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之相關論述(上)

由日據初期之「殺戮攘逐策」研究
郭譽孚
(台灣史民間學者)


本文是在對於我們社會發展的高度憂心下寫成,其中對於各位高門學者之失禮,實情非得已;眼看共識不成,社會衝突,政經空轉,前途堪虞;探本追源,欲建立堅固共識,似非借助史實為基礎,皆難成功,遂不能不對史學各方面,高調呼籲;敬請各位大人海涵。

本文是一個關於台灣社會史的研究。它來自筆者對於台灣研究先驅者、有第一位「本土」社會學家之名的陳紹馨在其被稱為「受到多數的肯定」、「是一部學術價值極高的台灣社會史」〔注1〕的名著《台灣省通志》第一冊,卷二,人民志,人口篇(李汝和主修,毛一波整修)裡所謂「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的觀點,感到離奇,從而探索的結果──這位著名的社會學者,為何有此為日本殖民統治開脫的觀點,他真的沒有聽過日軍對中國人的旅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也沒聽過來台灣後由北到南的三角湧大屠殺、雲林大屠殺、阿公店大屠殺、宜蘭大屠殺等等麼?還是真的他以為如日本人所自辯,所有的殖民帝國都是如此,所以就可以抹殺?還是他由日本學來的社會學本就是如此地因為「術有專攻」而排斥歷史性的常識?

恰巧最近讀到《海峽評論》上有關高中台灣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問題,聽說強調「課綱是政治競技之妥協的產物」之官員與舊課綱堅持者如黃秀政、吳文星等率皆以擁有崇高學位及師承自高;筆者自學三十年,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後,由師大畢業,進教育界,低首下心,研究台灣史;本對列位高官與學者、專家,景仰彌高,豈敢妄議,然而,師大當年「教育,國之本」之教誨,實在使我不得不出而辨明台灣史諸重要問題──在我們共同奮鬥而來的開放時代,政治真的仍可以如此不惜製造社會分裂而任由錯誤的「學術權位」凌駕我先民真正的血淚史實麼──

以下,本文就以我台先民的血淚史實,批判今天台灣史主流權威日本博士陳紹馨關於清代台灣人口之權威論述而展開,內容分為四部份──論陳紹馨論據的錯誤、主流蓄意抹殺或遺忘的史實、讓人驚歎的「殺戮攘逐策」設計、殺戮攘逐策的發展與結束,進而來更正幾個今日主流權威關於日據初期史料的重要問題──僅以此就教於各界真正關懷台灣前途的高明讀者。

一、論陳紹馨論據的錯誤

要發現日本關西大學陳紹馨博士的此項錯誤不難,只要耐心追究其論據,此先遵循這位多年來被奉為權威、未曾受到挑戰的陳紹馨教授那似乎頗為雄辯的論述──其所謂:

「光緒18年,為編纂《台灣通志》,頒布採訪冊於各縣廳,規定採訪各街莊……伊能嘉矩在其台灣文化志中曾抄錄此項紀錄(但因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紀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得其結果如下列表二一。」(作者按,該表中人口數為2,545,731人)(頁54)

「……日人於光緒21年佔據台灣,翌年即著手調查本省人口,當時據其調查之結果本省總人口數為2,587,688人,其中2,577,104人為本省人……由第一次人口普查(引案,1905年)之結果推算,光緒22年之人口數尚屬合理。……可斷定光緒19年及嘉慶16年之人口數,大體可靠。」(頁55)

「連橫《台灣通史》卷七戶役志云『光緒13年巡撫劉銘傳請清賦,先飭各廳縣編查戶口,頒行保甲,其造報者計有男女320餘萬人。』又,西方學者如因包爾德‧豪特以為清末台灣人口為三百萬,馬偕以為近三百萬;其所根據似與連氏同一資料。……而日據翌年之人口為258萬人,則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故仍以光緒19年之255萬人口,較近事實。」(頁56)

