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活路外交」到「陽光外交」

5月26日，馬總統及夫人周美青首度出訪中南美洲友邦，參加薩爾瓦多新總統就職典禮，順道走訪瓜地馬拉；雖然中途在美國過境，卻不採取過去李登輝、陳水扁執政時期，強力爭取在華盛頓轉機的「過境外交」模式，低調的西進西出，不刻意突出與美方高層的友好關係，也不安排吳淑珍式的「國會演說」。雖然友邦沒有給馬總統盛大的迎送排場，甚至爆發特勤人員遭瓜國「繳械」的失禮風波；然而，自從馬總統在去年「320」勝選之後，兩岸關係迅速回春，不但蕭副總統得以在就職前，出席博鰲會議，獲得北京當局以元首級禮遇接待；在馬政府的堅持下，中華奧運代表團更打破行之多年的「香港協議」，在參加京奧期間，「中華台北代表團」首次在大陸各媒體的報導中出現；加上前副總統連戰以特使身份參加亞太經合高峰會；甚至成功以「中華台北」名義成為世界衛生大會(WHA)的觀察員等等，這些都是在兩岸關係及外交上重大的突破。

馬總統上任一年來，不但讓兩岸關係起了根本的轉變，甚至透過他的主張與推行的政策，逐步重建兩岸與台、美健康的互信與互動機制。馬總統從兩岸關係的改善出發，延續「國共平台」修築的友好基礎，在「九二共識」下重啟兩岸兩會的協商機制；繼而以兩岸「外交休兵」替台灣的「活路外交」開路。

可以說，這一年來，馬總統帶領台灣重新打造出一個能和日益崛起的中國大陸擴大交流的兩岸雙贏機制，不但成功的營造出兩岸前所未有的良性交流氣氛，建立高層互信與兩岸交流機制；並且重新建立與華府高層對話機制，修補並成功的構築起具有高度互信基礎的高層關係；進而在活路外交的大戰略下，推動新務實主義外交，根本扭轉過去「金援外交」的積弊。馬總統希望在友邦展現的，是一個正派執政的台灣、一個積極回饋國際的台灣、一個促進國際合作的台灣。台灣的外交，不再是見不得媒體的「密帳外交」，而是強調人道關懷與救援、國際協作與地球永續發展的「陽光外交」。

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與氣候異常、生態嚴重破壞的雙重壓力下，做為已開發國家的中華民國，馬政府要追求的，不只是鞏固邦誼，而是要重新打造台灣在國際間的新形象。馬政府不只是要扭轉台灣過去被視為是「麻煩製造者」的負面形象；不只是要破除「散財童子」、花錢買外交的不良評價；而是要建立一個能在國際間受到尊重的台灣。這種「國家形象的整體營造」，才是馬總統真正的外交精髓之所在。

換言之，台灣不止要追求活路外交，讓台灣能走向國際；更重要的是，台灣要執行「陽光外交」，要讓走出去之後的台灣，在國際間不但成為重要的參與者，而且是重要的貢獻者。亦即，台灣不但要參與國際組織，而且更要追求和各國協力，建構國際合作的新機制，發揮更正面而積極的作為，為促進更多國際公益而發聲。台灣要讓開發中國家從台灣的經驗中獲得啟示，不論是經濟發展或政治改革，台灣經驗事實上足堪成為開發中國家追求的典範！

自從退出聯合國之後，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總是在逆境中求生，但卻仍然能屹立東亞。儘管在總統任內不曾出訪，故總統蔣經國領導台灣挺過與美國斷交後斷交潮的衝擊，並且克服重重困境，抵擋中國大陸在國際組織中排擠中華民國的連續打擊，在國際奧會、亞銀、亞太經合會等重要國際組織中，成功捍衛台灣的會員資格，但當時雙方漢賊不兩立，台灣被迫從不少國際組織中撤退，外交空間日益限縮。

繼任的李登輝在1989年1月就任總統一年之後，提出「務實外交」的理念，2月首度以「台灣來的總統」出訪新加坡；並在6月國民黨13屆2中全會上，提出「立足台灣、放眼大陸、胸懷全中國」的主張，正式啟動「務實外交」。自此，李登輝全力投入「元首外交」，李主張他既是台灣總統，只要他走出去，也就是台灣走出去。

