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中國化」的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編纂

歷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任何一個國家在形塑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之時，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無可取代的。國民黨退據台灣後，採取加強中國歷史思想文化，去除日本殖民地影響的教育方針政策，尤其重視歷史教育，把它作為形塑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環節。正是這種歷史教育思想與理念，使許多台灣人都認同中國文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為兩岸同為一個中國打下了思想文化基礎。這種共同的歷史淵源，也是未來兩岸和平發展、互利共贏，最終走向統一的文化紐帶。

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以後，部分學者打著多元化的旗號，開始倡導重視台灣本土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這在歷史研究上本無可厚非。但隨著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本土研究出現脫離正軌的現象，逐漸滲透到台灣主體性問題，並將這種「主體性」有意導向「台獨意識」，還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改變台灣人的歷史認同。李登輝執政後，執政資源與「台獨意識」逐漸結合起來，並有意識有步驟地把帶有明顯去中國化的本土歷史研究成果導入教育體系，對中小學歷史教科書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變動。

龔自珍曾說：「滅人之國，先去其史。」台灣經過十幾年的文化教育改造，目前「台灣主體意識」已漸成島內主流思潮。如果這種歷史教育不能在短期內改變，那麼十年，二十年後，其對台灣社會及兩岸關係的影響，是今天我們所無法預測與估量的。憂心中華民族之未來，故作此文求教於各界師友！

一、初中「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啟用

從1949年到1987年解除戒嚴以前，台灣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架構於兩個主要範疇，即中國史與外國史。故中小學各階段的歷史教育，一律以中國史和世界史為內容，台灣史一般是穿插在中國史的明末清初、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1945年後台灣的中華民國等部分。這個時期台灣中小學歷史教育中，台灣史是作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出現的，並沒有獨立的台灣史。

也就是說，在1980年代以前，台灣的歷史教育作為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手段，把「中國歷史」作為自己的歷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當然也是「中國意識」。但1987年解嚴後，這種情形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原因就是所謂「台灣主體意識」的加強。

「台灣主體意識」使台灣史研究成為新的顯學。其中有些專家學者，有意將「台灣主體意識」導向「台獨意識」。他們打著經世致用的旗號，將研究重點放在「日據時期的歷史」及「原住民的文化與族源」上。而他們對於「日據時期歷史」的研究，往往側重於將台灣一切美好的事物歸因於「日據時代的經驗」，刻意隱藏一些不愉快的經歷，以重塑這個時代的記憶，其目的就是企圖以強調台灣現代化始於日據時期，今天台灣的經濟成就主要依賴於日本人當年的建設，藉以貶低清朝統治以及光復後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來達到脫離中國聯繫的台灣認同，及造成這種認同的歷史記憶動向；而以「原住民文化與族源」的研究，則是力圖擺脫中國情結上最大的負擔——「唐山移民」的後裔身份，來達到塑造新「台灣民族」的目的。

1990年代以來，這些不同觀點間引發的爭論，可以說是此伏彼起。由於觀點不同而導致學術團體的分裂和新學會的成立也層出不窮。如在1994年到1995年間，就有「台灣政治學會」、「台灣歷史學會」和「台灣社會學會」的成立，與以前以「中國」命名的學會相抗衡。而在台灣史研究的領域，也有了以王曉波、尹章義為核心的「台灣史研究會」。但在政治認同上，「台灣歷史學會」和「台灣史研究會」處於對立的狀態，前者追求具有「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觀」，而後者則傾向於注重台灣史研究的中國框架，並注意大陸台灣史研究者的成果。在這一對抗中，「台灣主體性的歷史觀」逐步佔據台灣史研究的主導地位。

普通基礎的歷史教育與歷史學研究的聯繫雖不十分密切，但歷史學研究的新發現，及所反映的意識型態，必然會滲透到歷史教育中，以反應歷史研究的成果，這是學術研究發展的常軌，而李登輝的執政，恰好為此提供求了一個機遇。

1994年，台灣教育部門修訂了《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增定「認識台灣」為必修課程。 「認識台灣」又分為「社會篇」、「歷史篇」與「地理篇」。而依據這一課程標準所編輯的教科書將於1995年開始撰寫，1997年春天完成課本初稿。1994年版的歷史課程教學目標，歷史知識的意義與1983年課程綱要相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修訂後的課程綱要重點是把台灣史從中國史分離出去，特別是「去中國化」用意非常明顯，明確要求學生在歷史知識上掌握的是「各族群先民開發台、澎、金、馬的史實」所在，認清「國家創建的艱辛及個人的責任。」

