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防科技跨越半個世紀(四)

這些新工業的建立，改變了中國工業的原始面貌，為中國實現工業化打下了基礎。以機械工業為例，有飛機、載重汽車、客輪、貨輪、容量1.2千瓦的成套火力發電設備、1.5萬千瓦的成套水力發電設備、容量1,000立方米的高爐設備、聯合采煤機、200多種新型機床、自動電話交換機、以及全套紡織、造紙、制糖設備〔注48〕。

1956年周恩來說「由於努力向蘇聯學習的結果，我國工程界現在已經學會了許多現代化的工廠、礦井、橋樑、水利建設的設計和施工，在設計大型機械、機車、輪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注49〕。是時，獨立設計製造的工業技術水平大幅提高，1957年中國已有能力設計建設一些比較大型的複雜技術工程，例如年產150萬噸鋼的鋼鐵聯合企業、年產250萬噸原煤的大型煤礦、年產7.5萬噸合成氨的化肥廠、總容量100萬千瓦的水電站、65千瓦的火電站等；獨立設計建造1,000立方米的高爐與獨立製造大型精密磨床等〔注50〕；此外，1955年以前，中國在原子能、噴氣技術、電子學方面還是空白，但1958年底時，中國已經有了實驗型原子反應堆和迴旋加速器。另外也順利進展有關導彈、火箭、電子電腦的研製〔注51〕。短短十年不到，中國工業技術一下子跨越了近半個世紀〔注52〕。

中國國防科技與工業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蘇聯不可能容忍中國的日益強大，因此無論是什麼理由，切斷技術援助的時間遲早會來到。1959年9月15-28日，赫魯雪夫第一次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舉行了三天會談，會後發表公報；9月30日赫魯雪夫最後一次訪問中國，第二天與毛澤東會面，正式告知蘇聯正考慮撤回專家的問題〔注53〕。1960年7月6日－8月23日，中國核工業系統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離中國，並帶走重要圖紙資料〔注54〕。

為能自蘇聯大規模引進國防科技，在「一邊倒」塑造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友好的政治氛圍下，中國也為「一邊倒」政策付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成本。例如，在「一邊倒」親蘇政策下的「百花運動」，某些學者認為應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述，甚至抨擊蘇聯學術和蘇聯專家在中國居於統治地位，從而遭致嚴厲打擊〔注55〕。

斯時，留美著名學者錢偉長，在當時有關教育政策的大辯論中，就堅持己見地大肆反對照搬蘇聯的教育制度，其觀點專文曾於1957年刊於《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注56〕。然而，就微觀（Micro）角度而言，錢偉長可能因未涉及外交工作，不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武官、國安官員、顧問、及主管教育文化、財經等各級官員，肯定是將當時中國政情與社會輿情，向莫斯科其原各對口單位匯報，相關分析報告與電報可說常年有如雪片。莫斯科當局綜合所獲各種情資，匯整研析後據以擬定其對華政策。俄人研判若非認為中國真的是「一邊倒」靠向蘇聯（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偏向俄式），中國是不可能獲得蘇聯大力的各項支援。例如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代表團於9月7日抵莫斯科，9日開始分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等五組同時與蘇聯談判，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即10月簽署的《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蘇方談判代表團團長Pervukhin就對聶榮臻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那是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託的朋友〔注57〕。故就宏觀（Macro）角度而言，當時中國能獲得蘇聯如此大力援助，以從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建設，那是中華民族百年的機遇啊！在這個意義上，身為清華大學副校長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的錢偉長，參與國家機要，似未能著眼大局，反以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反對蘇聯的教育制度，從而被劃為大右派。就類此錢偉長的個人而言，可說是中國在那個時代所付出的社會成本。

及後，錢君困頓十餘年，1979年平反，1983年鄧小平親署錢偉長出任上海大學校長的派令〔注58〕。

清季1860-1895年間，滿清中國也曾推動一次國防科技引進的洋務自強運動，斯時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昧於當時的世界潮流，但卻洞悉人性，工於心計，熟諳權力場上的帝王之術〔注59〕，於奪權、保權、擴權，無所不用其極，統御群臣「權奇英斷，足以籠絡一世」，揮金如土，喜好虛榮奢華，但於影響民族存亡之洋務自強大事，卻「才地平常」〔注60〕。是時，我國重金禮聘法國海軍軍官德克碑（Neveve D'Aiguebelle）與日意格（Prosper Giguel）協助，於1876年成立海軍造船工業「福州造船廠」〔注61〕。但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法國因參與「福州造船廠」的建廠，故我國海軍對法毫無國防機密可言。及後法國侵略我國，乃於1884年派其遠東艦隊將「福州造船廠」全面摧毀。北洋艦隊則於1895年的甲午海戰，遭日本殲滅。三十年洋務自強運動心血，付之流水，影響所及，因喪失民族武裝自衛的能力，遭致日本狼子野心入侵半個世紀，中國人所受苦難，說不盡，寫不完。

這一次的國防科技與工業技術大引進，較1860年代洋務運動時的國防科技引進困難千百倍，因為此時中國與世界的科技差距拉大。同樣是從無到有，但1950年時的西方科技已能造出現代飛機、軍艦、潛艇、航空母艦、甚至原子彈。因此，這次毛澤東干綱決斷，以「一邊倒」與「抗美援朝」大外交取得俄人信任。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抓住此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派團絡繹於途，前往蘇聯，競相爭取援助。如前文所提，毛澤東並親自向赫魯雪夫開口，稱中國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對在華的蘇聯專家，生活上悉心照顧，從而使蘇聯願意在一定層次內的技術領域提供大規模援助。

