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界談判的崎嶇道路

八月七、八兩日，溫家寶總理的特別代表、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與印度總理的特別代表、國家安全顧問納拉亞南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舉行第十三輪邊界談判。隨後兩國政府分別發佈了內容相似、措辭積極的新聞公報，卻看不出邊界問題解決有任何進展。中印邊界糾紛是兩個新生共和國從誕生的頭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和印度共和國（1950－）——開始就繼承下來了的，直到今天仍難解決。再有，中印兩國政府之間將近六十年來的來往公文很大一部分是有關邊界糾紛的，還為此於一九六二年打過一仗。任何糾紛，如果不能武力解決，就只能靠談判。一九六二年那一仗把兩國之間的感情打傷了，對兩國都不利，現在中國和印度要向前發展，戰爭是不會再發生的，只能不斷談判來把邊界糾紛解決。我想對這個與發展中印關係極端重要的邊界談判問題談談自己的粗淺看法。

印中人民是兄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成立就認識到印度的重要性，把發展中印關係看得很重。印度方面，主掌外交政策的開國總理兼外交部長尼赫魯在一九五○年道出中國是他「最欽佩」的國家，印度不但是共產主義集團外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而且通過尼赫魯的國際威望使得中國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和許多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一九五四年尼赫魯和女兒英迪拉·甘地夫人訪華，北京萬人空巷夾道歡迎，成為千古歷史佳話。在尼赫魯的領導下，印度民間唱出「Hindi-Chini Bhai Bhai」（印中人民是兄弟）的歌，中印關係進入蜜月期。在那樣的氣氛下，兩國政府沒有開誠佈公地把邊界糾紛攤開來，斬釘截鐵式地談判解決，錯過了大好良機。

這裡牽涉到一個基本觀點的問題。最新出版的美國《世界政策雜誌》上有三位學者合寫的一篇有趣的文章，題為《東伐利亞正在崛起嗎？亞洲影響與人類安全命運》（Sung Won Kim, David P. Fidler & Sumit Ganguly, Eastphalia Rising? Asian Influence and the Fate of Human Security, World Policy Journal, Summer 2009, Vol. 26, No. 2），這「Eastphalia」（東伐利亞）是作者創造的新英文字，把著名的「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亞）中的「West」改成「East」。我們都知道，當今的國際秩序是由一六四八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歐洲國家中首先建立起來、然後推廣全球的、以「nation state」（民族國家）為單元、強調領土主權完整的機制。但是，西方文明的「逞強」與「弱肉強食」因素以及「白種人包袱」優越感卻時刻破壞著這「威斯特伐利亞」原則，西方列強在經濟上向欠發達國家擴張、政治上把西方體制強加於非西方國家，世界秩序進入「後威斯特伐利亞」（post-Westphalia）時代，這樣就有可能變「西伐利亞」（Westphalia）為「東伐利亞」（Eastphalia），因此有這篇文章問世。

這篇文章對我們提供的視野是有益的，但我認為這「威斯特伐利亞」世界體制主要牽涉到「地緣政治範式」與「地緣文明範式」的區別，特別在中印邊界糾紛上，換個「範式」就會有不同看法與對策。從「地緣政治範式」來看，中印邊界糾紛就是「領土之爭」，雙方都必須竭盡全力搞「寸土必爭」。但從「地緣文明範式」來看，根本沒有爭奪領土的必要。在過去中印兩大文明「背靠背」的時代，印度高僧慧立到杭州看到一座山峰說，這是從他的家鄉比哈爾飛到那兒的，中國人信以為真，就叫它「天竺」，俗稱「飛來峰」（從「地緣政治範式」來看，豈不變成「地圖侵略」〔cartographic aggression〕了?!）。中國佛教文獻中的「中國」一詞，指的多半是恆河平原（不是中國本身），是梵文「Madhyadesa」的漢譯。印度佛教傳到中國建了許多以「國」為名的大廟（安國寺、護國寺、報國寺、清國寺、隆國寺等等），是為了中國而不為印度。兩國高僧以「朝聖精神」（pilgrimage）相互來往，從來沒有護照、簽證。要是那種「地緣文明」精神保持到現在，中印兩國就不會為邊界糾紛而犯愁了。

「地緣政治範式」與中印邊界問題

從印度來說，從古以來「印度」只是抽像的文明符號，不是「國家」，更不知「印度」國界在何處。以「印度」為名的統一政體是英殖民時代產生的，到一九五○年地球上才正式出現獨立自主的印度共和國。現在中印邊界糾紛中的爭議土地是過去印度政府從來沒有統治過的。「麥克馬洪線」是英殖民者麥克馬洪用粗的紅鉛筆在地圖上劃的，根本沒有經過地面勘測核實。

