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0週年的歷史反思

台灣總統馬英九「六四事件」20週年感言說：「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流血衝突，史不絕書，中外皆然。」暗中勸告大陸當局「勇敢面對，不能刻意迴避」、「面對不幸的歷史，要『就事論事』；面對沉痛的家屬，要『將心比心』」，並且捧出台灣政權對1947年「二二八」事件「調查、認錯、道歉、建紀念碑、立法補償、恢復名譽、設國定紀念日並降半旗」等的榜樣來作為「中華民族」（影射北京政府）的參考。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這一「感言」是高瞻遠矚、符合兩岸增進友好合作關係的。我想，胡溫政權一定會看到並深刻反思的。不過，我認為20年前的「六四」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卻不能同日而語，要把這一問題說清楚，難度很大，也不是一兩篇文章能達到目的的，我想在本文中略述一己區區之見，望讀者批評指正。

首先，不能不看到從19世紀開始，中華民族走過一段崎嶇曲折的進化路程，人民困苦顛連、家破人亡，罄竹難書。為了愛國救亡，有無數先烈拋頭顱、灑熱血，其中大多數變成無名英雄。沒有這一切，今天海峽兩岸十多億炎黃子孫就不可能有安居樂業的享受。

百餘年來歷次慘案中流血犧牲的人（不管是自願還是無辜）都值得我們懷念。

再有，應該肯定90年前的「五四」和20年前的「六四」之間的親屬關係，它們都是一根籐上結的瓜，一個帶甜味，一個帶苦味，這是自然現象。參加「五四」和「六四」的青年學生都有一股愛國熱忱，也應該充分肯定。

從歷史唯物論來看，過去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來龍去脈，都按照一定的前因後果而形成自然發展的規律。可是人們對待這種相互連貫的歷史演變卻經常有取有捨，一些事物被捧上天，另一些被打入地，「五四」和「六四」的不同命運就是這種割裂歷史的顯著例證。人們對歷史有所取捨既是由於價值觀念，也有功利的因素。單從價值觀念來看，「五四」和「六四」所牽涉的學生運動是一種「前仆後繼」的關係，如果要稱讚，或者要批評，兩者都應該同等對待。

可是客觀上出現了一褒一貶，那是因為「五四」是成功的象徵，「六四」是失敗的象徵。

我想現在我們反思歷史，應該先從為甚麼「六四」變成失敗的象徵這一現實切入來深刻探討。

以六四「天安門四君子」之一出名的周舵最近發表言論認為：當時鄧小平是偏向李鵬的強硬派而錯誤地採取對學生「開槍」來結束僵局。他說，如果鄧小平順從了「主張在民主與法制的大方向上尋求和解」的趙紫陽派，「趙也會採取強硬手段，比如抓幾個學生頭頭，但絕對不是流血鎮壓。如果趙的這個方法奏效了，中國改革會大大進步。十三大政治上的進步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到十七大都不能與之相比。」按照他的看法，當時中國的「民主」運動和蘇聯、東歐完全是兩碼事。他也承認，「如果中國走蘇聯式的路，社會解體是必然的」，然而當時「東歐幾個小國的經驗對我們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可是最近美國某大學的反思會上，一位「六四」人士、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道出當年兩個「六四」，一個發生在中國，一個發生在波蘭，中國的「六四」是時光倒流的反動，波蘭的「六四」是時代進化，產生骨牌效應導致蘇聯解體與國際共產主義集團崩潰。

我認為不能像周舵那樣把中國的發展和蘇聯、東歐割裂開來。

具體地說，當時要是真走了「趙紫陽路線」，今天中國肯定會像俄國、前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國家那樣沒有太平日子過。我的這一結論和周舵上述的結論都是企圖在歷史發展上加「如果」的反歷史邏輯，因為這個「如果」是永遠得不到證實的。但是我們可以採取明擺著的國際反共理論邏輯作為旁證，他們認為蘇聯與東歐20年來的發展是時代進化，是國際「民主」潮流的勝利；中國卻是國際「民主」潮流遭受挫折，是西方「文明」的失敗。

把「六四」擺到「蘇聯（加東歐）－中國－西方」這三邊關係中來看，問題的實質就明白了。這冷戰後期「蘇－中－西」三角中，主要能動力來自「西」，是西方不遺餘力地對「共產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里根總統公開說出要把蘇聯這「evil empire〔邪惡帝國〕」推翻），最後是「和平演變」在蘇聯成功而蘇聯倒霉，在中國失敗而中國勝出，這蘇聯和中國的一敗一勝是上述周舵的話中也承認的。

現在香港等地曝光的「六四」時的「黃雀行動」以及還沒有、或者永遠不會曝光的、國際上有組織的大規模對「六四」人士的營救，清楚地說明「六四」這場國際鬥爭的實質。我在印度就聽到，有些「六四」人士是越過喜馬拉雅中印邊界逃出來的，是得到「藏獨」勢力支持的，他們一到達印度就由聯合國的「難民」機構（實際上是國際反共勢力的工具）秘密過渡到西方國家，他們經過印度首都新德里而從未露面。

