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之外，還有國文和歷史

六月九日，馬英九在接見海外華僑時，提到海外僑教，建議海外中文教育當「識正書簡」，並於六月二十三日發表《大陸「識正書簡」的文化意涵》一文，建議大陸為了讓下一代能直接以「正體字」與中國古典文化對話，應逐步廢除五○年代以來公佈的一些「簡化字」，書寫使用「簡化字」或「簡體字」亦無妨，並呼籲兩岸民間合編《中華大辭典》。

馬英九的呼籲，很快獲得大陸台辦的善意回應，並反映到七月十一日在長沙召開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而有共識為：

「──兩岸使用的漢字屬於同一系統。客觀認識漢字在兩岸使用的歷史和現狀，求同存異，逐步縮小差異，達成更多共識，使兩岸民眾在學習和使用方面更為便利。鼓勵兩岸民間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

──支持兩岸學者就術語和專有名詞規範化、辭典編纂進行合作，推動異讀詞審音、電腦字庫和詞庫、地名審音定字及繁、簡字體轉換軟件等方面的合作。

──支持制訂有利於兩岸文化交流的政策，簡化相關行政手續，為交流合作營造良好的環境。

──發揮雙方的優勢，共同推動中華文化同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對話與交流，促進中華文化在全球傳播。」

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更把兩岸文化交流提升到文化認同、民族認同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層次。他在開幕式中說：

「縱觀古今中外，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於交流、基於教育。中華民族歷來強調人文化育，早在兩千多年前的古老經典《周易》中，就有『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論述。兩岸文化教育事業的進步需要交流，兩岸關係發展需要來自文教交流的動力，更需要強有力的文化認同、民族認同的支撐。展開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對推動兩岸關係發展具有基礎性、全局性、長遠性的重要作用。」

「兩岸關係的改善與發展，也為拓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好的環境和條件。兩岸同胞要抓住難得的機遇，大力加強兩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提高層次，擴大領域，豐富內涵，增進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建設好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我們有一個最大、最基本的共同點，就是兩岸同胞都是中華文化的傳人，都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新形勢下，兩岸同胞應該大力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不斷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凝聚攜手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意志，形成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要共同繼承中華文化優秀傳統，挖掘和提煉有益思想價值，發揚光大中華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我們對馬英九、賈慶林在政治、經貿之外，還能關心中國文字和中華文化的高瞻遠矚，表示敬佩；也對兩岸論壇能有共識將漢字「求同存異，逐步縮小差異」和「鼓勵兩岸民間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表示支持。

據台灣師大教授亓婷婷的研究，在清末，即有梁啟超、沈學盧、王照等人提出教育不能普及原因之一就是漢字書寫繁難。尤其王照曾創「官話合聲字母」，而受到袁世凱、周馥、趙爾巽的支持，在天津、南京、奉天辦理大規模的「簡字學堂」。一九○七年，勞乃宣在南京出版《簡字全譜》。一九○九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發表《普通教育應采俗體字》一文。

民國以後的「漢字改革」其動機還是起自於「救亡圖存」，但因喪失民族自信心，而誤以為中國文化的落後，緣自於漢字的難識難寫。一九一八年，錢玄同即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主張「改革漢字」，先由簡化漢字筆劃入手，最後走向拼音文字。一九二二年，錢玄同、黎錦熙、楊樹達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上提出《簡省現行漢字筆畫案》。一九三四年，錢玄同編寫《簡體字譜》，收錄二千三百多字。一九三五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選出三百二十四字，即《第一批簡體字表》，公佈之。後經戴季陶激烈反對，又收回不用。國民政府遷台後，又有羅家倫主持的漢字簡化政策，但經胡秋原激烈反對而作罷。

大陸的簡化字則於一九六四年，公佈「簡化字總表」。一九七七年又公佈《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並開始試用。但又於一九七八年宣佈廢止。大陸的漢字簡化也是以拼音文字為目的的。此後，大陸又宣佈廢除漢字拼音化的政策。