從中國來說，中國的中央政府也從來沒有領轄過現在中印邊界爭議地區。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西藏的存在。雖然國際上許多人把西藏當作中印之間的緩衝地帶，中國堅持西藏在法理上是中國的一部分。當今中印邊界東段的爭議實際上在英印殖民政府時代已經開始而沒有解決。還要看到，從一九五○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開始、到西藏「和平解放」、到達賴喇嘛想參加中國共產黨並與中央政府達成協議、到西藏反動勢力挾持年輕達賴逃亡印度，這些都是中國內政失控而變成國際事件，是中印兩國新領導人所沒有預料到、也沒能很好應付的。當時是冷戰高潮時期，美國和蘇聯都趁機挑撥中印關係，中印兩國再也不能心平氣和地看中印邊界糾紛了。換句話說，是「地緣政治範式」劫持了中印邊界問題，一九六二年的邊境戰爭就是這一劫持付出的高昂代價。

解決國際糾紛不但需要雙方坐下來談判，而且需要彼此有親善的意願。中印戰爭雖然只是小打（中方在節節勝利之際主動宣佈停火並從麥克馬洪線南部撤回軍隊），但對印度卻是雙倍損失：一是使當時「不結盟運動」的領袖印度國際威信掃地，二是五○年代風華茂盛的國際政治家尼赫魯在國內喪失威信而變得頹喪、不久便逝世了。繼續執政的印度國大黨政府對中國當然懷恨在心，兩國關係跌入低谷。一九七○年「五一」遊行檢閱，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外國使節，他和印度代辦米什拉（Brajesh Mishra）握手時向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問候，並且說：「印度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你們是一個偉大的人民……我們總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麼吵下去嘛！」這一插曲第二天竟變成頭條國際新聞，叫做「Mao smile」（毛微笑），使得緊繃的中印關係鬆弛起來，印度輿論開始轉變。英·甘地總理有意改善關係（為此求教家父譚雲山），但受到蘇聯阻撓，後來又發生「孟加拉國獨立」事件，中印又發生口角，隨後英·甘地政府實行「緊急法令」，然後大選失敗下台。

值得一提的是五○年代批評尼赫魯「親華」最激烈的反對黨領袖瓦傑帕伊于一九七八年變成印度外交部長。一位中國記者問他是否願意訪華，他爽快地說：「請我就去」。後來中國邀請信從天而降，他於一九七九年二月訪華形成「破冰之旅」。一九八○年英·甘地重新上台擔任總理，暗派隨瓦傑帕伊成功訪華的外交部負責東半球的主管官員岡薩爾維斯（Eric Gonsalves）到北京商談改善關係，導致一九八一年中國副總理兼外長黃華訪印更是另一次重要的「破冰之旅」。印度外交部長拉奧（後來變成總理）歡迎黃華的小型晚宴我也有幸參加，當時就有些感慨。拉奧講演親切回顧古代中印高僧交往，黃華卻只談現代政治，他的翻譯大概也沒學過中印文化交流史，把「monks」譯成「僧侶」，聽起來怪彆扭（應該用史書上的「高僧」名稱）。中印兩個文明古國當今都受到西方文明統治壓迫，看起來現代印度知識菁英對「地緣文明範式」的興趣比中國菁英更濃厚。

把邊界談判提高到總理「特使」層次

那次黃華訪印，使得兩國交往全面恢復起來。由於英·甘地政府堅持以解決邊界糾紛為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先決條件，兩國決定建立「司長級」（印度是聯合秘書級）的定期「官員談判」以盡快解決邊界糾紛。從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七年十一月輪流在兩國首都總共舉行了八輪邊界談判而不得要領。一九八八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英·甘地夫人的長子）訪華時，中方抱怨說：兩國官員邊界談判是「炒冷飯」。拉·甘地有鑒於此，便建議兩國成立專門解決邊界問題的「聯合工作組」，由兩國外交部副部長主持，使談判層次提高，中國同意了。

拉·甘地訪華使得中印關係進入新階段，有兩大新氣象。第一、中國政府領袖與民間代表對他熱烈歡迎，鄧小平回憶起一九五四年他外祖父尼赫魯和母親英·甘地訪華的盛況，北大印度專家耿引曾教授向他報告自己當年作為北大學生在飛機場向他外祖父和母親獻花的情景，還有現代中國第一位留學印度的魏風江回憶起在三○年代他和英·甘地在印度國際大學同學時的日子，這一切又使過去中印友好的氣氛復活，沖淡了一九六二年戰爭留下的不愉快記憶。第二、拉·甘地改變了母親時代對華政策的立場，不再堅持以解決邊界糾紛為全面增進關係的先決條件，同意和中國全方位發展關係。