時至今日，「藏獨」和「六四」的「民運」人士緊密勾結在一起，已經變成人所共知的秘密。

1988年我到北京開會，恰巧看到中央電視台重播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推崇的《河殤》電視紀錄片，它唾棄「黃土文化」而憧憬「藍色海洋文化」，還亮出一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遠洋帆船照片作為強國象徵。我在60年代作博士研究時聚焦於英國、印度、中國之間的「三角貿易」（我把它總結成「（英屬）印度販給中國鴉片，中國販給英國茶葉，英國販給印度殖民地的『貿易平衡』」），對這名叫“East India Man”的東印度公司的遠洋帆船十分熟悉。它們是那還沒有在船上裝發動機時代的世界最先進的大型木船、以上百個風帆巧妙利用風力的極端範例，船的兩側都裝有名叫“broadside”（舷側炮）的重型大炮，火力勝過海上任何其他船隻。它們在公海上一看見別國船隻就打出信號要它靠攏，誰不聽話就以船側對準、示意要開炮，別的船只好靠攏乖乖地讓它肆意掠奪，這《河殤》電視紀錄片所崇仰的“East India Man”帆船正是18、19世紀公海搶劫的惡霸。它們每次回國靠岸時財寶堆積、受到「英雄」歡迎。我又於1973年親自去倫敦東印度公司檔案館查貿易數字，得出了英國是「鴉片帝國主義」（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主要依靠把印度鴉片販到中國，在廣州把鴉片利潤變成茶葉販到全世界牟利）的結論。這《河殤》電視紀錄片所崇仰的“East India Man”帆船正是東印度公司把中國茶葉載運全球使英國成為世界茶葉轉口岸（英國坐享稅收之利，美國人不堪這一剝削因而爆發獨立運動）的罪惡工具。《河殤》那樣盲目無知地「東施效顰」的愚蠢竟變成學生運動的靈感，使我當時哭笑不得。

我不知道「六四」以前北京學生運動的整體指導思想究竟是怎麼回事，但從《河殤》所反映出的思想境界來看，可以算作「崇洋媚外」，走火入魔，可以算作把「五四」的缺陷進一步發展。學生是天真而單純的，問題是那時黨內外的一些前輩濫用了年輕學子的愛國熱情，妄想在中國複製美國獨立運動或法國大革命，北大學生在宿舍砸「小瓶（平）」，「自由女神」上街遊行。

從全世界來說，國際反共勢力趁機渾水摸魚，整個西方世界那「背著白種人包袱」搞「文明衝突」的媒體健將（去年想干擾北京奧運而碰了一鼻子灰的BBC和CNN之類）都集中到北京天安門了。蘇聯那邊也出了提倡“perestroika”（改制）的、被諾貝爾獎金「請君入甕」的戈爾巴喬夫，他也在那時候訪問北京，使天安門廣場的混亂達到高潮。

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的發展是絕對沒有可能的。鄧小平「解放思想」，放棄政治理想，鼓勵全國向「錢」看，一時當官與「下海」混到一塊。毛澤東說過，思想也是「陣地」，你不去佔領，別人就當仁不讓了。鄧小平時代一方面搞「少數人先富」，另一方面放棄大多數人的思想陣地，他自己就有「崇洋媚外」的缺陷（這是北大教授有板有眼說的），他把心底裡極「右」的趙紫陽捧出來當他的「接班人」就是天大的「不識人才」。結果搞得兩面為難。

再有，全世界哪個民主國家也沒有像鄧小平、趙紫陽政權那樣讓政府的要害地區──天安門廣場──變成示威遊行者露天宿舍，還荒唐到向他們送水、提供公共廁所的（印度新德里政府大廈前面的「勝利廣場」就永遠禁止遊行示威、華盛頓也如此），這樣無法無天的無政府狀況不開槍是結束不了的。當權者對這樣的發展是有責任的。

所幸鄧小平最後清醒了，下了決心來背罵名結束這不可收拾的局面，軍隊是出動了，槍是開了，血是流了，但是也極端克制，事後也網開一面，就像中醫診治水痘，讓它發散，慢慢結疤痊癒。「六四」20年了，那些「疤」還在，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消褪，但中國的健康恢復得很快，和俄國與東歐國家相比真有天壤之別。

別的不說，經濟發展卻是「硬道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按購買力計算對各國2008年國民總收入估計：美國143萬億美元，中國78萬億，日本43萬億，印度33萬億，俄國才22萬億。全球金融海嘯衝擊，中國不但率先走出全球危機，還被看成「金主」（外匯儲備最多、手中美國國庫券最多）與「救市主」。俄國陷入經濟危機，不久前制定《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戰略》，要在2015年闖進經濟五強。20年前不可一世的「老大哥」超級大國，如今要「民主」沒名（美國不認），要強盛無能。