其所持的主要論據,一是日人伊能嘉矩所提出缺乏證據的255萬人,另一則是有論述根據的,那是他提出對於劉銘傳之前的一份清代人口數據的疑問,來主張劉當年提報的320餘萬人的數據是錯誤的;此擱置伊能嘉矩那「存台灣省立圖書館之台灣通志稿本二種均無人口紀錄,未知伊能所據何本」,顯然經不起探究的數據;就後一可以考索的重要論據來探討,即所謂──

「魏源《聖武記》……論及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云『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以漢人人口250餘萬人,估計似屬過高。……由此推計,則大亂前之人口,不應為250萬人之多。故大亂前之人口當不可能超出200萬人。」(頁56、57。)

我們只要仔細追索《聖武記》之原文,就可發現,陳氏之錯誤──其實,是其誤解文義所導致的結果──換言之,在魏源《聖武記》裡的台灣人口資料乃是合理的數據。此詳引陳氏的前述論據,所謂:

「魏源《聖武記》卷八乾隆三定台灣,論及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云:『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以漢人人口250餘萬人,估計似屬過高。前文指出,嘉慶16年(1811年)人口為194萬人,為大體可靠之數字。由此數推計,如林爽文之亂(1786年)以前之人口為250萬人,而嘉慶16年人口為194萬人,則在此二十餘年間減少將近60萬人。又……設若在此期間之自然增加數與社會增加數為40餘萬人,……在大亂期間之死亡(則)為100萬人;估計似乎太高……由此推計,則大亂前之人口,不應為250萬人之多。……大亂之為患,雖如此慘烈,但似乎尚不至於減殺人口四成之多。故大亂前之人口,當不可能超出200萬人。」)〔注2〕

他對「聖武記」解讀的錯誤;在於原來魏源所提的台灣漢人有250萬的人口數,實並非如陳氏所解讀的1786年(乾隆51年)林爽文之亂前的人口數,卻是魏源著作時,即1842年(道光22年)的人口數;這誤解的一項有力的旁證,是前引文裡之所謂的「臣源曰……然台灣以開闢二百年,丁口蕃衍,至250餘萬」之句,若此250萬是指1786年的200年前,約當1586年,明顯無中國開闢台灣的史實可為解說;相反的,在他此段引文的刪節內容裡,卻有以下文字可以明白解讀引文,可得正解;即所謂:「臣源曰:今日治台之勢,與昔時異;鄭氏竊踞海礄,朝不保夕……今隸版圖將兩百年」〔注3〕之句,此中「今隸版圖將兩百年」一小句,正可為我們的研究解惑,不但「兩百年」一詞可解,並且「今隸版圖」,也可明顯解出「臣源曰」的整段內容所指涉的時空,是著作年代的情境──故此中所提250萬是指魏源著作時的台灣人口數字;又由於該書乃是魏源因應鴉片戰爭衝擊,而將過去自己對清史的研究,用以古論今的方式,及時整理結論出版,所以出版年代即是其著作年代──即1842年之後;此外,就此查看連橫《台灣通史》的經營紀內,在其道光23年(1843)條下早有「23年,全台正供改征折色。自歸清後,至是漢番凡250萬人」〔注4〕的記載。這使得我們可確認魏源提供的台灣漢番人口共250萬,應是對於1843年台灣人口狀況一極具參考性的資料;換言之,我們在此絕對可說陳氏的解讀是錯了。

相對的,整個自1970年陳氏該文發表以來,從未受到過質疑的,以該人口論述為基礎的台灣日據史,是否應該正視此一錯誤,即正視其所謂的「則日據後一兩年中,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此似不可能。」之反命題的合理性──?「日據後一兩年中,曾有42萬至62萬人死亡或回大陸」,是值得關切的真實問題;尤其,此一反命題對應於獨派領袖台灣史權威黃昭堂所稱的「離台者少得意外,在1897年5月8日的最終期限前,向關係官廳登記要離開台灣的人,總共約4,500人,……」〔注5〕;另一我台人歸化為日本人的獨派權威伊籐潔,對此則稱「……實際上退出台灣的人約4,500人或6,500人;無論任何一個數字,均不超過人口的百分之一……」〔注6〕,依這兩位權威相近的論述,則我台灣先民在此時死亡與失蹤之數至少當為42萬人減6,500人,即是413,500人,但那是依外國人如馬偕的數據三百萬人來推估的;我們肯定劉銘傳的數據則台灣人口是320餘萬人,則這消失的人數為613,500人(請注意,劉銘傳的數據是1886年〔注7〕的資料,顯然未計入該年後至割台之際的人口增加數,故其數必仍偏低)──相距日人公佈的14,000人左右,原來史實中,我台民竟至少消失了60萬人以上,想想當年黑水溝的凶險與多數台民之難有船資,怎能不讓我們研究者關懷……