此版教科書章節一反過去連橫《台灣通史》和郭廷以《台灣史事概說》的敘述方法，將台灣史的開端與中華文明相隔離，將這一聯繫設定在鄭成功來台之後，在這以前台灣史的階段命名為「史前時期」和「國際競爭時期」。特別是在「國際競爭時期」中，將漢人與日本人相提並論，顯然是從歷史角度證明台灣為多元文化社會，突顯台灣與中華農業文明的區別。

1994年初中「認識台灣」課程標準出台，拉開了台灣社會文化政治層面上，「中國作為國家主體性」與「台灣作為國家主體性」矛盾鬥爭的序幕。其實這一矛盾，早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社會意識型態中就已經醞釀、萌動，解嚴以後迅速發展，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意識型態中的主導力量。「台灣主體意識」雖不是「台獨意識」，但「台獨意識」則可以「台灣主體意識」為外衣。故利用中學歷史教育為突破口，將「台灣史」與「中國史」切割開，把體現台灣主體意識的「台灣史」， 安排在中小學及高中階段的歷史課程中，藉台灣歷史來形塑青少年新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以「台灣主體意識」 的彰顯，來隱匿其本質的標地，自是使台灣社會漸行漸遠脫離中國化的一步棋。

二、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

1995年初，由台灣文化及學術界人士組成的「教科書台灣化聯盟」，為高中歷史教科書台灣化積極運作。台灣前「教育部長」杜正勝，當時兼任台灣教育部顧問室顧問。他對台灣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以中國為主體非常不滿，感歎台灣「國不成國」，希望歷史教育能結合現實政治需要，即在建立台灣國家民族認同的基礎上重新解釋歷史，以取代國民黨政府以前提倡的以中國歷史文化為核心價值的民族主義。

1995年1月，杜正勝在《聯合報》上發表《歷史教育要如何鬆綁》一文，提出其獨創的「同心圓理論」。他認為台灣歷史教育存在前三大弊病，故「小學到大專全程的歷史課程設計應從學習者生活地區的歷史推到全省、全國、全世界的歷史，從現代、近代的歷史推到古代、遠古的歷史，其時空範疇年紀愈小愈切身，隨年齡人格之成長而逐漸擴大。」

杜正勝描述的同心圓歷史課程架構為：「第一圈是鄉土史（縣市或北、中、西、南、東地區），第二圈是台灣史（或含閩粵東南沿海），第三圈是中國史，第四圈是亞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這種同心圓歷史課程在教育階段分配上，「小學中低年級歷史教育的重心放在第一圈，高小一、二圈，國中二、三圈，高中二、三、四圈，大學三、四、五圈。」

杜正勝所謂「同心圓理論」的歷史意識邏輯，不是傳統歷史學上時間的由遠及近，而是地理空間上的「由近及遠」，即是以台灣鄉土史、台灣史為圓心，向外擴張的歷史。它打破了傳統歷史學上，將時間遠近作為歷史教學的範式，其最大的創新則是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割開來，不再屬於一個歷史體系之內，而是各自單獨地存在。

「同心圓理論」是完全有別於一般的歷史認識方法論，具有鮮明「去中國化」意識傾向。杜正勝自己也直言不諱地說： 「同心圓」的實質「只有一點，那就是認同台灣。」

1996年10月，杜正勝應國立編譯館聘請，籌組高中歷史科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並親任主任。他以「同心圓理論」為指導，草擬了高中歷史課程大綱，此課程大綱將台灣史完全從中國史中分割出來，單獨成冊，章節的設定為：台灣史前文化、東南亞文化圈、政權政治（荷蘭東印度公司）及明鄭時代、社會與經濟（漢人拓墾）、族群關係、文化史（教育、文化、美術）、婦女史和自然與生態。這種章節設計雖然體現了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但卻雜亂無章，不符合歷史教育的邏輯範式。

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及倡導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程大綱」等牽動了史學界及教育界，而同年又有「認識台灣」教科書開始進入市場，於是發生了台灣史無前例的大論爭。結果，杜所提出的高中歷史課綱未被教育部採納，但1995年「課程標準」也未得到實施，在法令上亦無法重新修訂，故「教育部」決定依據此課程標準，開放民間撰寫教科書。