「六四」發生後這20年來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都發生分裂。西端的分裂最大、最慘，共產主義集團分裂消失，蘇聯分裂消失，俄國現在是三種勢力保持均勢，一是「走資派」（其中不乏蘇聯時期的掌握軍警權力者搖身一變成為社會「惡霸」兼壟斷資本家），另一是共產黨人，第三勢力是普京，既抵制共產黨人東山再起，又想把俄國恢復到蘇聯時代的超級大國地位。中國也發生分裂，鄧小平另選江澤民為接班人，呈「中間偏左」之勢，趙紫陽派的「中間偏右」勢力消退，有些人逃亡國外。參加「六四」前群眾運動的人大多數消沉下來，有的下海、個別人甚至在新興大城市「五星級消費」中經營淫窟。那些逃亡海外的也分裂，有的一「反」到底而變成「白華」（中國「白俄」），唯恐中國不亂，和台獨、藏獨、疆獨、法輪功結成「反華」同盟，自絕於祖國，許多過去的「同志」都慢慢和他們劃清界限。

著名作家劉再復在《讀書》月刊2008年第4期發表《誰是最可憐的人》文中有一段話：「近年來，我在反省『五四』時曾想：要是新文化運動不選擇孔夫子為主要打擊對象，而選擇集權術陰謀之大成的《三國演義》和『造反有理』的《水滸傳》為主要批判對象，並以《紅樓夢》作為人文主義的旗幟，20世紀中國的世道人心將會好得多。」

我認為這一思維很深刻，道出兩個真理：（一）人為的思想潮流可以改變歷史發展方向，（二）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造成與幾千年的傳統割裂是一大錯誤。我們現在對「六四」反思也就是對「五四」反思，「六四」錯誤的根源出在「五四」。

拿印度的發展和中國比較更能幫助我們認清問題。印度和中國同是文明古國，在近代又同受西方文明壓迫統治。印度的愛國志士絕大多數受過西方教育、接納西方文明，卻從不貶抑印度的文明傳統，不像中國某些愛國志士把鬥爭矛頭轉向祖宗、先賢聖哲。印度政治貪污腐敗與人民對政府不滿從來不遜於中國，印度社會經濟卻一直穩健發展，沒有「五四」、「六四」等折騰，因為她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中國文化發展走入「專破不興」、「厭土崇洋」等偏向，半個多世紀都沒有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現代文化。我想，如果中國百年以來沒有犯「矯枉過正」的偏向，中國當今的情況一定會好得多的。

「一個沒有自己偉大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而一個擁有、但卻不珍惜自己的偉大文化卻要崇洋媚外的民族，是更可悲的。當人們羨慕西方發達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繁榮，而恥於談論自己所固有的幾千年的文化積澱時，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卻是極其膚淺的。這正如一個年邁的老人可以羨慕青年人的生機與活力，但卻沒有必要因此而拋棄自己一生積累的人生智慧。」

說這段話的是今年只有36歲的、從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後曾經到英國和新加坡深造、到過許多北美大學講演、對於中西文化都有很深瞭解的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劉余莉（這段話引自《科學社會主義》2007年第2期的劉余莉寫的《和諧：儒家文化孕育的民族精神》文章和《齊魯學刊》2007年第6期劉余莉和內蒙古赤峰學院中文系教授劉慧敏合著的《儒家文化與和諧社會》文章），代表了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新思潮與中共黨內新思路。我想，如果半個多世紀以來這一觀點就在中國牢固樹立的話，那就絕對不會有「六四」的悲劇了。

「年邁」的中華民族在「羨慕」年輕西方文明的「生機與活力」時不應該「拋棄自己一生積累的人生智慧」，這話值得當今海峽兩岸以及全世界炎黃子孫的參考。

周舵說，「毛澤東搞的是民粹型的極權主義」，比屬於「現代型的國家治理方式」的蘇聯「極權主義」更壞。

這話也是從「羨慕」年輕西方文明的心理出發的。中國「民粹型極權主義」的老祖宗要推秦始皇帝，如果沒有他、沒有那「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中國在「五胡亂華」時代就會滅亡。正是靠這「民粹型極權主義」，在遭受數百年契丹、女真、蒙古、滿清侵略統治後反倒出現了「中華民族」。毛澤東的「民粹型極權主義」使得中國在冷戰時期從兩個超級大國勢力範圍的狹縫間崛起，鄧小平拯救了「民粹型極權主義」使得中國今天被美國人捧為“G2”和“Chimerica”（中美大同）的世界主角。這一切如果從中華民族本身的角度來看，就不是眼中刺了。

當然不應該把過時、落後的體制保護起來而不讓它吐故納新、推陳出新，可是這吐故納新、推陳出新一則要靠中國自覺（不能由外國主導），二則必須根據中國國情（人老了就不能動大手術）。如果發揮中國自己的本能與傳統智慧也可以使中國的社會政治體制換血、增加新生細胞、防止老化、延年益壽。五千年的文明古國可以老當益壯地再活五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