這次國防科技引進的重要意義如後：一、籌辦「哈軍工」，低調機密地為日後國防高科技培育人才。二、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技術的全面引進建設，規模之大，前所未有。1950年代的十年間，約有一萬名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約有2.8萬名中國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前往蘇聯受訓〔注62〕。三、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工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85%，占工農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72.9%〔注63〕，從而建立初步的重工業體系，為自製近代武器裝備奠下堅實基礎。四、毛澤東以降中央各級領導，不尚奢華，崇尚節儉，為強國而全力支援國防科技的引進，科學家們亦無私奉獻，工程人員則努力學習新技術。此一國防科技大引進的國家意識及實現，是清季洋務運動所遠遠無法比擬的。

雖然歷史不能回頭，但可做事後的合理檢驗。例如，當時如果中國外交遊走於美、蘇之間，則因無法獲得美、蘇其中任何一方的高度信任，故中國不可能從美、蘇任何一方獲得類似蘇聯於1950年代及予中國的大援助；如果是「一邊倒」的靠向美國，以美國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一則國會眾口雜舌地審議難以通過。二則任何高科技的工業技術移轉，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是要付出天價的專利轉讓費。更何況在美國遏阻中國振興的國策下，即使中國願意支付天價的專利費，也是買不到的。例如1980年代中美關係熱絡，但在1989年以前整整十年的中美政治蜜月期間，中國是連一件主要武器也未買到〔注64〕。故中國當時即使採行「一邊倒」偏向美國的政策，也不可能從美國那兒獲得類似蘇聯1950年代的援助。

事實上，不但是「一邊倒」，而且是參加韓戰，十萬將士埋骨異域，戰時與蘇聯建立起的革命情感，方換得史大林信任，願予中國一定程度內的大力援助，但蘇聯最後仍於1960年7月棄盟背信的撤離援華專家。換言之，即使是以「一邊倒」的政治結盟與「抗美援朝」為蘇聯頂住東方威脅的代價，所換得的蘇聯援助，也只有短短十年不到。蘇聯拒絕援助核武器、核潛艇等尖端國防科技，在某些關鍵技術也有所保密，欲使中國仿製的是蘇聯第三線甚至是停產的裝備，而非第一線或第二線的最新裝備〔注65〕。惟但無論如何，獲取蘇聯的援助，使中國從無到有地建立了初步的重工業體系與國防科技。總的來說，如果錯過這一次的十年機遇，或未努力把握這十年機遇認真學習，則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可能將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毛澤東作為中國的領導人，他的重大決策，無論正面或負面，例如「一邊倒」、「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抗美援朝」、「發展國防科技」、「發展核武」、「建立重工業」，或災難性的「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美建交」及第三次起用鄧小平等決策，都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的命運。對1949-1976年間的中國而言，可說成也毛澤東、敗也毛澤東。

就成也毛澤東而言，當時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外要抗拒美國對新疆與西藏少數民族的顛覆（1950年代美國曾策動達賴出走並援助西藏叛亂），內要防禦蔣介石國軍的沿海突擊與反攻大陸，且全國文盲眾多，經濟又是歷經五十年戰火的摧殘，其所處的大環境當遠較元明、明清改朝換代艱險。在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勤儉建國，壓縮全民奢侈消費，優先發展重工業，極密發展國防科技，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國防工業，這在十年前的1950年，是不可想像的。

回顧1950年代國防科技與重工業大引進的這段歷史，宜實事求是，以事實結果檢驗歷史。回首往事，當時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外交政策，可說是那個時代的唯一選擇，它為中華民族爭取到國防科技與重工業百年未遇的建設機會。在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等一代領導的爭取引進與規劃，錢學森等一代科學家的無私刻苦奉獻，廣大工程技術人員與建設兵團等的萬眾一心，艱苦學習新技術，爭分奪秒地珍惜這十年，才使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一下子跨越了半個世紀，從而為日後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建立，奠下堅實基礎。那是一代中國人壯烈篇章的強國夢，是我們民族的光榮與驕傲。 【全文完】

〔注48〕同〔注45〕，pp.268:284:287.

〔注49〕同〔注44〕，p.6.

〔注50〕同〔注45〕，pp.287-288.

〔注51〕同〔注8〕，p.530.

〔注52〕同〔注45〕，pp.287-288.

〔注53〕同〔注31〕，pp.60-61.

〔注54〕同〔注8〕，p.586.

〔注55〕同〔注10〕，pp.222-236.

〔注56〕錢偉長，《八十自述（1993）》，錢偉長學術論著自選集。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p.602.

〔注57〕同〔注28〕，p.5.

〔注58〕同〔注56〕，pp.635-636.

〔注59〕隋麗娟，《說慈禧》，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2月，p.253.

〔注60〕李恩涵，《近代中國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年8月，pp.69-71.

〔注61〕林崇墉，《沈葆楨與福州船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pp.242-246.

〔注62〕同〔注10〕，pp.161-162.

〔注63〕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0年8月，p.166.

〔注64〕余陽，《中國武器亮相透明程度空前》，《廣角鏡》，420期，p.52.

〔注65〕同〔注28〕，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