反觀中國經改面臨困境的沈重壓力下，又爆發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不但受到國際嚴厲譴責，美國甚至帶頭發起國際經濟制裁，在大陸內外不利形勢下，台灣的外交攻勢因而有所收穫，順利搶下不少邦交國。李登輝進一步在1994年1月提出「南向政策」，希望以台灣的經濟實力換取外交空間；李順利訪問菲、印、泰三國，與菲律賓總統羅慕斯、印尼總統蘇哈托、和泰皇蒲美蓬等會晤，但除了「元首」級的禮遇外，仍被定位為是「渡假」的私人會晤。雖然李登輝形容這是突破北京外交封鎖的「破冰之旅」，但台灣企圖和東盟對話或透過東盟加入亞太區域性組織的希望，始終無法成真。

事實上，當時李登輝的「元首外交」表面上的成功，除了國家經費之外，還有充裕的國民黨資金配合。最著名的是1994年6月台綜院與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的合作案，雖然曾成功動員參、眾議員連署向國務院施壓，促成李登輝的康乃爾之旅；但卻在1998年6月，企圖動員152位眾議員聯名要求柯林頓總統取消訪問北京，結果反而激起國務院的不滿。後來，柯林頓不但訪問北京，在上海甚至公開表示：「我們不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我們不認為台灣應該成為任何以國家為加入要件的國際組織的成員」，而這正是他在95年台海飛彈危機時，致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函件中所作的三不保證。

自1994年起，李登輝風風光光的展開一連串元首出訪，從破冰之旅、跨洲之旅、中東之旅、康乃爾「世紀之旅」、到「太平之旅」，但李卸任時，台灣的外交並未因李登輝風光的元首外交而有所突破。李登輝執政十二年期間，是台灣在兩岸實力對比中，最佔有優勢的難得時機。從繼任初期到1990年，台灣就和巴哈馬等六國建交；到96年雖然和尼加拉瓜等六國建交，但同時失去沙、韓和賴索托等三國；到李卸任時，兩岸實力拉近，台灣雖然再增加六個邦交國，但也和巴哈馬、聖露西亞、南非等八個斷交，可以說，李登輝在第二任任期內，建交國和斷交國幾乎互相扯平，當時台灣外交形勢就已露出危機。而且，李執政初期台灣外交之所以有所斬獲，主要是國際形勢對台灣有利，大陸在六四事件後內外困頓，對李登輝的外交攻勢無暇反擊；但在96年後，隨著美國中國政策「交往促變」進一步抬頭，歐盟各國也紛紛提出「入亞」的政策，和中國改善關係，北京對台灣的金援外交開始展開反擊。

李登輝短暫的元首過境訪問根本無法改變現實國際各國對既定體系與通行規範的制約。比如，李登輝最希望訪問的日本，從94年10月的廣島亞運會到95年11月大阪APEC會議，無論如何費力運作，始終無法如願。表面上看，元首外交似成果豐碩，但結果反而激起對岸更全面、更用力去封鎖台灣的外交空間，兩岸展開金援外交的殊死鬥，導致台灣的邦交國在建交與斷交間遊走兩岸，進行建交勒索。

到陳水扁上台後，情勢更加危急，陳水扁不僅在國際寸步難行，邦交國更一再被北京攻陷。尤其近來北京外交政策口號從「睦鄰政策」、「和平崛起」進展到「建立和諧世界」，大幅改善國際形象，並且不斷追加對外援助。台灣的邦交國從阿扁上台前的31個，減少到下台時只剩23個，證明元首外交對台灣的外交，所得與付出的代價，完全不符比例。

此外，自1993年起，台灣動員友邦逐年向聯合國大會總務委員會提案，要求重新審議中華民國的會籍問題，但一直到2000年為止，八次遭到否決，從未被列入聯大議程。

扁政府上台後，更加積極運作，把原來「參與」改為「加入」，甚至把原先要求聯合國大會「重新審議中華民國會籍問題」的提案，改為「重新加入聯合國案」，到2007年甚至直接以台灣的名稱、以新會員國的名義，要求加入聯合國。結果，陳水扁執政的八年，不論是以任何名義提出的入聯案，都照樣被封殺，邦交國甚至為不得罪中國而不願連署致函聯合國大會，或者只同意連署卻拒絕在總務委員會發言支持台灣，最後連幫腔的友邦也越來越少。

