然而，兩岸當局也都有其內部的壓力，但是「機會之窗」一如「戰略機遇」，稍縱即逝；是以如何說服內部分歧，形成共識，誠意推動，至關重要；而在此一部份理論上、邏輯上大陸比台灣要容易做得多，是以我們以為大陸方面必須好好的因應此一機遇，才能減少中國崛起的麻煩，增加和平崛起的因素，以期達成振興民族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