接著,讓我們來探索日據初期的史實中,是否曾經有如此一段被忽視的重要環節?

二、真有一段被抹殺或遺忘的史實

經由上述論述的探討中發現那樣驚人的問題,然而史實究屬如何,由伊能嘉矩到陳紹馨的主張真是對的麼?──是接下來研究者要探討的。

當然我們知道戰爭是會死人的,然而,消失了至少60萬人以上,那是怎樣的「戰爭」,缺乏近代化武器的我先民們,只是為了籠統的民族主義或個人的無知而投入麼──我們都知道有「乙未戰役」,那是在1895年我台人曾經強烈反抗的一段往事,然而那史實如何──是像小說家李喬或東方白在他們的名著裡所描述的麼〔注8〕,或者本來小說家的歷史描述都有虛構的問題?

在李扁路線下,所有主流論述都根據日本說法〔注9〕,很像陳紹馨之接受日人伊能嘉矩的觀點,於是我們當年統編本國中教科書裡黃秀政之輩說的是──

「日本為對付台灣軍民英勇的守土抗戰,曾出動大軍鎮壓。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最初,總督府常採取殘酷的報復性鎮壓,而濫殺無辜……」(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頁59)

在我們中研院台史所所長許雪姬、劉妮玲編的《高中歷史》裡就此段史實,採取的敘述則是隱藏「大屠殺」史實而說出:

「日本政府原以為多數台人必返回大陸,好自日本移民來台;實際上兩年中離去者大約6,500人左右;只佔當時總人口的0.23%。在台灣土地開發幾乎飽和,很難有多餘的及完整的土地可供利用下,大量的移民已屬不可能。」〔注10〕

在名台灣史教授李筱峰與日本御茶水大學博士林呈蓉合編的大學用書《台灣史》中,對於日本據台初期的注意,則其關注也不及此,其開宗明義關注竟直接跳到1897年那堂皇、寬大的所謂「在《馬關條約》中有一條約定,准許台灣人民有選擇國籍的自由,並以兩年為寬限期……結果到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決定日』時,台人離去的,只有6,456人,占當時280萬台灣總人口的0.23%而已……」〔注11〕

對此問題,除了前述獨派留日博士黃昭堂所謂的「台灣民主國政府之統治力雖甚為脆弱,其指導者雖然怯懦,台灣攻防戰的戰端卻是他們開啟的,戰亂帶給台灣住民很大的災難……」及所謂「由於遭到台灣住民激烈的抵抗運動,其台灣統治政策越發嚴酷起來。日本在其佔有台灣之際,暫且派遣武官總督前來,但以身為文官的民政長官輔佐,預定以民政治台。然而,台灣攻防戰之激烈竟使日本當局暫停民政,……而施行軍政。」〔注12〕,與該國中教科書呼應外;我留美學者台大教授王泰升的大著中也有類似地呼應:即所謂「按台灣事務局原本贊同原敬的意見,……但是遍及台灣全島的武裝抗日行動,迫使日本中央政府及帝國議會,不得不同意台灣總督府的說辭……」〔注13〕之說。

只有在曾經標榜「尊重史實是教師歷史專業的前提」的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薛化元所編的《台灣開發史》裡,則鋪衍了學生在國中時已知道的「台灣割日和民主國的抗日」,區分「乙未抗日」和「日據時期武裝抗日行動」;巧妙的是,薛著中雖不及於「大屠殺」,而稍及於「日軍殘暴」,但卻以所謂「一般所謂的抗日運動仍以小街鎮、村落的作戰和游擊為主,因此日軍才有燒燬村莊的舉動」〔注14〕之說法「合理」化了「燒燬村莊」的舉動;又在其論及我台民抗日犧牲的人數上則竟說成是「面對近代化的日本軍隊死傷與達成的效果不成比例,為了抗日犧牲的人數最起碼在一萬人左右……」〔注15〕,這所謂「最起碼在一萬人左右」與前引國中教科書的「台灣軍民戰死或遭殺害者多達一萬四千人」相較,也顯得相當地「匠心獨具」!