扁政府揚言「烽火外交」，結果，幾乎是每年斷交一國，並且北京都選擇在重要時間點上宣佈，刻意「教訓」扁政府的意味濃厚。更由於扁政府大動作推動台灣入聯，搞得北京神經緊繃，不但全力封鎖聯合國相關機構，甚至連台灣參加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談的代表層級，北京也寸步不讓，造成台灣的外交空間更形萎縮。

陳水扁雖然也想倣傚李登輝風光的元首之旅，結果卻錯估時勢，自討苦吃。一方面因為中國早已今非昔比，進入新世紀後，幾乎橫掃非洲大陸，並且積極經營南太平洋區域，成立論壇、擴大國企投資、鼓勵移民、追加補助，大舉搶攻台灣的外交重地。台灣的友邦中，半數在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這些友邦，不乏和大陸的經貿往來遠勝台灣數倍的反差現象，最顯著的是巴拿馬。

中國國力上升，外匯存底驚人，金援外交早就不再是台灣的獨門暗器；中國光為太平洋島國承諾提供的援助，由2005年的三千三百萬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兩億九千三百萬美元；顯見中國為買斷台灣的邦交國，同樣付出了沈痛的代價；而且兩岸都曾因介入邦交國敵對政黨間的競爭，屢屢被該國媒體批評非法介入他國內政。更因為扁政府未能察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國際形勢出現新的變化，尤其在中南美洲國家，逐漸掀起新一波民主化的浪潮。這股新興的民主運動，在美國的後院中南美洲，形成一股左傾的政治運動。過去被軍事強人或替洋人買辦的執政黨所控制的政府，紛紛被打著反貪、反貧、反盜賣國產義旗的左派政黨所取代。拉丁美洲國家的政黨輪替加快，而且都打著「廉政」的旗幟以爭取選民的支持。

偏偏台灣卻一再爆發友邦元首不當收取台灣賄賂的弊案，諸如：尼加拉瓜前總統阿雷曼及現任總統博拉紐、哥斯大黎加前總統羅德裡格斯和帕奇哥，巴拿馬前總統莫斯科索、海地前總統亞里斯提德、巴拉圭前總統岡薩雷斯、瓜地馬拉前總統狄波優、宏都拉斯前總統卡裡哈斯等，台灣的中南美洲友邦幾乎無一倖免；甚至有友邦元首身繫囹圄，或逃亡海外。更何況阿扁出訪目的，除涉嫌「貪瀆」的私吞機密外交經費之外，就是替自己或民進黨的選舉拉抬聲勢。

阿扁任內出訪，雖然美國前總統布希曾對他大力支持，讓他在2003年過境時，在紐約及阿拉斯加都能過夜甚至安排拜會行程；但到了2006年，布希不但以美國國罵「狗娘養的」（Son of a bitch）罵阿扁；阿扁過境也只准在邊陲阿拉斯加而且不接待，最後阿扁上演總統專機在空中迷航的大鬧劇。陳水扁花費鉅款，成為任內最常出國的總統，卻也被視為最會「Ａ錢」的總統；他的元首之旅變成「Ａ錢之旅」，把元首外交玩垮、玩臭；這樣的台灣，怎能和日益崛起的中國對抗？

事實上，台灣要改變外交困境，必須自力或尋求有能力的大國協助，改變國際對既成的一個中國原則體系的認知；必須創造這個體系中各行為體、即主要的國家，形成接納台灣比得罪中國有利的整體環境；但這些都不是台灣有能力做到的。

相反的，中國幾乎在李登輝推動元首外交的同時，於1994年全面推動「面向二十一世紀國家關係」的總體外交戰略，從「睦鄰外交」穩定東盟關係出發，並積極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建立夥伴關係；對台灣採取緊迫盯人，幾乎是李登輝前腳到訪，中國的抗議與封鎖後腳就到。結果，兩岸形勢在96年飛彈危機後，善意互動基礎薄弱，形成「囚徒賽局」兩害的困境。

