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未來反省：論現階段的大陸政策

一、不同於過去的兩岸圖像

自去年「520」馬英九政府上台以來，在兩岸關係方面幾乎是抱持著「補課」的心態，不斷提出與以往不同的大陸政策與相關的政策，馬在就職週年英文記者會中說「此等政策促使兩岸恢復和平協商，並結束兩岸在國際社會的外交惡鬥。事實上，我們的政策有效擱置了兩岸60年的軍事衝突以及政治對抗，並就直接影響人民福祉的議題進行處理，我們勇敢推動數十年來陷於瓶頸的「大三通」，並放寬對兩岸資本流通的管制；兩岸的和解也跨越台灣海峽而延伸至附近整個區域，使各利害相關國家獲益，這一年我們把台灣海峽從一個危險的引爆點，轉變成一條和平與繁榮的通道。」馬的說法在台灣有五成五的民眾肯定，在兩岸政策上也有五成三的民眾認為成功，就算是居住在雲嘉南高屏澎的民眾，也有四成八較肯定馬英九的兩岸政策。在國際上也頗受歡迎。因此，我們可以說馬這一年的大陸政策是在「和平發展」的正確道路上前進，從方向上說並沒可以太挑剔的。但是這不完全是馬政府的功勞，而是各種因素的綜合效果。

如今一年已經過去了，兩岸關係將逐漸進入深水區，過去依賴單方的忍讓、示好，以及雙方的歷史默契、共通利害的基礎，在未來有可能出現若干變化，馬政府如果不能未雨綢繆，則兩岸關係極有可能出現焦慮式的停滯狀態，或是政治與經濟脫節式的發展；最明顯的就是國際空間上無法再突破，外交上出現非競爭性的新挫敗，反對黨伺機攻擊馬政府的大陸政策，屆時基於選舉的民粹情緒的需要，兩岸關係出現些許意外不是沒有可能的。

二、馬政府的兩岸目標猜測：

馬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提出他的大陸政策的目標，他說：「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何謂「三不」呢？馬在2008年底出席「行政院暨所屬機關高階主管大陸工作研習會」時解釋說「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提出的兩岸政策，基本就是「不統、不獨、不武」，「不統」是在我總統任內不會去和大陸談判兩岸統一的問題；「不獨」是我們不支持「法理台獨」；「不武」是我們反對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不統、不獨、不武」的三個定位，基本上就是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這樣的作法得到絕大多數台灣人民的支持。」換言之，馬的大陸政策的目標的兩岸關係方面是「維持中華民國台灣的現狀」。問題是馬總統的「三不」是完全符合美國人的利益，所以美方會比較支持現行的大陸政策；對台獨人士而言，也是可以「三得其二」，所以他們除了從意識型態，從族群立場，和務「虛」的主權角度，提出攻擊凝聚同志之外，其他的作為也十分有限；對北京當局而言，只是「三得其一」；就短期而言，北京當局是可以因「反獨」任務的優先性而得到滿足，一旦反獨急迫性解除，則北京將從文化、社會領域深化「反獨」的效果，此時將面臨兩個社會某些核心價值的對立；另一方面北京也將要求兩岸有必要搭建一個政治框架，以防止台灣的政黨輪替出現政治波折，破壞了中國大陸的戰略機遇期；這時馬的大陸政策的目標，就可以面臨若干挑戰，馬總統在其上任一週年記者會上迎表示「改善兩岸關係、締造台海和平，是台灣未來要推動的重點工作之一。」這也表示，目前的兩岸關係的發展，並不表示「台海」關係已經和平；而馬也知道「他也希望跟我們談和平的協議或協定，甚至於包括軍事互信，我們覺得目前還不是最適當的時機，因為我們覺得在優先順序上還是經濟為先。為什麼？這對我們影響最大。至於軍事、安全方面的問題，可以放在第二步或者第三步。因為第二步我們也許比較關心的是國際空間的問題。」

由上述的的說法來看，馬的大陸政策的目標是希望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以便強化「台海和平」，此一政策目標，和北京的希望是有差距的。

三、新生的變數：

兩岸關係是一種極為複雜難解的政治關係，其所以「難」，對馬政府而言，關鍵在於兩岸政治的解答在於兩岸都以「國家」為典範的政治學說，去尋找「國家」為典範的政治學所無法解答的問題，而又不敢借鑒現有非「國家」為典範的政治方法來解答問題。經於一年的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政策推行之後，兩岸關係被投入若干的新變數：

