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六四事件的記憶與理解

今（2009）年6月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的20週年，台灣出現的「反應」比較引起注意的，是馬英九總統婉拒了王丹的「求見」，以及馬循例發表的針對性發言，主要內容反而是肯定這二十年來，中共的進步。馬英九的這一表態，固然招致民進黨人等與若干居美「民運人士」的譴責惡評，但也獲得相當一些稱道肯定的反響，而由媒體披露。此外，民進黨方面更策劃組織了一些各路獨派與西方政治團體的「反中」活動與遊行，皆在6月期間於台灣各地舉行，以示對六四的紀念與聲援。

看起來，紀念六四事件在20年之後，幾已演變成是在做為中國一部份的台灣與香港地區的一項「民間儀式」。一方面，這是在測試北京的寬容度；另方面，這也包含有留存「民運火種」的用意與企圖。

由於當年「六四事件」的主角大多是知識青年的大陸學生，事過二十年之後，特別是許多當年的參與者，經歷過歲月的磨煉後早已是成年人了，他們具有向今天的青年人「話當年」的身份地位，但他們會怎麼敘述？應該怎麼敘述？對雙方都是很重要的。我們相信，對歷史事件的集體記憶與理解，往往影響甚至決定人們怎麼設想、發動與參與下一次的事件。

歷史事實告訴我們，從北京當局宣佈北京地區自5月20日起進入戒嚴，到戒嚴部隊6月3日開入京城，在6月4日天明之前，這次事件即應宣告結束了。事件的肇始，是北京幾所大學的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以悼念心臟病發驟逝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此一動作旨在突顯胡氏的清廉與親知識分子形象，做為對改革開放政策全面推動近十年來，特別是北京市井上與大學校園內，已頗普遍與升溫的，對官僚系統中呈現的貪腐劣跡不滿厭惡的情緒發洩。而包藏在這一主情緒裡面的，則為學生領袖們向北京當局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並表現出對美式民主理論ABC的信仰，也幾乎毫不妥協的以天安門廣場上的龐大聚集人數為條件，欲迫使中共當局屈服讓步，同意並採行眾所周知的（美式）政制改革。這種僵硬且尖銳的對峙，事實上又跟當時中共上層的權力糾葛密切相關。同時，美國的顛覆介入多管齊下，更起到雪上加霜擴大傷害的效果。

簡要言之，「文革」結束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鄧小平時代，新政策主軸概是「撥亂反正」、「把經濟搞上去」、「摸著石頭過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階段性目標是要把中國全面建設發展成一個「小康社會」。鄧小平等一輩的老同志深知機遇難逢，時不我與，改革開放如若失敗，中國將墮入長期貧困混亂深淵，恐再難自救。

這裡涉及幾個關鍵性的決定，其一是，「文革」固然結束，但復出的老一輩主持大局起步者，都已年邁，必須考慮到他們是否能躬親視事直到初階成就；更要避免老人精力衰耗失能之時，卻仍在大位之上，則後患無窮，所以要確立規則，及時退下，交班傳承。其二是，改革開放尚在起步，國內國外新舊大小問題紛至沓來，危機四伏，領導班子必須清醒堅定，臨危不亂，尤不可濫權營私，師心自用，要永遠把國家民族的安全福祉視同聖旨，誓死保衛。絕對不許在這一原則問題上發生跟外國的交易苟且情事，即使是受騙也不可原諒。為確保接班人與隊伍品質可靠，老人保留有權對其觀察考核，當然不失為一為國家人民負責的保險設計。

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一方面鄧等老人已退居二線，實同退休，改革開放大政實務已由胡耀邦、趙紫陽、李鵬等人當家，但也是在這一時期，美國處心積慮主要針對大城市年輕知識分子階層的宣傳說服工作，也進行到見效階段，這一「新生事物」不可避免的影響到中共組織內部，它呈現的問題或訴求或焦慮是，青年知識分子高調門的要求「政治民主化」，以建立制衡或政黨輪替制度，來解決因中共一黨專政所衍生出的貪腐問題。美式民主體制與運作模式則為樣板。而在中共內部（上層）則出現應有與經濟改革發展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發展的主張（預備），以及是否應接受中共（因民主改革）失權下馬的爭議與惶恐。於今回顧，這些現象或問題，應該是改革開放新政實施後的最初階段期間的一種混亂，主要是對現狀的不熟悉與不悅，以及對前景的既期望又疑惑的心情因素所促成。