中國在國際上更加限縮各國對「一中原則」運用的彈性空間，更加在國際組織及機構中，推動排斥台灣或更改台灣名稱的攻勢。於是，台灣和無邦交國間的互動層級不升反降，台灣官員出入無邦交國的限制與困難也與日俱增，這種傾向，在陳水扁執政時期更為嚴重。

一方面，由於對岸經濟實力大增，中國做為真正意義的大國，外交的影響力進一步崛起；另一方面，扁政府推動遠比李登輝更激進的台獨政策，基於反台獨的需要，兩岸在國際展開「有你無我」的殊死戰，而且不惜代價的收買對方的邦交國。台灣的外交承受了民進黨台獨教義的沈重包袱，採取對中國的非理性敵意與偏頗的認知，結果，台灣的外交幾乎喪失了外交領域原有「可能的藝術」的操作空間，更成為替民進黨選戰服務的工具。這也正是何以馬英九總統上台後，要率先呼籲兩岸外交休兵的原因。

馬總統上台初期，台灣的兩岸、外交與國防早就亮起紅燈；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扭轉被扁政府外交金援弊案而重創的國家形象，修補與華府的互信基礎，加強與重要國際組織的關係，是馬總統上任後在外交領域上最重要的挑戰。而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重新穩定兩岸關係，並且藉由穩定而積極的兩岸關係，營造兩岸和解氣氛；進而以台灣積極而有誠信的作為，化解北京當局的疑慮，為台灣的活路外交開路。

事實上，馬總統上任後，必須同時重新建構兩岸關係、台美關係、與外交工作的新務實戰略；三者環環相扣，如果理順，就會形成合力，使效果加倍；但萬一失敗，則將相互牽制，乃至寸步難行。

依據國際政治學建構主義的理論觀點，馬總統必須先克服北京當局建立在對前朝扁政府高度不信任與敵對意識的心理束縛；並且挑戰根植於對岸防範台灣在國際間製造「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外交既定政策。從建立互信、尋求共識到追求突破──這必須依靠馬總統從「言說、行動、感知」等三個階段的善意累積，來促成兩岸的合作。

北京對台灣的敵意，是由陳水扁挑釁的言行，扁政府推動法理台獨的政策與在國際追求台灣正名，製造台灣獨立事實等三個主要因素而構成的；更由於陳水扁藉拚台獨打選戰，不惜惹火美國，大動作搞入聯公投的強硬立場，導致華府與北京儼然形成「共管台灣」、「防獨、防戰」的聯合陣線；在國際組織中，也形成「台灣以入會為由，形台獨之實」的認知，造成這些組織對台灣的動機持負面評價。更因扁政府爆發援外醜聞，導致多位友邦卸任總統涉貪而被司法偵辦，台灣形象受挫而大陸日益崛起的政、經影響力，導致台灣的邦交國形勢更加危急。

馬總統上台後，立即在外交上面臨多重嚴苛的挑戰，為讓台灣重新在國際間不但能存活、走得出去，而且還要有尊嚴的承擔國際責任；從而馬總統頭一個必須爭取的，就是重新建構台、中、美三方高層的互信，並且在這個互信的基礎上，建構健康而且是可運作的三邊關係，促使三方都能朝向正和的關係發展，而達到三贏的目的。

當然，要化解北京的疑慮，馬總統率先展現善意，呼籲兩岸外交休兵，並且改變扁政府以台灣名義入聯的各種無意義的向聯合國施壓的動作。馬總統出訪友邦時，採取低調過境美國、不刻意在華府停留、也不搞李登輝式的「意外之旅」；同時重新擬定援外政策，不再依靠金援去拚增加邦交國數目；務實的尋求兩岸能接受的模式，讓台灣得以加入重要而且必要的國際組織。

可以說，馬總統以兩岸外交休兵，替穩定的兩岸關係創造有利的外在形勢；再以建立高度互信的台、美關係，為進一步開放的兩岸政策鋪路；而開放的兩岸政策更有助加速推動兩岸交流和善意的累積；兩岸善意的累積最終回饋到台灣外交領域，以實現馬總統的活路外交。