第一、陳菊登陸的漣漪：民進黨籍的高雄市長陳菊於今（2009）年5月21日至24日率領高雄世運觀光行銷團一行20人前往北京、上海參訪，並就城市旅遊資源、經濟合作，以及如何辦好高雄「世運會」等與京、滬兩市有關方面交換意見，並分別在北京、上海舉辦高雄世運觀光行銷推薦會。陳菊在北京主要的活動是會晤北京市市長郭金龍、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上海主要的活動是會晤上海市市長韓正，沒有其他更多的會晤安排。由於陳菊是目前民進黨內現職行政職位最高的黨員，又是在民進黨「517嗆馬反中」大遊行之後，媒體輿論指出，陳菊訪問大陸是與蔡英文進行過商議的，也是得到了民進黨中央同意的。陳菊也證實此行是向蔡英文報備過的。按媒體的說法陳菊可以接受「破冰之旅」的說法；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對陳菊登陸的態度是「背書而且力挺」，而且呼籲「民進黨支持者必須成長」當時媒體指出陳菊登陸的代表的信號是「一、民進黨對原來的僵硬的大陸政策可能會作一定的修改，使之更具彈性化。二、對民進黨主要政治人物或黨公職赴大陸交流，有可能採取有限制開放的政策。」在陳菊之後，又有許添財市長的廈門之行，許添財六月下旬將前往廈門參加「第一屆海峽杯帆船錦標賽」。許市長表示，兩岸之間應該在「相互尊重、對等尊嚴」下交流，才能可長可久，誠意跟真誠很重要。當然還有呂秀蓮也表示了「登陸」的意願，由於民進黨內重量級大老跟縣市長爭相出訪，讓民進黨中央也決定全面檢討開放黨公職赴大陸訪問。雖然民進黨在其後的討論上，並沒有立即通過「黨公職人員訪問中國注意事項」，但也決定了「研議期間若有重要黨公職要到中國訪問，事前必須向中央黨部報備，並接受黨中央的協助判斷。」相信在當下的氛圍之下，民進黨應該在不久的未來將通過此一辦法，開放民進黨人公開登陸訪問。

果如此，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調整，就已經啟動，所以「517」的大遊行在某種意義可能是「告別過去，交代歷史」的大遊行。對蔡英文而言，在台灣參與WHA的重大突破面前，只有突破「深綠綁架」才有再新執政的希望，因此與大陸交流是勢在必行的趨勢，問題是如何穿越險灘，媒體歸納蔡英文的策略是：一、以行動表達願意與大陸進行適當的交流之意願。二、交流要循序漸進，低調啟動，防止大陸熱現象。對中共而言，這也是對台政策的新起點，第一次有機會同時與台灣的兩大政黨打交道，長遠而言，是可以增加北京當局的主動性，同時亦可以使其對台政策得以穩定奏效，自然不會信放棄；可以想見北京當局有可能合理放寬對民進黨份子的禁令，是以前一陣子被提出的呂秀蓮訪問大陸的事件也有可能發生，該黨的「中國事務小組」也可能在適當時機登陸，其他的民進黨各級的公職人員也有可能跟進，於是民進黨與美、日的溝通亦隨之增加。

第二、新生事務的可能爭議逐漸浮上檯面：上述的過程真正的出現可能仍需時間的醞釀，然而隨著陸資、陸客、陸生登台，有可能大大增加了在台的民運人士、法輪功人士、藏獨人士以及其他反中國、反共人士抗議，騷擾的對象，所以中、短期而言，衝突的機率提高，衝突的方式改變，於是就會增加兩岸大幅交流的社會成本和政治成本，考驗執政者的決心和台灣社會的理性程度；特別是大陸的機構、媒體、公司乃至於「海協會」在台設點之後，有可能成為台北的另一個政治附中心，這種新生的島內兩岸事務，也是馬政府必須面對的新兩岸政治議題；另外在陸資來台之後，必然延伸不少外資在台經營所沒有的議題，因為陸資的作為不僅僅被經濟解讀，更被政治解讀，從而製造陸資的新成本，造成非市場化競爭，果如此，不排除出現陸資聯合進出的大波動，影響台灣經濟的穩定性，形成新的政治衝擊，引起複雜的後續反應。進而由於社會互動的增加，有可能出現兩岸不法人士在對岸犯罪或嫌疑犯罪，而潛逃回鄉，但由於種種可能原因，未被遣返，造成不同程度對方違約的感覺，增加雙方的猜疑，減少了雙方的互信，都將給未來的兩岸協商帶來新的困擾。再則在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可能出現若干異議人士，入境台灣尋求政治庇護，而北京要求政治遣返等，將可能對兩岸帶來新生議題。