簡言之，近代中國的漢字簡化運動，是為了普及教育，提升文化，其目的是拼音化，指導思想則是「西化」，包括「白色西化」和「紅色西化」。但在實現拼音化之前，發展至今，大陸的識字率已達百分之九十一，台灣的識字率更達百分之九八，兩岸的經濟、科技的發展也與列強並肩了。「實踐檢驗真理」，可見中國的落後，不來自於文字是否拼音，而是來自於教育的普及化本身和發展路線的是否務實。

在此中國再度崛起之際，中國必須要建立獨立自主的文化價值體系，才能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識正書簡」也罷，「識繁寫簡」也好，其目的除了統一兩岸的文字外，更重要的是，恢復中國文字以建立中國獨立自主的文化價值體系。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文字能不復興嗎？當然，復興不是復古，而是「溫故而知新」。兩岸論壇有關漢字的共識，適其時也。

「識正書簡」是與傳統文化對話的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兩岸文字的統一是兩岸文化統一的必要條件，也非充分條件。文字是精神文化的載體，所載的內容才是民族文化的實體。

中華民族的文化不是無中生有的，而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文化發展經驗的歷史積累。獨立自主的文化價值體系必須建立在中華文化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有其高大和根柢。

賈慶林說得不錯，「文化的光大昌明莫不始於交流、基於教育。」人文教育的核心當為文學、史學和哲學。兩岸中等以下的人文教育課程包括國文和歷史。

國文教育不僅止於語文教育、文學教育，還當包括文化教育。歷代的中華傳統文化雖是以正統漢字為載體，但卻不同於白話文運動之後的白話文，而是歷代的古文，或統稱文言文。如果不識古文或文言文，再「識正書簡」也無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對話。

台灣近二十年來，在「去中國化」的主導下，國民教育只偏重語文教育；高中國文課本竟也容不下《論語》與《孟子》的教材，古典文學的教材也大量削減。「識正書簡」，只識瑪丹娜、麥可傑克遜之「正」，又如何能與傳統中國文化對話。白話文是生活的語言，在生活中就可以學習，而古文或文言文就必須透過教育才能學習。所以，為了認識中華文化的優美和與傳統文化對話，台灣的國文教育，除了「識正書簡」外，還必須「識古書今」才行，即認識古文或文言文，而書寫當今的白話文。

經過「文革」破壞後的大陸國文教育，我們所知不多，唯知近年來在各大學成立「國學院」和海外的「孔子書院」。

有關歷史教育，台灣的九年一貫國民教育已取消了歷史科，而併入社會科。至於高中歷史課程，根據民國九十八年（二○○九年）準備實施的「九八課綱」，高一上學期為「台灣史」，高一下學期為「中國史」，高二上下學期為「世界史」，高三上下學期為選修的「專題」。四千年的「中國史」和四百年的「台灣史」一樣，被壓縮成一學期，每週二小時，十六周的課程。而且在「中國史」的教材中，只能稱「中國」，不能稱「我國」。這是「亡人之國，必亡其史」的「去中國化」的傑作。

由於學界的強烈反對和抗議，馬英九就任總統後，才把扁朝「九八課綱」中的國文和歷史二科拉下，暫緩實施，重組修訂小組修訂之，但其結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大陸的歷史教育則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五階段發展論」，即由原始共產社會進入奴隸社會，進入封建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最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但馬克思亦曾言，他的歷史哲學只適合於西歐社會發展。

中國歷史發展是否符合於「五階段發展論」，在上世紀三○年代，中國知識界曾引發過「中國社會史論戰」，這個論戰當是承接著一九二八年蘇聯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而來。

在「亞細亞生產方式論戰」中，就意見紛歧，至少有史達林派、托洛斯基派，和學者派的梁山諾夫、瓦爾加、馬加爾。時史達林派當權，認為中國是封建社會，中共應實行土地改革。

中國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之前當是奴隸社會，奴隸社會之前當是原始共產社會。於是有中國學者的中國社會性質和分期的大論戰。參加論戰的有中共幹部派、有托洛斯基派、有國民黨、有非共派馬克思主義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最後，中共接受了「五階段發展論」，唯鴉片戰爭之後，列強資本主義進入中國，而把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定性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故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區別於孫中山的國民革命。