未來，如果兩岸高層互信進一步提升到直接對話；當善意的累積進一步擴大到兩岸各層面的自由交流；則兩岸當局很有機會經由對話、互信、秩序的建立到彼此價值的認知等，進一步建構出處理兩岸分裂分治僵局的可能方式；雖然過程可能耗費時日，但兩岸「主權爭議」就算尚未協商出兩岸民眾都能共同接受的處理模式之前，台灣就能因兩岸關係的改善，而獲得在國際上最大可能的活動空間。因為馬總統的活路外交不僅是要讓台灣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走出去後的台灣，不是去追求台灣獨立，製造麻煩；不是去衝撞「一個中國原則」，而是要促進區域與全球合作，共同追求地球村的永續發展。馬總統追求的是陽光外交，是讓兩岸能互利雙贏的路徑；在台灣成為WHA觀察員之後，對岸沒有必要阻撓台灣參與其他聯合國類似功能性機構的要求。

儘管綠營人士及旅美獨派團體打從馬英九宣佈參選總統開始，就不斷對美方散佈馬總統親中仇日，會阻撓台灣對美軍事採購等等負面宣傳；然而，馬總統不斷以自己的言行和高層的互動，向美方展現要和華府建立「信任夥伴關係」的決心；而華府自歐巴馬總統上台以來，從相關涉台部門官員的公開談話也顯示，華府對馬總統已展現了強力的支持與信任。馬總統在瓜國和美國國務卿希拉蕊雖然僅僅是短暫的禮貌性晤談，但從雙方簡短的交談中可以發現，馬總統念茲在茲的，是爭取美方信任：即我方一定在華府和北京之間，維持必要的平衡。

馬總統二日過境美國西雅圖時，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薄瑞光以「這次西雅圖出大太陽」來形容當前的台美關係。歐巴馬總統提名的新任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10日在出席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任命聽證會時也強調，在最近的幾個月，中國與台灣進行很積極的外交互動，美國鼓勵這樣的外交，希望這樣和平交往方式持續下去。

由於美方不希望兩岸過早進入涉及統、獨安排的協商，也不希望台灣被片面導入北京所希望的政治統一中去進行交涉(這也是目前多數台灣民眾的疑慮)；因而馬總統在推動兩岸交流的同時，兼顧華府的立場，兩岸先經濟後政治的開放交流政策，同時為華府與北京所認同。儘管馬總統上任初期，中南海對馬總統仍在「聽其言、觀其行」；但馬總統堅定的推動兩岸開放政策，並且呼籲外交休兵，化解敵意，為兩岸爭取更健康的交流環境；這種兩岸互利、雙贏的政策，與馬總統「言而有信」的領導風格，重新建立了北京當局對台灣領導高層的信任。

正因為兩岸朝向正面的正常化交流關係進展，台灣的外交才能有活路，不但走得出去，並且還能迎向陽光。

針對馬總統的久睦之旅，民進黨立委及媒體擴大批判特勤人員在瓜國遭繳械的風波，但卻少有人真正瞭解，馬總統堅持正派外交，為扭轉「金援外交」積弊而承受友邦不友善小動作的失禮對待；相對於陳水扁過去出訪，打著二點五億美元「榮邦專案」當誘餌，四處散財以換來友邦高規格禮遇的「擺闊外交」，國人更應肯定馬總統的苦心。

馬總統此次久睦之旅，看似低調，實則展現相當多的成果。由外交部出版的台灣第一本援外政策白皮書明白揭示：「敦睦邦交關係、善盡國際責任、保障人類安全、回饋國際社會與發揮人道精神」，是當前中華民國援外工作的目標；這是以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為主要架構，制訂區域及相關國家援助策略，配合台灣技術強項和優勢產業部門，選定貧窮、教育、傳染病、環境永續、以及全球發展之夥伴關係等目標，為優先合作項目。

馬總統在序文中確立「進步夥伴、永續發展」為政策主軸，並且強調援外工作：「目的要正當」、「程序要合法」、「執行要有效」；要與友邦分享台灣經驗，共同以「務實之理想主義者(a realistic idealist)」自許，來為中華民國援外工作開創新局。