第三、胡錦濤的「新六點」：胡錦濤在5月26日會見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對國民黨提出喊話，此一喊話，點明了中共對年度兩岸關係的規劃和期許，首先是增進兩岸政治互信，他說「考慮到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難題，鞏固和增進雙方的政治互信尤為重要。堅持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是關鍵所在。」其次兩岸經濟合作，他說「考慮到兩岸同胞是一家人，我們採取了一些實際措施同你們共克時艱。我們還會繼續這樣做。簽定兩岸經濟合作協定，雙方應該共同推進商簽協定準備工作，爭取今年下半年談起來。」第三、關於加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他說「增強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第四、關於涉外事務，他說「兩岸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妥善解決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第五、關於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他說「雙方要為解決這些問題進行準備、創造條件。雙方可以先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積累經驗，以逐步破解難題。」第六、關於國共兩黨交流對話，他說「同時，兩岸關係發展需要兩岸廣大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參與。兩岸各界舉辦的海峽論壇，突出了兩岸民眾的參與和互動。」胡的說法可以分成三大部份，第一是政治互信，這是根本，無此則無一切，也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唯一基礎。第二部份是立刻可行的是兩岸經濟合作協定的談判、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兩岸各界舉辦的海峽論壇，突出了兩岸民眾的參與和互動。第三部份是政治關係部份，雙方可以先由初級形式開始接觸，積累經驗，以逐步破解難題。前一項是台灣所要的，中間項是兩項都可以接受的，而最後一項有台灣想要的，也有北京想要的。看來台北如果不在「胡六點」（2008/12/31）給與全面的回應，至少在「喊話」部份給與回應。此一喊話代表北京的自信，也代表領導集體的急迫感。近年以來，中國崛起已經不是大陸的主觀的期待，而是國際公認的事實，至少是脆弱的強權。所以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展現了更強的自信，和更大的彈性，以台北的國際空間而言，北京已經發展出「一個中國」框架，取代「一個中國」原則來處理棘手的台北外交議題和國際議題，然而北京在處理台灣議題上，終究有其自己的底線，不可能出現無原則的彈性；他們不希望台灣有誤解，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以免在若干的難題上出現：一方認為已經仁至義盡，一方認為完全沒有善意的難溝通現象。這是其急迫感的來源。

四、當下的反省：

馬英九總統在就職一週年的講話中提到「20年、30年之後，台灣要怎麼自處，其實有很多條件決定於我們現在所做的重大決定。」這句話點出了兩個重點：一是對未來必須有目標規劃，二是相對於目標規劃，必須有當下作為；我們依此來看，馬政府大陸政策的政策措施，再比對新生的變數，就可以針對馬政府的大陸政策，從台灣的角度反省如下：

第一、優點：堅守「九二共識」，強調中華民族，展現民主活力，台灣的主體意識四者是我們原來具備的優勢，在新的形勢下，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調整，應該是新的優勢，而且民進黨「大陸政策」調整的越快，台灣的優勢也越大，因為優勢與否是一場時間的競賽，調整「大陸政策」的民進黨，將看到不一樣的國民黨和不一樣的中國大陸，反之，北京也必然看到不一樣的台灣，從而使兩岸有平等的機會和權力，去定義「一個中國」框架，則馬政府所期待的「台海和平」才有可能穩定。

第二、弱勢：未能提出和解的「大陸政策」論述，台灣籌碼的欠缺，是馬政府在兩岸關係上的弱勢，尤其是前者，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由此而出現政策的反覆，決策時機的延誤。其實馬總統不是完全沒有論述，只是沒有系統化，沒有與台灣的主體意識相串聯，馬總統在去年視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講話就說「在我們開始推動陸委會工作的時候，任何剎車的動作都是拿這個作理由；……在那個年代有它一定的價值，可是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大陸也在變！30年改革開放下來，它還是不是共產社會都已有討論的餘地了，更何況如果它是一個威脅，我們就要問：它只是一個威脅嗎？它是不是也可以成為一個機會？」由此可以發展出「中國機會論」取代民進黨的「中國威脅論」，由於我們視中國為「市場」，所以必須進入，而買主、賣主進入市場，各自有自己的「主體意識」，由此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必須「制度化」，

兩岸社會關係上，必須「開放化」，兩岸文化關係上，必須「理解化」；以便為台灣與大陸開放交流下，堅持台灣的主體意識，強化台灣的主體意識奠定理論基礎。有了論述，有了旗幟，才能將兩岸關係的思考，帶出「統、獨」的困境，策劃出相適應的目標，轉弱勢為優勢；否則此一弱勢將具有加權的結果，影響到優勢的發揮。

第三、機會：北京的戰略機遇期、美國政府對當前兩岸關係的肯定，前者促使北京願意釋出理性的籌碼，使得台灣真正感受到和解兩岸的實惠，為下一波處理兩岸關係的深水區議題，奠定良性的社會基礎。後者提供了兩岸關係三贏、多贏的機會，最終使得台灣真正有機會，在歷史上第一次展現其地理優勢。

第四、威脅：某些國家，或某些極右人士習慣於從兩岸危機、衝突中獲利，從而利用台灣內部的極端人士，阻礙兩岸關係的正常化發展；其他不可遇期的兩岸，尤其是大陸內部或國際性大事，也有可能影響到兩岸關係的平順發展。

五、結 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真正的弱勢在我們自己內部，是否能建立起一套與李登輝和民進黨（與中國）對抗式的台灣主體性，相抗衡的（與大陸）互動式的台灣主體性論述。才能站穩自己立場，運用既有的優勢，釐定兩岸關係的中程目標。

至於外部的機會，關鍵一如胡錦濤所說在於雙方的政治互信，因此，馬政府有必要就未來兩岸的政治互信之基礎，對話方式，對話內容，對話單位以及對內、對外的話帖及早規劃，才能抓住機會，對抗威脅，造福台灣，和平兩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