然而,真是史實僅系如此嗎,它們的意思都是在「台灣民主國」瓦解之後,我們先民就不應該反抗,所以才受到了「報復性鎮壓」,過去的印象似乎真是錯怪了當年的日本殖民者……他們只是「報復」──或者「屠殺」只是因為我台民以游擊戰抗日麼?【待續】

〔注1〕《台灣社會學界的先驅陳紹馨》,戴寶村著,收入《台灣近代名人志》,第一冊,張炎憲、李筱峰、莊永明編,自立晚報1986年印行,頁28。2006年,在台大社會系曾舉辦紀念陳教授百歲的研討會。 〔注2〕本段引自《台灣省通志》,第一冊,卷二,人民志,人口篇,頁56、57。 〔注3〕《聖武記》冊二,卷八,魏源著,中華書局,民國60年,台三版,頁23。 〔注4〕《台灣通史》,上冊,卷三、經營紀,連橫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5年印行,頁60。 〔注5〕《台灣總督府》,黃昭堂著,黃英哲譯,前衛出版社1994年印行,頁66、67。該數字絕不可信,但以其權威,故此引之。 〔注6〕《台灣--四百年的歷史與展望》,伊籐潔著,江萬哲譯,新遠東出版社1994年發行,頁73。 〔注7〕實際該數據之形成是1886年5月,劉銘傳奏請清賦;6月,詔可;於是先辦保甲,限兩月告竣;然後宣告清賦;故雖見於《台灣通史》,《戶役志》之光緒十三年〈1887年〉項下,實為1886年資料。 〔注8〕李喬有小說《寒夜》或電影《1895》,東方白有名作《浪淘沙》,兩者皆以史實相號召,其中怎樣面對我們島嶼真實的故事,請自行參看。 〔注9〕戰前,隱約掩藏於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的「帝國主義漩渦說」及「無極端對先住民土地沒收說」中(帕米爾書店,周憲文譯,頁10、25);戰後,則可見於《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民族運動史》,向山寬夫著,楊鴻儒等譯,福祿壽公司1999年出版,頁94、95。該書原為著者1961年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及補充日後新研究資料,正式出版於1987年;是戰後日本學術界台灣研究的開山之作。也可見於《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黃昭堂著,廖為智譯,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231。該書是黃氏當年在日本東京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學位論文,經改寫而成;其他日本學術界之研究,不贅。 〔注10〕《高中歷史》,許雪姬、劉妮玲著,三民書局,頁89。 〔注11〕《台灣史》,李筱峰、林呈蓉編著,華立圖書公司,頁167。 〔注12〕《台灣民主國之研究》,黃昭堂著,廖為智譯,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年出版,頁231。該書據其擁護者稱「論文提出後,立刻受到日學界肯定與重視,東京大學出版會隨即於1970年將該論文印成書出版;這是東京大學出版會首度出版由外國人留學生撰寫的博士論文。東京大學也因這本書……從75年開始聘任他為兼任講師,講授國際政治史、東亞政治,直到87年為止,達12年之久。」而其以被殖民者的學者竟如此,或正是其被重視的理由,不過如此踐踏於先民血淚史實之上,真令人痛心!﹝上引文見於前揭《台灣總督府》,譯者黃英哲的序文。﹞ 〔注13〕《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王泰升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年出版,頁67、68。 〔注14〕《台灣開發史》,薛化元編著,三民書局,頁100。 〔注15〕《台灣開發史》,薛化元編著,三民書局,頁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