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與中國前途的發展方向:
 理論思考與實踐檢驗

吳瓊恩(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教授)


一、前言:歷史經驗的回顧與超越

今年五月四日是中國五四運動九十週年紀念日,再過10年,就是100週年了。1919年的中國,正好推翻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8年,也是愛因斯坦1905年提出相對論的第14年,或1916年提出廣義相對論的第3年。那個時候,全世界瞭解相對論的科學家屈指可數,遑論新的科學典範(scientific paradigm)即將帶來的科學革命。當時中國的帝王專制剛結束不久,民主文化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建立起來,可是在愛國主義的驅使下,中國青年已警覺到當時所謂的民主國家也不過是帝國主義國家罷了,具有資本主義的侵略性或擴張性,他們看到西方國家表象上的科技進步與民主制度,卻無能力深層觀察中國何去何從的方向問題,以為「民主」與「科學」就是未來中國發展的方向。

這種西化和反傳統的心態,可說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使中國諸多國內外的救國問題,從局部觀點解釋合理,但整體意義失焦的情況日益嚴重,爭論不休,消耗國力,莫此為盛。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文化理念和制度傳統,幾乎成了中國人衷心嚮往的學習對象。然而,中國人受到這些國家的侵害也最深最重,民族主義應然而起,急求解藥,目光朝向反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以俄為師。國共兩黨對立,其所追尋者,不過是西方文明內部意識型態反映在中國的鬥爭。其實,用意識型態作為凝聚群眾團結奮鬥的方向或願景,在中國可說是第一次的經驗。因為農業社會,8000年的社會倫理價值,幾乎強調家族血緣之間人際互動應有的內在德性,並以此內在德性的價值,逐漸擴大成為凝聚群眾的黏著力,只有所謂「桃園三結義」,或如水滸傳領袖宋江所謂的「替天行道」、「聚義廳」,並無真正的政治路線之爭,若有之不過是義與不義之爭而已。

五四運動的起因,是外部帝國主義引發內部的救國運動,此時工業時代來臨,救國問題的路線方針,由留美派的胡適標榜「自由主義」壓倒「本土派」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並由後來在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路線,戰勝了胡適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路線,而於1949年成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又實踐了30年的社會主義路線,終因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後的政爭,宣告結束。實踐檢驗真理,1979年開始,鄧小平轉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實際上,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因素日漸增加,中國人開始摸索富裕之道。由於改革開放,人民逐漸對國際事務由閉鎖而開放,認知到中國的落後,於是急切要求政府,加快解決因改革開放所帶來的貪腐問題,政府則因無法處理新形勢、新環境所帶來的「不可治理性」(ingovernability),而於1989年終於爆發了「六四天安門事件」。這是十年改革開放所必然形成的小氣候,再加上國際因素,主要是美國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內外部鬥爭,所帶來的大氣候,也是一次治國方針路線所引起的愛國運動,與70年前的五四運動,同樣是西化和反傳統的盲動,愛國心有餘,學問或理論深度不足,所引發的悲劇。

二、六四事件對民主與科學的認知並未超過五四運動

《聯合報》6月6日在D3版的「聯合副刊」刊登民運人士封從德的《六四日記》,其中有一段話:「……(在逃亡中)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練人。……當時我們的價值理念截然不同。練功的人思想很傳統,而學運則是西化、反傳統的。」(括弧中字乃筆者所加)這一段話正好印證一直以來,筆者所觀察者無誤。

尤其是趙紫陽周邊的秀才們,鼓吹《河殤》反中國傳統的觀點,自以為時髦,既不通西學,更不通中學。他們以美國社會科學有限的抽像概念或素樸的(naive)民主理論,脫離西方文化的有機整體,以局外人(outsider)的角度,來看待自己的母國,好像母國的種種已到了乏善可陳,一無是處的地步。

為了救亡圖存,這些民運人士眼見西方的資本主義都是進步的,中國的都是落後的,於是出現了這樣的文化象徵:領導人忘了:「我是中國人的兒子」(鄧小平語)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貧窮,如果領導人真有苦民之所苦,絕不忍心還要去打小白球(高爾夫球);民運人士也絕不會「沿門托缽效貧兒」,為了民主運動而以自由女神像為理想像征;也不會拿《河殤》詆毀自己的文化,嘲笑自己的同胞,而為馬來西亞利用作為排華的宣傳品。