但是它最後竟以89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形式爆炸開來，原因則是美國長達十年的耕耘經營，階段性的抓住了若干中國青年菁英分子的人心，也深入掌握住了少數中國知識分子（傑出學者教授），這些人因為跟美國的這樣那樣關係，而有了對中共政權或中共領導人物的抗爭勇氣與道德優越意識。1989年6月的悲劇，其實是美國對中國軟殺（soft-kill）業務的一次檢查。另外，同樣重要的是，改革開放十年以來，積累的許多問題與爭議，當然會在中共黨內發酵，檯面上當家的領導人物內心知道，二線上的老人正在注視他們，看誰能穩得住局面，誰的操作能有利於發展主流，並能躲避掉敵意外國的蓄意暗害。

以趙紫陽為例，大學生早先上街集結天安門廣場，矛頭是對著他的，趙難道不知這一點會害他被老人扣分，妨礙他在黨內的權力地位。他寄望於老人能同情與支持他，以及懷疑有人運作學生打擊對付他，這也都是人之常情，但整個事態的發展到後期，所出現的卻是趙與廣場學生的「結盟」，而廣場學生領導班子那樣明顯的表現對美國介入保駕的「重視」與「期待」，進至於在最後階段抬出「民主女神」巨像，豎立在天安門上毛澤東肖像正對面，它所傳達的意思已是呼之欲出了。這裡面若沒有美國因素（U.S.Factor），恐怕是中共跟民運人士雙方都其誰能信的。

89六四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筆者在六四事件爆發後，北京尚在戒嚴期間，以台灣統派一員及新聞工作者身份，獲一機會親赴現場「探訪真相」。頗出意外的是，得到非常坦白而全面的配合，可以說跟相關各方面上上下下都做了對談，除了大學生。我並不覺得對話者有說謊情事，雖不免多多少少有本位立場，但把各方面各層級的發言組合起來，則何為真相，便雖不中亦不遠了。我在離開北京後，對台灣和西方世界那樣喧嘩指責中共在掩飾和說謊，硬說它恐懼真相被發現，是頗感不平的，因為譴責別人說謊，自己就更不能說謊。筆者認為，自1979年元旦華盛頓與北京關係全面正常化開始之後，就展開對大陸中國的「和平演變」工作，其切入點主要就是青年一代的知識菁英。在方法上，把西方（美國）描繪成理想與美好的世界，來反襯中國的不堪與惡劣，本來就是一種騙術。它再傳授年輕人運用所謂「民主抗爭」，以在首都廣場集結表達訴求，為跟政府（當權者）談判的籌碼，這樣形成的一種對立與對抗情勢，一定激發社會的失序動盪與人心的浮動亢奮，都是在為更嚴重的混亂與災禍佈置場地。

六四天安門事件最值得重視與警惕的是，在美、中建交十年後，美國透過北京的菁英大學生和中共的領導人之一，向中共當局展示它對中國可以辦得到的傷害，以及可能製造出何等規模的麻煩。我們在這裡可以比較的看到，毛與鄧主導大局的差異。毛不惜發動「文革」讓天下大亂，美、蘇卻無從對中國下手。鄧則要將中國重新導上秩序與穩定，以此為基礎來追求富裕發展，這是假定敵對霸權有對中國的善意，但美國並非如此，它的目的始終是以製造、促成中國的混亂災禍分崩離析，使中國難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中國如果要在鄧小平的路線下持續前進時，就必須小心謹慎避免中伏，以致事倍功半，甚至冤枉折騰，前功盡棄。而鄧小平是人而非神，他終會離開他深愛的中國，他對中國國家民族的貢獻，非止於擔任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雄才大略的把此一新政推動上路，也在於他更在1989年慎謀能斷的出手結束北京天安門前的這一場悲劇。可以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戰略是通過了六四這次考驗，第一回合的化解了美國的欺騙分化與製造衝突陰謀，才換取到後來平順進行、宏觀發展的條件，我們才能看到中國在今天呈現的模樣。

筆者呼籲所有的，包括台灣與居美的反中民運人士及分離主義分子，不要再充當帝國霸權主義者的工具鷹犬，寧願造成我們同胞兄弟姐妹間的流血，留下傷口與仇恨，也要為美國這種國家服務，真是何其愚蠢。89六四是多麼清楚的教訓，在20年之後，我們還不理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