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應先瞭解台灣教育現狀

王仲孚
(文化大學史學系教授)


2009年7月在長沙舉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呼籲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並提出「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與「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理想。我們認為這項主張具有真知灼見,是當前迫切需要推動的重要議題,但是眼前的現實環境應先有所瞭解,才能夠有所作為。

形式上的「交流」有何意義?

一般而言,「交流」在促進彼此瞭解,增進友誼。但是,兩岸的交流,不同於兩國的交流。尤其是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目標不能僅止於「瞭解」而已,以目前科技之進步,資訊之發達,即使不交流也不見得就不能「瞭解」,至於「友誼」的促進,「兩岸」與「兩國」也完全不同。這並不是說兩岸之間不需要增進友誼,而是有微妙之處,舉例說明,應可清楚。

老牌台獨彭明敏曾公開說,如果中國不反對台灣獨立,那麼他保證「台灣國」將是中國最友好的國家,想要成立「台灣國」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豈非癡人說夢,這樣的「善意」與「友誼」能夠藉交流完成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不可謂不頻繁,尤其是大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台灣教育界學者受邀出席者,可謂絡繹不絕,而一些「文化台獨」份子,也大搖大擺的前往參加,接受招待,照吃照喝,但是回到台灣,仍然我行我素,站在教育崗位上,往「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相反的方向推動。這樣形式上的「交流」有何意義?

賈慶林提出的「中華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復興中華民族」就是以「兩岸原是一家」為前提,作為文化教育交流的目標,如果是「兩國」之間的教育交流,斷無以「認同」問題作為交流目標之理。以這三項問題作為「教育交流」的目標,也是基於兩岸原本就具備共同的條件,但是我們如果不迴避事實,就應該認識到台灣這邊,在民族文化認同方面已經出現了偏差,在教育文化政策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動。

台灣使青少年改變「民族文化認同」的「成果」,是文化台獨經過20多年用心耕耘所獲致的,其時間可溯自1994年李登輝發表「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題為《台灣人的悲哀》。李在這篇「文獻」中,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公開主張加強台灣本土史地教育,揚棄「大中國」思想,這篇「文獻」並不是跟日本人聊聊天而已,而是一項重大文化教育政策的「宣示」,並隨即將這一既定目標化為教育政策、透過教育行政體系,付諸實施。這是台灣從教育文化著手推動「去中國化」的起步,具體的作為是從改變青少年歷史認同的教育課程入手。

杜正勝的倒行逆施「罄竹難書」

李登輝任命具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的杜正勝執行這項任務,這位院士「杜撰」出一套自稱「同心圓」的理論,說是歷史教學應由近及遠,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再講亞洲史,再講世界史。如此,則自然地把台灣史從中國史裡分離出去,這就是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的由來。接著教育部更以「合科」「統整」為名,把國中課程中的公民、歷史、地理合併為「社會科」,取消了原來國中歷史課程的名稱,減少歷史教學時數為每週一節課;高中則匆促制訂所謂「九五暫綱」,把「台灣史」繼續從「中國史」中分離出來,單獨一冊作一學期課程,中國史也縮小為一冊作為一學期課程,把五千年的中國史與四百年的台灣史的課程和教材份量等同,還提出把明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史編入世界史,把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與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史分開,又把高三選修課「中國文化史」廢除,改為「專題討論」,完全稀釋了中國史的正常教學,其目的就是要達成「深化」改變台灣青少年歷史認同。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前四年執政,上述政策的推動,大致還是以「溫火慢燉」的方式進行,2004年5月陳水扁就任第二任總統,杜正勝受命為教育部長之後,才運用教育行政的權力和行政資源,大刀闊斧地蠻幹起來。例如在媒體前公開宣佈台灣地圖應倒轉90度來看,讓台灣壓在大陸的上面,而不是東方邊陲的地位;拆除懸掛了幾十年之久的小學校園標語「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以教育部公文行文給有中國名稱的學校,要求「正名」,也就是把「中國」二字去掉;召集全國高中校長會議,以部長的高度「宣示」開羅會議不具國際法的約束力,進而推演出「台灣地位為定論」,而《高中課綱》召集人則秉承其意旨,把「台灣地位未定論」列入高中歷史教科書供師生「討論」。類似這些動作可謂「罄竹難書」,其間雖然也曾引起許多抗議和波瀾,但並不能阻止這一股逆流的推動。

不特此也,20多年來執政者更利用教育、行政、媒體製造台灣與中國「對立思維」的氛圍,以「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作為命題進行民調,然後經常公佈數據,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逐年越來越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越來越少。今年5月27日,「行政院研考會」還公佈了一次「民調」顯示,在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指標上,高達65%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僅1.15%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最近三年的民調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別是:1.54%;1.36%;1.15%。李登輝曾公開表示,希望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能達到三分之二,這個目標經多年努力顯然已經達成。1994年8月13日新同盟會發起「我是中國人」大遊行,尚可動員五萬人參加,15年後的今天,「我是中國人」在台灣幾已成為敏感話題,公開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會被扣上「不愛台灣」的帽子,甚至遭到暴力攻擊。

「國可亡,史不可亡」

要而言之,台灣在「文化認同」與「歷史認同」方面,已經發生了明顯而微妙的變化,如果真如「民調」所言,大部分台灣民眾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就不會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不會認為中國文化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如此,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也就缺少共同的基礎。賈慶林先生呼籲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增進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將如何實現而不致流於徒托空言呢?

古人說:「國可亡,史不可亡」,民族文化的認同,需要歷史教育加以培養,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這就說明了歷史教育的重要。不僅如此,歷史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保留國民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稱「共同記憶」,具有「共同記憶」的歷史,才能促進民族的凝聚力。1924年孫中山先生講演「民族主義」指出,構成「民族」的五個要素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此說為國人所熟知。事實上,「歷史認同」更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魏晉南北朝時代,鮮卑族的拓跋氏自認為是黃帝后裔;宇文氏自認為自己是炎帝的後裔;有這樣的「歷史認同」使鮮卑族自然融入中華民族之中;近代海內外華人都自認自己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歷史認同」,遂使陝西省北部的黃帝陵,成為中華民族團結的精神象徵,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都各自派出代表到黃帝陵,祭告中華民族始祖黃帝;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台灣同胞首先組團赴大陸祭祀黃帝陵,告慰共同的始祖黃帝,這些都是由於歷史認同所產生的民族凝聚力。

歷史認同對「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既是如此重要,台灣的歷史教育現狀基本上仍在繼續改變青少年的歷史認同,正在實施的高中「九五課綱」已沒有「黃帝是中華民族始祖」的綱目,在高一「台灣史」提及「蘆溝橋事變」爆發時間,是「明治12年」而沒有「民國26年」字樣。更有甚者,中國歷史不能稱為「我國」歷史,這些課程即使馬政府想要有所改正,也遭到很大的阻力。

兩岸應推動文化教育交流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對台灣的教育現狀無所瞭解,交流的目標恐怕就不易如願順利達成,而台灣的歷史教育政策走向,正是關鍵所在,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