二○○三年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再度訪華是中印關係發展的又一高潮。他在一九七九年以外長身份訪華時曾和鄧小平討論邊界糾紛，正是在那次討論中鄧小平重申了中國願意「一攬子」解決——即印度在西段讓步、中國在東段讓步——的態度。我四十餘年的印度好友、印度著名「中國通」、前中國研究所長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charjea）女士數十年來一直認為中印邊界糾紛從歷史、法律的角度談判是不會有結果的，只能「政治」解決、從政治大局考慮互諒互讓做出決定。瓦傑帕伊在和溫家寶總理談判邊界時，果敢建議兩國以「政治意志」早日解決邊界糾紛，把邊界談判提高到總理「特使」層次、不再受政府官員墨守成規的思想約束。溫家寶當即贊同，但表示「特使」人選以後再定。瓦傑拜伊說，不等以後了，當場就指名總理辦公室主任、一九七○年「毛微笑」的當事人米什拉為印度「特使」，溫家寶只得順從，提名了當時還只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戴秉國。

六年一幌又過去了，兩國「特使」也談判了十三輪，加上過去司長級談判八輪和副部長級「聯合工作組」談判十五輪，一共是三十六輪，是烏龜賽跑也應該跑到終點了，而這「炒冷飯」卻沒個完。還有一點，這十三輪談判的中方「特使」一直是戴秉國，印方代表卻三易其人。起初談得好，因為印度「特使」米什拉真正是瓦傑帕伊總理的心腹，這瓦傑帕伊－米什拉結合表達出了解決邊界糾紛的強烈「政治意志」。後來瓦傑帕伊政府倒台，總理與特別代表都換人。印度總理由重理想、有詩意的瓦傑帕伊換成務實經濟學家曼莫漢·辛格，他的特別代表納拉亞南是出身公安情報的資深官員、現任國家安全顧問，很難說他有總理的「政治意志」在身，當初那「特使」談判的精神也似朝雲飛散。現在看起來，還得等待以後再有像一九八八年拉·甘地訪華以及二○○三年瓦傑帕伊訪華那樣的未來新突破才能打破這不斷「炒冷飯」的僵局了。

中印邊界糾紛終歸會解決的

從整體與發展的眼光來看，中印邊界糾紛終歸會解決的。在兩國建國初期，由於政府並沒有轄領爭議的土地，邊界糾紛只是「紙上談兵」，只是兩國地圖上畫出的邊界衝突而已。但是經過半個多世紀，現在地面上已經形成了「實際控制線」，再把這「實際控制線」作些調整而變成正式邊界應該不是太難的事了。在多年談判中出現的「分水嶺」原則（把邊界線劃在山脊上）是比較科學合理的，如果這樣確定了，就只剩下實地勘測的工作了。

還要看到，從二○○三年開始，中印邊界談判已經有了很大的實質性的進展，兩國在同意設立特別代表會晤機制的同時，也採用了分三步走的戰略：（一）先確立解決邊界問題的指導原則，（二）再確立落實指導原則的框架在地圖上劃界，（三）最後到地面具體勘測立樁。二○○五年四月溫家寶總理訪印期間，雙方達成了《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那就是說，現在已經進入第二步的領域了，正在落實指導原則的框架在地圖上劃定邊界了。據說主要的爭執在東段的達旺，是昔日達賴誕生之地，現在在印度控制之下。中國政府如果把達旺讓了，西藏人民會不滿意。可是按照雙方已經同意的已經有了居民就不遷動的「政治指導原則」，印度不願改變現狀，中國勉強就違反「原則」了。雙方正在絞盡腦汁，想個兩全之計（如把達旺變成特別的中印共管友好地區等等）。

從兩國的主觀努力來看，印方有一定的弱點與難處。印度半個多世紀來採用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民主制度，全國直接選舉下議院（印度叫「人民院」）再由下議院多數組閣，是這種政體造成現在小黨林立、兩大主要政黨無法贏得議會多數，只得委曲求全，和一些雜牌、並不志同道合的政治勢力組成聯合政府的無奈形勢。聯合政府中意見分歧，小黨離心力大，因而政局不穩，政府難以長遠打算、高瞻遠矚。這就減弱印方解決邊界糾紛的「政治意志」，要靠中國多主動一些。

前面已經說了，最重要的是放棄「寸土必爭」的「地緣政治範式」，看到這是兩個新興大國在新時代遇到的新問題，用新的「地緣文明範式」來重新建立兩大歷史文明的現代新秩序，把過去兩國之間並不存在的確切的界限具體劃出，功德圓滿。邊界確定以後，兩國簽署萬年和平條約，以後的邊界就像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和平邊界」那樣，不必設防（只防止走私與販毒等活動），可以節省大量軍費，也避免把青年送到「生命禁區」去得「高山症」等慢性疾病。總而言之，這就要靠當前兩國政府和統治菁英高瞻遠矚，為建立理想的中印關係、為創造一個和諧世界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