三、「九年一貫」課程中的歷史教育

在各界就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進行爭論之時，台灣教育部門又宣佈了一個更令各界嘩然的決定。從1997年開始，重新規劃初中及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的七大學習領域。

「九年一貫」課程涉及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合科與分科問題，引起的最大爭議，就是歷史課程作為單一學科的消亡。其實早在1996年時，就有人主張將歷史科併入社會科領域，而這個建議是來自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他們認為：「積極統整課程，減少學科之開設，並避免過分強調系統嚴謹之知識架構，以落實生活教育與學生身心發展的整體性，減少正式上課時數，減輕學生課業負擔。增加活動課程，對於目前生活上的重要課題，如環保、倫理、道德、民主、法治、世界觀等生活教育內容，應加以重視，並整合於各科教學與活動中。目前國中地理、歷史、公民，可合併為社會科；理化、生物、地球科學可合併為自然科或綜合科學。」 審議委員會的建議應是從台灣教育的整體出發，主張教育改革，以減輕學生的壓力。

1998年時，台灣教育部門發佈了《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依據上述建議，將課程規劃為七大學習領域。從教育部門的規劃來看，歷史課程併入社會學習領域中，獨立的歷史科目在中小學的課程中消亡了。台灣各大學歷史系所主任曾為此發表聯署書，強烈反對取消國中歷史科課程的做法。一些知名歷史學家如王仲孚、張元、吳文星等，也表示強烈反對，社會科教育專家李緒武教授亦持反對觀點。

「社會學習領域」中，比較接近歷史學的是第二個主題「人與時間」。其能力指標顯示，小學一、二年級學習住家、學校、小區的歷史；小學三、四年級學習居住城鎮（縣市鄉鎮）的歷史（即鄉土史）；小學五、六年級學習台灣史；初中學習中國史、世界史，以及有關歷史意義和歷史解釋相關的內涵。從課程內容安排來看，其「同心圓理念」十分明顯。

在「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歷史相關知識主要以台灣鄉土史及台灣史為主，在十三項學習內容中，有七項是台灣鄉土史及台灣史的內容，而中國史只有二項。而這一課程的實施，將取消剛剛修訂不久的「認識台灣」課程，獨立的歷史學科也將不復存在，這樣，由「認識台灣」課程而來的「去中國化」的所謂「台灣主體意識」，更深化於「九年一貫」的國民中小學教育中。另外，此課程綱要還隱匿著另外的目的，就是將一直爭議不斷的歷史課程單一學科，分化消亡。其「滅其國先亡其史」的用意非常明顯。

「九年一貫」課程，在台灣學術界、教育界，甚至整個社會，引發不同程度的反響，憂心忡忡者有之，殷殷期盼者有之，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可謂眾聲喧嘩，莫衷一是。儘管如此，台灣教育部門還是堅持這一爭議極大的政策。

四、高中教科書「台灣史」獨立成冊

2000年陳水扁上台後，教育部門加速推動實施「九年一貫」課程。2002年9月，「教育部」公佈《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將以前的公民、歷史、地理三科合併為「社會科」。同時，以與「九年一貫」銜接為由，開始加快高中歷史課程的改造。

2001年3月29日，台灣教育部成立「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專案小組」，著手高中教育改革。2003年9月，台灣教育部發表了《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草案》，該草案基本上以杜正勝的「同心圓理論」為框架，將中國史中的明代中期以後、清史、民國史全部放入「世界史」。

9月19日，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吳展良投書《中國時報》，指出新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將台灣史從中國史的脈絡中抽出，並將明朝中葉以後的中國置入世界史的作法，是「一邊一國」的史觀。高明士教授也在《聯合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閹割中國史，其用意是將中國史發展視為西方歷史的附庸，為帝國主義東來找到合理的藉口。28日，中國國民黨發表高中歷史課程綱要的民意調查結果。洪秀柱等國民黨籍立委還舉行公聽會，對該草案提出強烈質疑。台灣教育部在各界巨大壓力下，答應對草案進行再修訂，延緩一年公佈。