以2008年政府開發援助的總金額初步統計約為4.3億美元，占國民總所得毛額(GNＰ)0.11%，與聯合國訂定的0.7%標準相距尚遠，還有可發揮的空間。從而，當國際新女性主義活躍，並且在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各種關於提倡以女性視野重新評估國際事務的議題、保障在家工作者福利與弱勢族群照護、環保、救援瀕危動物等等，都是當前國際的熱點。因而，第一夫人周美青女士或許比馬總統有更多的機會、更大的空間，能在國際舞台上，在這些領域中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並且從參與全球共同關切的議題中，去爭取更多國家的友誼，擴大台灣的國際影響力。

此外，台灣做為保存中華文化最完善的區域，也是華人國家中，現代政治文化與傳統文化成功結合的典範，當大陸在全球廣建孔子學院，並且在京奧之後，呈現新中國的形象，爭取擴大大陸「軟實力」影響之際；台灣更應以自身的發展經驗，提供一個更具現代意涵、更具文化傳承的中華文化範例。因為一個真正承繼文化正統的台灣，更有資格向國際推介一個不同於中國大陸的中華文明新典範。這部分，馬總統能否扭轉扁政府錯誤的政策，讓台灣向國際散發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也是有助於把台灣推向國際的關鍵之一。

如果馬總統不再虛耗有限的經費去拚入聯，或者透過捐款、遊說去爭取「過境外交」；相反的，馬政府若能把外交經費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將援外工作與國際潮流接軌，面向邦交國民眾，實際投入協助完善邦交國的基礎建設與人道關懷，讓成果是邦交國人民看得到、分享得到，而不是直接由外交密帳進入邦交國政要的私人密帳；則台灣的外交前景應當是陽光亮麗的。

馬總統宣示要採取正道、積極與務實的外交政策，不計較個人出國的排場，不利用外交場合變相替所屬政黨競選，從民調數據顯示，超過六成受訪者認同馬政府放棄金錢外交與兩岸外交休兵的做法，更有七成多民眾肯定第一夫人周美青的表現，顯示台灣的外交正朝著正向的發展，而且如同雨後陽光穿透烏雲般，充滿著隨時發生可能驚喜的期待，這就是陽光外交政策能量的展現。

簡言之，馬總統的外交戰略，從外交休兵、活路外交到陽光外交，這才是真正的務實外交。真正的務實外交，不是無謂的和對岸拚建交數、拚過境禮遇規格、拚加入聯合國；而是追求與無邦交國家間更廣泛而緊密的雙邊關係，擴大參與全球性及區域組織，提升台北高層官員訪問無邦交國的便利與公務接洽的層級，擴展台灣在非政府組織、全球性功能團體、學術團體與互助組織等的積極參與並發揮功能，並且在簽證問題上能獲得突破、以更大的便利台灣人民出訪無邦交國等等。

由於國際經濟秩序正因全球金融危機面臨重整的挑戰，地球生態的破壞也導致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摩擦增大，在全球化與反經濟掠奪之間，在脫貧與環保之間，在不同文化的激盪之間，隨著全球華人經濟力量的崛起，台灣不止要走出去，更應在華人經濟圈中成為推動進步的關鍵力量。因而在北京推動建立「和諧世界」之後，台灣更可以推動「全球共生」為題，訴求全球應共同創造出自然與科技互利的共生、環保與發展協作的共生、不同發展階段國家間雙贏的共生、五大洲跨區域合作的共生以及不同文化族群間交融的共生；唯有共生，才能共榮，才能建立永續繁榮而健康的地球村。

在各界的關注下，馬總統宣示將競選國民黨黨主席，親自站到第一線，主導改革。馬總統上任一年後，民調開高走低，藍營不滿、綠營痛批；但近來慢熱型的馬政府在馬總統及執政團隊的持績努力下，民調支持度已明顯回升。儘管馬總統兼任黨主席之後，尚有漫長的征途與困難橫亙眼前，仍待馬總統過關斬將；但馬總統個人獨特的「柔性改革」作風，若能一步步把台灣裡外翻新，並且重新賦予「台灣經驗」更進步的時代意涵，讓台灣能引領全球華人文明前進，能參與並協助建構國際新秩序；從而如果馬總統──「立場堅定、態度溫和」的馬式領導風格能堅持理念，並加快改革步調，則台灣的改變，或將能舉世共睹、舉世稱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