試問這種對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信心後,想要一昧地反傳統,崇洋媚外的心態,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反傳統又有什麼不同?當傳統文化精神失去後,西方文化價值又未能深耕中國文化的土壤,在民族文化的虛無主義中,急切地抓住西方文明表象的幾個好聽名詞,以為這樣就能救國,其思想之膚淺,心態之幼稚,不但於事無補,而且反而將會被居心不良,深懼中國再度崛起的「包裝式」帝國主義所煽動利用而不知。當然,繼承五四愛國主義精神的中共,有感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性,一時間也拿不出辦法,只好向西方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尋找反抗的思想資源,於是中共領導人在未必通曉馬克思主義的情形下,以之作為意識型態的教條,類似洪秀全那樣,以西方的基督教為教條,號召群眾,來反抗資本主義的入侵。

其實,筆者對馬克思主義也好,資本主義也好,向來毫無偏見,也從來不相信任何一位思想家的理論代表所謂的「普遍真理」,科學本來祇能追求「接近真理」(verisimilitude),而非「普遍真理」。科學的意義是如此,民主的意義更無普遍真理性,必須與各國文化精神相互配套,才有「策略執行」的效果。

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同情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無產階級勞工,是可敬可愛的大思想家,但馬克思到了晚年,他認為光靠同情心無濟於事,轉而主張從社會結構面的全盤改造,以激進的革命手段號召無產階級,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包括它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

馬克思以為他推翻資本主義的制度,可以解救無產階級的「異化」或「疏離感」(sense of alienation),但是無產階級專政後,如何去治理共產社會?如何防止「新階級」的出現?無產階級專政後的政府權力分配與制衡問題,幾乎未能充份討論,結果可見馬克思思想仍流於明儒所謂「專務以矯失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棄置而未講」。資本主義在19世紀後期的主要問題是「異化問題」,在20世紀後期則是「技術理性膨脹」問題。當代思想家亦尚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

1989年的中國青年民主運動,不是延續1919年五四運動的西化與反傳統,而是要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80年代早已隱伏資本主義今日金融海嘯的危機,是否有足夠的智慧與專業知識,從西方表象的繁榮透視其本質問題?

2)對於西方所謂「少數人的民主」,以及民主政治所必須具備的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是否具有充份的認識與知識基礎?

3)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技術理性膨脹」問題,是否有真切的感受?應如何克治或超越這個嚴重的大問題?

4)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麼?對照西方文化今日的困境,如何尋求突破解決之道?西方有識之士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三、有中國特色的未來方向: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繼續創新前進

要回答以上四個問題,首先必須認知到,從五四到六四,這70年間,中國人的救國運動或愛國運動,是在國際帝國主義勢力壓迫下,匆忙應戰,根本沒有時間沒有機會深思熟慮以應戰,可謂邊思想邊行動,或行以求知,忙亂中也難以消化西方的學問,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國家發展方向仍在政爭中搖擺不定,終至發生文化大革命,而有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的11屆3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以經濟建設為重心。這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歷經自強運動、康梁變法、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北伐抗日、國共內戰及文化大革命等尋找中國未來發展的道路,終於逐漸確定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13億中國人民未來奮鬥的戰略目標,雖然其具體內容有待於當代中國人去創新填補,但這是中國人基於獨立自主的精神,所創造出來的一條可大可久的發展方向,迄今2009年仍為有效可行的道路。

為什麼說六四事件是一沒有深度的、淺薄的民主運動呢?這就要逐一回答以上四個問題如下:

1)從2009年的金融海嘯回溯觀察,其根本原因,如去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所說,「目前亂象背後的主要元兇,是雷根和他那群顧問」1980年代雷根主政時,極少數人成為鉅富,而上班族家庭財富僅成長少許。

美國並非一向債台高築而儲蓄率低的國家。雷根上任時,美國人家庭債務占所得比僅6成,到2007年,比率增為119%。這個原因是雷根政府鼓勵消費主義,擴張信貸和提前消費,成為一種過度消費疫情(over-consuming epidemic)。1980年代銀行管制放寬,貸款金額急速成長,增加了「毀滅性崩垮」的危險。