2004年陳水扁再次當選，教育部首長也換上了「同心圓理論」的提出者杜正勝。原來「課綱」的召集人張元在各方的壓力下辭職。杜正勝力邀逢甲大學的周梁楷教授負責修訂工作。10月18日，杜正勝在立法院答詢時表示，修訂中的高中課程暫行綱，將改變目前使用的高中歷史課程中，台灣史、中國史和世界史的比例大約（1：2：1），三者比例將修正為1：1：1，為新的高中歷史課程定下基調。11月9日，教育部門在其網站上發佈了重新修訂「課綱草案」。

重新修改後的「課程綱要」，把「台灣史」與「中國史」完全分割，獨立成為一冊，實現了高中歷史教科書部分「台灣史」的獨立成冊。不僅如此，台灣史的編纂安排上更具有明顯的美化日本殖民主義者，去中國化的用意。清朝統治的242年（1683年—1895年）蒸發掉了，台灣歷史從「早期的歷史（史前至十九世紀）」，一下就到了「日本統治時期（二十世紀前半）」。連史明的《台灣四百年史》，都不能避開占台灣史一半的清朝統治，而作為歷史學者、具有院士頭銜的杜正勝，在自己擔任「教育部長」後，竟然讓二百多年的清朝，在高中歷史中消亡了，其去中國化用意多麼明顯。

「課綱」還把中華民國史截成兩半，1945年以前部分列為中國史，1949年以後部分列為台灣史，中間這部分（1945—1949年）又被閹割掉了。杜正勝解釋說，因為辛亥革命及中華民國成立時，台灣還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另外，執政黨為了論述以台灣為主體性的史觀，教育部門突然把孫中山建國列為古代史，在各界質疑下，杜正勝部長解釋是作業疏失，應是中國史才正確。新綱要還將《開羅宣言》定位為「新聞公報」，並將「舊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納入其中，以突出體現「台灣地位未定論」；另外課綱還要求介紹「二二八事件」和戒嚴時期對人權的侵害等。

新版高中歷史課程綱要草案剛一上網公佈，各方反對意見如潮。民調也顯示，68%受訪的北市高中生擔心造成升學困擾；72%北市高中老師反對這項課程的修訂。儘管這樣，台灣教育部只是稍作修正，就在12月31日強行發佈。

2006年，此綱要的各種版本高中歷史教科書開始進入台灣市場。這套教材由於有固定的綱要及專門的審定過程，故存在著一些共有的去中國化問題。如將過去慣用的「我國」、「本國」、「大陸」等用詞，全改為「中國」。在台灣史分冊中，一改以前「日治」和「日據」兩詞並陳的情況，強迫一律改為「日治」；同時，還將以往視為禁忌的「統獨」及兩岸分合議題寫進新版教科書內。在中國史部分，採取「略古詳今」的原則，舊石器時代的北京人從中國史中完全消失；夏、商、週三代及魏晉南北朝只有一課時的內容；漢朝「征伐」或「征討」匈奴，改為「攻擊」匈奴；清末具有革命正當性意涵的「起義」，如武昌起義等，一律改為中性用語的「起事」；還將「秦始皇並滅六國，統一天下」中的「統一天下」、孫中山之前的「國父」一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等皆從新版教科書中刪除。

另外，由於編著者人文背景與政治立場不同，書中章節的大小標題及具體內容也有所區別，不乏以特定史觀或立場，針對歷史人物的功過是非、重要事件的利弊得失，進行批判論述的歷史解釋或價值判斷。

小結：

綜上所述，從李登輝執政以來的台灣歷史教育大變動，是「台獨」勢力利用執政資源，以「台灣主體意識」為掩護，從文化「台獨」走向法理「台獨」的重要步驟。這種做法最終的目的，是要為虛構的 「新台灣國家」建構它的民族論、國家論和社會論，其本質就是將台灣與中國分隔開來。這種帶有強烈「去中國化」色彩的歷史教育，在兩岸分治的前題下，對台灣未來社會所造成的的影響，必定是負面的。

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海峽兩岸都是中國人，同文同種。長期以來，兩岸的歷史、文化本為一體。海峽兩岸只有共存，才能共生，只有和平，才能發展，而兩岸能否和平發展、互利共贏，是二十一世紀中華民族復興崛起之關鍵所在。殷切盼望新的執政當局能夠以民族大義為重，為下一代，為中華民族的未來而盡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