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太陽旗帶來的警訊

三月二十日當台灣選舉新任元首進入高潮之際，親綠的民視電台播出了藏人在首府拉薩暴動的消息，政府出動治安人員鎮壓暴亂，因此引發了許多海外的抗議活動，陳水扁危言聳聽地撒下漫天謊言，聲稱在拉薩死傷了八萬多人，並拘捕了二十萬人眾，最為刺眼的是在華府中國大使館前的抗議群眾裡，三位日本人扛著他們的國旗，夾雜在群眾裡振臂吶喊，特別顯示出日本人的霸氣與橫蠻無理！

西藏是中國的內政問題，就如魁北克之於加拿大，干卿何事？何勞萬里之外的日本人在中國大使館前耀武揚威！這一行為充分地暴露了日本干涉他國內政的猙獰面目，令人可憎亦復可恨，此種行徑實應由國際社會群起而誅之。所幸東京與拉薩相去太遠，日本政府尚不能藉「周邊有事」而挑起另一個甲午戰爭。

選擇了奧運前夕來發動這一類的示威，很難使人相信背後沒有一隻推動的黑手，又選擇達賴喇嘛的生日（三月十一日）發難，能說是巧合嗎？達賴拿了諾貝爾的和平獎金，不得不在此緊要關頭呼籲「和平談判」的陳腔濫調，但影星李察吉爾之流卻藉此大事煽風點火，美國眾議院議長波諾茜也把握時機地與達賴同時出現在媒體之前表態一番。所幸幸災樂禍的美、日官方只要求雙方「自製」而一筆帶過。

筆者生長於八年抗日的動亂期間，因此對二戰後日本右翼份子的所言所行特別敏感。戰敗後日本之傲慢僅限於言詞，最後的一位台灣日軍谷川清於被遣返時僅傲慢地誓言：「我們還要回來的！」但冷戰既啟，他們便狐假虎威地與英美等國大肆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企圖為他們「還要回來」的野心鋪路。石原慎太郎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曾毫不諱言地宣稱：「中國把在民族上有相當差異，一直擁有獨自文化的台灣說成是本國領土的一部份是霸權主義。」但他渾然無知地忘記了在日本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雖然培養了一批皇民，但卻沒有一位不願認祖歸宗地恢復其原姓趙、錢、孫、李，即岩里政男亦不例外，「我妻七八郎」而今安在哉？石原把中國決心統一台灣說成是「併吞」，竟狂言道：「當初聯合國作出的決定，將台灣歸屬支那是何等地疏忽大意！」

令人不齒的是此種言論，在今日竟被某些政客奉為圭臬，並被少數人引為在台灣搞獨立的理論根據，甚且被引為反對兩岸和平統一的依據。這些皇民化的政客，絕口不提在日據時代所發生不絕如縷的台灣民族運動。可怕的是在過去的二十年來，御用的學者們秉承「台灣之子」的「去中國化」政策，大力篡改歷史，在國中一年級「認識台灣」的教科書裡，大力頌揚「通過殖民化以達成現代化」的理論，企圖使台灣成為與中國大陸截然不同的兩個不相干的國度。

自認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民主之父」更毫不汗顏地美化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說成是促成台灣現代化的「有良心統治」，並極力想去參拜靖國神社，感謝皇恩將他哥哥徵集去做侵略者的炮灰。此「父」「子」兩人在位二十年，所作所為都是以毒化教育來剷除台灣青少年們的中華民族意識。

為了奠定「還要回來」（台灣）的理論基礎，日本必須洗脫他們掀起二戰的罪行。首先由曾任法務大臣的奧野誠亮及一百二十六位自民黨國會議員成立了所謂「光明的日本」國會議員聯盟，另外透過「歷史研究委員會」對日本歷史大事翻案，美化他們的侵略，把日本發動的戰爭說成為「自衛而戰」，是一場「解放亞洲的戰爭」；「使亞洲許多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奮起以擺脫西方帝國主義的桎梏」。皇軍於是變成了正義之師。

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美國適時地祭出「台灣地位未定論」，聲言「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復，對日和約的簽訂或經由聯合國考慮」。同時暗中培養「分離」主義者，建立一支為數六百人的軍隊以便時機成熟時可接管台灣。柯喬治(George Kerr)、裴爾(Claiborne Pell)以及索拉茲(Stephen J. Solaz)等都是國務院訓練好的台灣行政人員。不過此時的日本扮演的是豢養的消極角色。

到了一九七九年七月台灣島內的台獨份子已漸成氣候，美國參議院乾脆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案」、「住民自決論」正式浮上檯面，台灣竟成了獨立的政治實體，並以「台灣關係法」加以保護。等到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一旦成立，美國國會公然邀請該黨組團訪問，使民進當擺脫了妾身未明的「黨外」身份，從而穩定了它的「反對黨」身份，經過這一連串的培植，參議員裴爾乃毫無忌諱地宣佈：「我相信台灣終有一天實現真的民主、獨立」。

在這種鼓勵下，民進黨終於一九九一年將「建立台灣共和國」納入黨綱，美國經營近半世紀之「一中一台」之企圖，至此已水到渠成，中美簽訂之建交公報已名存實亡，形同廢紙。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處心積慮地要日本出錢出力聯手稱霸，而日本也希望以其經濟大國的優勢邁向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可說是兩廂情願，各取所需。《美日安保條約》便是此一霸業的基礎。為了強化日本自衛隊在亞太地區扮演「戰後最活躍」的角色，雙方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七日在夏威夷舉行的防衛合作小組委員會上，通過了美日防衛合作「新指南」，把一九七八年制訂的合作重點轉變為「共同因應日本周邊地區的緊急情況」，為美日合作提供了新的架構，使日本自衛隊介入海外戰爭合法化。

新指南將安全局勢分為三類：「和平時期」、「日本出現不測時期」及「日本周邊發生不測」（亦即周邊有事）時期。令人感到疑慮與不安的是第三者，大大地超越了「雙邊」的範疇。

「新指南」構成了日本「和平」憲法的大挑戰，以及憲法第九條（永不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工具）所謂「專守防衛」原則。更令日本高興的是從此他們不再是美國箝制下的強權代理國，擺脫了美國強加的鷹犬角色後，舊的軍國主義思想也因此得到了第二春。

目前擺在日本「周邊地區」出現「不測」情勢的有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中國海若干蘊藏豐富石油資源、釣魚台列嶼、北方四島等地，處處都充滿了危機的火藥庫。此次拉薩的藏民暴動，那三位日本人扛著國旗，意味著日本的「周邊」現已「有事」，還顯示軍國主義業已死灰復燃，日本正躍躍欲試以他的武力來行使他的「天賦使命」。

總之，這是居心叵測的行為，令人不寒而慄。中共宣稱「可能收回西藏的高度自治權」，也許是對國際陰謀家最有力的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