從以上所述的金融危機根源來看,1989年美國資本主義外表上的繁榮富裕,證明只是幻影而已,一般中國青年根本無知於此,祇因改革開放政策,從表象上感知美國人的富裕,而自慚形穢,把一切的落後與退步,隨便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與1919年的五四運動相較,心態上如同出一轍,難怪要急切西方化,急切反傳統。這是六四一場沒有明確治國願景或路線的群眾運動的失敗根源。

2)民主政治如由財團資本家把持,則成了「少數人的民主」,如果由大多數社經地位較低的民眾把持,很可能走向民粹政治。所以一般政治學者都認為,民主政治應奠基於大多數中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上,而且在人均所得3,000美元到6,000美元之間,最為穩固持久。此因經濟有了保障,民眾較有能力關心公共事務,並對政治社群付出公共利益的形成與維護。

其次,民主政治的成熟,還要依靠文化條件,這是教育問題,一方面要養成對憲法、法律和制度規範的外在責任(accountability),另一方面是培養自我約束的內在責任感(responsbility),前者是他律,為西方文明之所長;後者是自律,為中國文化儒釋道之精華。

中國目前的GDP總量是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台灣在1989年時的人均GDP所得為7,097美元,滿足了民主發展的經濟條件。中國大陸要到2020年人均GDP才達到3,000美元,也滿足了民主發展的經濟條件。至於文化條件,兩岸都差不多,或許台灣稍好點。當你看到公民上車不排隊,或隨地吐痰,而且農民人口又佔大多數的國家,你有信心開始實施民主政治嗎?同樣地,台灣的文化條件未能滿足時,率爾實施民主政治,你就很容易看到國會議員問政不講道理,甚至打群架的場景。

由此可見,不僅1919年五四運動喊民主口號容易,實踐民主可就大不易了。即使到了1989年,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都未具備的中國大陸,驟然實施民主,對國家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突顯六四的民主運動太急躁太膚淺了。

3)早期資本主義的主要問題是「異化」(alienation)問題,勞工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前途,又不得不以工作為謀生的工具,工作本身毫無內在的報酬。再加上20世紀以來,科技突飛猛進,科學主義(scientism)盛行,使人誤以為科學即在追求真理(應為接近真理),科學理論成為衡量人類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都各自認為是一種普遍真理,互相對立。事實上,這都是人類對科學意義的誤解,亦是牛頓典範下的科學意義,一種較為狹隘的觀點。

1919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已經問世,牛頓典範的科學觀及其實證方法論,即將被後來的科學進展所取代。五四運動前後,包括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錯誤觀念,一直延續甚久。1920年代的量子理論,有所謂的「測不准原理」,海森堡強調:「自然科學並不僅是描述和解釋自然,它也是自然和我們互相作用的一部份。」著名物理學家D. Bohm說得好:「心物乃是互相依存關係,而非偶然的關係。心物乃是另一個非心非物的較高實在(a higher reality)所投射的互含關係。」心物一元主客交融的物理學發展取代了心物二元主客分離的牛頓典範與實證方法論。

實證方法論在1960年代已逐漸式微,以這一方法論來理解中國傳統文化如殷海光者流,無異緣木求魚,難以體會中國文化精神中極高明而道中庸的言外之意,或90年代知識經濟崛起所認知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1919年的五四和1989年的六四,一般學者和青年們,對此一科學典範的革命仍然體會不深,其反傳統心態可以理解,其傾向西方化則只是膚淺的趕時髦。

實證方法是技術旨趣的方法論,其流於技術理性的膨脹,乃自然之理;其誤解超越技術理性的中國文化的默會知識,亦自然之理。當20世紀60年代的物理學已超越牛頓典範的實證論,台灣知識分子還轉不出實證論的思惟模式,而中國大陸則陷入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到了1989年,改革開放實際成果尚未能顯現,僅是撥亂反正的治理整頓或預備階段,必得政治家高瞻遠矚,把穩方向,決定中國前途的兩個路線作出選擇:1)順從趙紫陽及其民運人士的西化派和反傳統的路線;2)鄧小平堅持中國獨立自主,不作西方資本主義霸權國家的附庸。很明顯的,鄧的眼光和路線是正確的,中國傳統儒釋道的思想在六四後日漸鼎盛,以填補文革後精神空虛或虛無主義的後遺症,而中國儒釋道的思想偏向形上學目的理性的思惟,正可挽救晚期資本主義或後資本主義「技術理性過度膨脹」的問題。