中國有原始社會或原始共產社會，學者們爭論不大，甚至中國的原始社會兩性關係是經過「雜交」期的。《商君書‧開塞》言：「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莊子‧盜跖》云：「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管子‧君臣下》說：「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呂氏春秋‧恃君》亦云：「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這當是近代人類學家所說的游群採食期。

中國最早的政治型態的出現，有《管子‧治國》云：「先王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如何「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韓非子‧五蠹》說：「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蛤，腥臊惡臭而傷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後又有《管子‧君臣下》言：「神農教耕生榖，以致民利。」從有巢氏到神農氏，當為氏族聯盟的盟主，其「王天下」未見征伐，而是有重大發明「而民悅之，使王天下」的，沒有征伐何來奴隸？

征伐當起自「神農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鹹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遂禽殺蚩尤，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史記‧黃帝本紀》）「禽殺蚩尤」、「代神農氏」，黃帝並未將彼等氏族夷為奴隸。

黃帝之後，「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韓非子‧五蠹》）《論語‧憲問》亦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說：「（禹）卑宮室，而致力乎溝洫。」（《論語‧泰伯》）《管子‧君臣下》言：「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

《禮記‧禮運》云：「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種「大同」社會應具有原始共產社會的性質。

歐洲奴隸社會的奴隸來自被征服的氏族，大禹的「王天下」來自舜的禪讓，沒有征伐，奴隸社會從何而來？夏雖「家天下」形成帝國，但仍具有濃厚的氏族聯盟性質。

湯「率諸侯」伐桀，「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畢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史記‧殷本紀》。武王伐紂，斬紂，卻「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史記‧周本紀》。夏和殷的氏族不但未被夷為奴隸，且至春秋時代尚有杞國和宋國的祭祀。

硬要在中國古史中安插一段奴隸社會時期，中共史家範文瀾只好說：「東方斯拉夫人在原始公社瓦解後，直接產生封建制度，中間沒有經過奴隸社會階段，周國情形也頗有相似之處的。夏商奴隸制度發展而不發達，周奴隸制度更不發展而封建制度卻發展很快。」（《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頁一一七，一九六四年四版，人民出版社。）

硬把夏、商、周當作奴隸社會，以「克己復（周）禮」為己任的孔子，當然就成了四人幫所言「奴隸制復辟的代言人」了。既是「奴隸制復辟的代言人」，大陸今天還在世界各地廣設「孔子學院」，豈不要復辟奴隸制？

自商鞅「壞井田，開仟佰」之後，土地得以自由買賣，並「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末」指工商業，「本」指土地農業），以至「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作為農業社會主要生產資源的土地得以自由買賣了，還有封建社會嗎？所以，呂振羽只好說：「由戰國到秦漢之際，是中國封建主義發展過程中之一大轉捩點，由初期封建主義的封建領主支配過度到封建地主的支配。」（《中國政治思想史》頁二三七，一九五五年，三聯書局）我們或可承認「封建領主」是封建制，但「封建地主」是封建嗎？馬克思復起於地下，恐怕也難以同意了。

這樣「社會五階段發展論」的中國史，又如何能「不斷增強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呢？

我們理解並同情「社會五階段發展論」的中國史，是在喪失民族自信心後，「向西方尋求真理」的產物，是以馬克思主義武裝中國人民的革命思想，但以今日視之，也不能不說是「紅色西化」思想的殘餘。而且崛起的中國不能再根據馬克思西歐史的形象來製造中國自己的歷史，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說：「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同樣的，馬克思、列寧著作也不能解決我們過去歷史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社會五階段發展論」並不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是不「實事求是」的，是不符合馬克思唯物主義的。

我們欣見兩岸文化論壇對兩岸漢字有「求同存異、逐步縮小差異」和兩岸民間合編《中華大辭典》的共識。並且，我們期望兩岸文化論壇，進一步能有「實事求是」的合編中國文史教科書或參考書的共識。

復興中華文化必須先恢復孫中山所說的「民族自信心」，還中華文化的本來面目，超越一百多年來紅白西化派的異化，建立中國獨立自主的文化價值體系，那麼未來的中國統一就不止於國家的統一，而是中華民族的騰飛和中華文化的復興，讓中華文化能重新貢獻於世界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