4)最近幾年美國紐約百老匯舞台結合蒙太奇手法,由80名演員演出《神舞》,表現對印地安文化的追懷與禮讚。故事一開始,表示現代人在都市生活中緊張忙碌,迷失方向,把生態環境破壞,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全都弄疏離了,於是向印地安的「祖靈」祈求天人合一,人與人,人與物之間的和諧相處,以求心靈安寧之道。

《神舞》的演出立即轟動,代表西方人已警覺到西方文化精神在這四百年的走向,已發展到了該轉彎的頂點,所謂「陰極盛則陽生,陽極盛則陰生」。西方人(主要是美國人)向他們的「祖靈」追尋精神方向,可能要失望了。

中國文化精神自古即走「天人合一」、「心物一元」、「身心一體」、「自他不二」的路線,雖然此一精神方向走久了,不免在近代的物質建設方面落後西方,但她這個典範幾乎是人類大多數原始文明的精神方向,比較合乎人類生存之道。西方牛頓典範與其實證方法論較為偏向天人對立、心物分離、身心二元、自他疏遠的精神假定,人類四百年來的科技進步與生態環境的危機,早已向人類預警必須扭轉文化的精神發展方向,才有樂觀的新前途。祇有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根據這四個假定預設,所發展的哲學、醫學、天文學、人文學……等學問留下豐厚的古籍經典,自然為印地安文明所不及。

日裔美籍學者Ikujiro Nonaka和Hirotaka Takeuchi兩位世界知名的「知識管理」學者,1995年即根據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心物一元」、「身心一體」、「自他不二」的哲學結合日本的管理實務,出版《知識創新的公司》(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以其理論而普及西方世界,1996年成為世界十大企管名著之一。

四、六四後鄧小平的高膽遠矚及其政治方向與路線的選擇

六四事件的前因後果,從以上的思想背景來看,學生們愛國的熱情,是值得肯定的,與五四運動相同。但前後相隔70年,學生們對民主與科學的認知,並無多大的進步,主要是這70年中國的命運十分坎坷,內憂外患不用說了,整個國家最後分裂為國共兩黨的路線大對決,1949年後雙方在台灣海峽兩岸由熱戰逐漸轉變為冷戰,台灣先埋頭經濟建設,到了1979年,竟然成為亞洲四小龍第一。

台灣經濟起來了,但文化條件未臻成熟之境,一旦威權體制因戒嚴令解除,人們減輕了他律的壓力,文化素養所須的自律一時間又未能接上,民主政治實施的結果,終於滑向不成熟的民粹政治以迄今日。

1987年7月15日台灣解除戒嚴了,在此之前所謂的「黨外」,早已沒耐心等候文化條件的成熟再來實施民主政治,那些「專務以矯失為得」者,一旦掌權,由於文化素養不足,未必做得比他們所罵的人要好。同理,六四時在經濟條件與文化條件皆未俱備的情況下,急切要求實施民主,也很容易造成民粹政治的後遺症。這個時候,鄧小平以其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高瞻遠矚的智慧,六四後在6月9日中南海懷仁堂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講話,以及6月16日與將要在中共13屆4中全會通過的新任政治局常委談話:

1)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大小的問題。

2)中國是獨立自主的國家。他們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佔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3)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實行關閉政策的做法對我們極為不利,連信息都不靈通。再是絕不能重複回到過去那樣,把經濟搞得死死的。

4)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的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處理國內學潮和騷亂,還不是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還不是抓人、流血……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我們。

5)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要有意識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

6)研究下一個世紀前五十年的發展戰略和規劃,主要是制定一個基礎工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規劃。第二件事是:「做幾件使人民滿意的事情。主要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美國人罵娘、造謠,沒什麼了不起。消除機構臃腫,加強法制,這些都是改革。

從以上鄧小平的講話,可見他的獨立自主精神和高瞻遠矚的智慧。首先從策略分析觀點來看,他把中國前途發展方向與美國區分開來,不採納趙紫陽的西化派與反傳統,他擔心若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將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國,打不進國際市場,何等精明的謀國之道?他早已料到改革開放,遲早會讓資本主義國家打著民主沙龍之類的口號與行動進入中國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如果採行趙紫陽西方化反傳統的路線,今天會不會讓中國成為世界經濟GDP第三,與外匯存底世界第一,十分可疑?何況80年代末期以後,美國正是消費主義盛行,資本主義危機潛隱未發,朝向金融海嘯崩垮的年代,實在不能傚法。鄧小平的見識終究高於趙紫陽,於此可見一斑。

鄧小平認為動亂時期,集體領導必須要有一個核心,雖然未必合乎民主決策機制,但他深通中國政治文化,不怕美國人罵娘造謠,中國的家父長制一時還擺脫不了,一旦實施完全民主決策,恐將後患無窮,不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了。有此前提,他提醒第三代集體領導,務必更大膽改革開放,同時還要懲治腐敗,以迅速回應民意,爭取民心。

五、結語:最後的評估與六四的超越前進

對六四事件的評估,受到評者腦海裡的信念、理論素養、以及情感和利害關係等種種因素的糾纏不清,難免偏見。1989年的中國社會科學界,普遍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解能力有限,又相當崇洋媚外,失去批判反思的能力,學生僅能以有限的、素樸的概念詮釋複雜的世界,自以為是真理與正義的化身,因而流於盲動而不自知,受人利用(主要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介入)還自以為理直氣壯,哀莫大於此。

其實,任何政治與社會事件意義的詮釋,必須注意下列幾個面向:

1)動機:同一行為因動機的不同而有意義的不同。六四事件,學生們的愛國動機與五四時代無異,都是單純的、天真的愛國運動。可悲者崇洋媚外,被人用簡單的民主自由概念就降服了。學生們反傳統,中共則要為文革破壞中國文化帶來精神空虛後遺症負完全責任。

2)系絡:同一句話、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時空系絡背景具有不同的意義。六四事件,是在國際大氣候與國內小氣候的背景下出現的。前者是美國雷根與布希政府搞垮蘇聯,鬥爭中共的冷戰時期;後者是改革開放十年,民眾預期升高,要求政府加速提供公共財,超過政府能力所能負荷的程度,引發國內外兩種矛盾衝突。

3)局內人與局外人觀點的歧異:美國社會學家R.K.Merton提出局外人因結構的限制,無力瞭解異己的團體、社會和文化,只能以抽像概念去作表象的「知悉」(knowledge about),而無法「熟悉」(acquaintance with)其特定歷史時空條件下具體的、直接的經驗,前者如佛法的「見解」,後者如佛法的「見地」。民運人士由於西方化與反傳統的性格,沿門托缽效貧兒,拿西方素樸的社會科學概念,和自由女神像作符碼,就這樣搞起運動了。而鄧小平所謂「美國人罵娘」,王震:「看那個《河殤》,我就氣不打一處來,什麼藍色文明,狗屁!明擺者樹趙紫陽的權威,小平同志往哪擺?」這些都是局內人的語言。

4)宏觀與微觀的角度差異:西方人品人論事偏向微觀的個體論(individualism)實際上是自我中心論,我要自由,我要民主,有何不對?於是理直氣壯,自以為是。當家者或執政者則要以「群我中心」論事用人,這種方法論上的「整體論」或「全局觀」(holism)幾十年來在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身上皆明顯可見。從微觀來看,民運人士的訴求,本無可厚非;但從宏觀來看,民運人士的訴求,就顯得急切、毛躁、不計後果盲干,難免浪漫主義之譏,亦可憐可笑,值得同情不值得欣賞。

八百多年前,宋朝的呂祖謙在《臧哀伯諫納郜鼎》一文中說:「觀人之言,當先考其所處之地,然後聽其所發之言。苟失身於篡逆之區,雖有忠言嘉謀,未免為助亂也。以亂助亂,其罪小;以治助亂,其罪大。」(見《東萊博議》)這種意義的詮釋,考慮到動機、系絡、後果、人際關係、正義的標準等等面向,可謂「系統思考」(system thinking),為六四民運人士及趙紫陽周邊智囊所極度欠缺者。

時代的巨輪已在90年代,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生產過程中,有形要素的重要性逐漸下降,無形要素如知識的分享與創新日漸重要,而知識的分享與創新實難再以「公有」與「私有」來劃分,所謂「姓資」與「姓社」的爭辯,已然失其意義。新時代的階級區分,也難再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來二分了,兩者之間涵括了難以說清楚的「知識工作者」,他憑知識吃飯,有的富比資產階級,有的又貧似無產階級。時代已不同,等待大師或大師創新思想的時代,正考驗著21世紀人類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