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應先瞭解台灣教育現狀

2009年7月在長沙舉辦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呼籲推動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並提出「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與「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理想。我們認為這項主張具有真知灼見，是當前迫切需要推動的重要議題，但是眼前的現實環境應先有所瞭解，才能夠有所作為。

形式上的「交流」有何意義？

一般而言，「交流」在促進彼此瞭解，增進友誼。但是，兩岸的交流，不同於兩國的交流。尤其是兩岸文化教育交流，目標不能僅止於「瞭解」而已，以目前科技之進步，資訊之發達，即使不交流也不見得就不能「瞭解」，至於「友誼」的促進，「兩岸」與「兩國」也完全不同。這並不是說兩岸之間不需要增進友誼，而是有微妙之處，舉例說明，應可清楚。

老牌台獨彭明敏曾公開說，如果中國不反對台灣獨立，那麼他保證「台灣國」將是中國最友好的國家，想要成立「台灣國」並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豈非癡人說夢，這樣的「善意」與「友誼」能夠藉交流完成嗎？

自改革開放以來，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不可謂不頻繁，尤其是大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台灣教育界學者受邀出席者，可謂絡繹不絕，而一些「文化台獨」份子，也大搖大擺的前往參加，接受招待，照吃照喝，但是回到台灣，仍然我行我素，站在教育崗位上，往「民族認同」、「文化認同」相反的方向推動。這樣形式上的「交流」有何意義？

賈慶林提出的「中華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認同」「復興中華民族」就是以「兩岸原是一家」為前提，作為文化教育交流的目標，如果是「兩國」之間的教育交流，斷無以「認同」問題作為交流目標之理。以這三項問題作為「教育交流」的目標，也是基於兩岸原本就具備共同的條件，但是我們如果不迴避事實，就應該認識到台灣這邊，在民族文化認同方面已經出現了偏差，在教育文化政策方面發生了重大的變動。

台灣使青少年改變「民族文化認同」的「成果」，是文化台獨經過20多年用心耕耘所獲致的，其時間可溯自1994年李登輝發表「與司馬遼太郎的談話」，題為《台灣人的悲哀》。李在這篇「文獻」中，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公開主張加強台灣本土史地教育，揚棄「大中國」思想，這篇「文獻」並不是跟日本人聊聊天而已，而是一項重大文化教育政策的「宣示」，並隨即將這一既定目標化為教育政策、透過教育行政體系，付諸實施。這是台灣從教育文化著手推動「去中國化」的起步，具體的作為是從改變青少年歷史認同的教育課程入手。

杜正勝的倒行逆施「罄竹難書」

李登輝任命具有中央研究院「院士」頭銜的杜正勝執行這項任務，這位院士「杜撰」出一套自稱「同心圓」的理論，說是歷史教學應由近及遠，先講台灣史、再講中國史，再講亞洲史，再講世界史。如此，則自然地把台灣史從中國史裡分離出去，這就是1997年國中實施「認識台灣」課程的由來。接著教育部更以「合科」「統整」為名，把國中課程中的公民、歷史、地理合併為「社會科」，取消了原來國中歷史課程的名稱，減少歷史教學時數為每週一節課；高中則匆促制訂所謂「九五暫綱」，把「台灣史」繼續從「中國史」中分離出來，單獨一冊作一學期課程，中國史也縮小為一冊作為一學期課程，把五千年的中國史與四百年的台灣史的課程和教材份量等同，還提出把明代中期以後的中國史編入世界史，把1949年以前的中華民國史與1949年以後的中華民國史分開，又把高三選修課「中國文化史」廢除，改為「專題討論」，完全稀釋了中國史的正常教學，其目的就是要達成「深化」改變台灣青少年歷史認同。

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前四年執政，上述政策的推動，大致還是以「溫火慢燉」的方式進行，2004年5月陳水扁就任第二任總統，杜正勝受命為教育部長之後，才運用教育行政的權力和行政資源，大刀闊斧地蠻幹起來。例如在媒體前公開宣佈台灣地圖應倒轉90度來看，讓台灣壓在大陸的上面，而不是東方邊陲的地位；拆除懸掛了幾十年之久的小學校園標語「作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以教育部公文行文給有中國名稱的學校，要求「正名」，也就是把「中國」二字去掉；召集全國高中校長會議，以部長的高度「宣示」開羅會議不具國際法的約束力，進而推演出「台灣地位為定論」，而《高中課綱》召集人則秉承其意旨，把「台灣地位未定論」列入高中歷史教科書供師生「討論」。類似這些動作可謂「罄竹難書」，其間雖然也曾引起許多抗議和波瀾，但並不能阻止這一股逆流的推動。

不特此也，20多年來執政者更利用教育、行政、媒體製造台灣與中國「對立思維」的氛圍，以「你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作為命題進行民調，然後經常公佈數據，自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逐年越來越多，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越來越少。今年5月27日，「行政院研考會」還公佈了一次「民調」顯示，在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認同指標上，高達65%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僅1.15%自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最近三年的民調結果，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逐年下降，分別是：1.54%；1.36%；1.15%。李登輝曾公開表示，希望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能達到三分之二，這個目標經多年努力顯然已經達成。1994年8月13日新同盟會發起「我是中國人」大遊行，尚可動員五萬人參加，15年後的今天，「我是中國人」在台灣幾已成為敏感話題，公開強調自己是中國人，會被扣上「不愛台灣」的帽子，甚至遭到暴力攻擊。

「國可亡，史不可亡」

要而言之，台灣在「文化認同」與「歷史認同」方面，已經發生了明顯而微妙的變化，如果真如「民調」所言，大部分台灣民眾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就不會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不會認為中國文化是我們自己的文化。如此，兩岸文化教育交流也就缺少共同的基礎。賈慶林先生呼籲的「文化教育交流合作，增進中華文化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理想將如何實現而不致流於徒托空言呢？

古人說：「國可亡，史不可亡」，民族文化的認同，需要歷史教育加以培養，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指出：「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以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這就說明了歷史教育的重要。不僅如此，歷史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保留國民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稱「共同記憶」，具有「共同記憶」的歷史，才能促進民族的凝聚力。1924年孫中山先生講演「民族主義」指出，構成「民族」的五個要素是：血統、生活、語言、宗教、風俗習慣，此說為國人所熟知。事實上，「歷史認同」更是「民族認同」的精神基礎。魏晉南北朝時代，鮮卑族的拓跋氏自認為是黃帝后裔；宇文氏自認為自己是炎帝的後裔；有這樣的「歷史認同」使鮮卑族自然融入中華民族之中；近代海內外華人都自認自己是「炎黃子孫」，這樣的「歷史認同」，遂使陝西省北部的黃帝陵，成為中華民族團結的精神象徵，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兩黨都各自派出代表到黃帝陵，祭告中華民族始祖黃帝；1945年抗戰勝利，台灣回歸祖國，台灣同胞首先組團赴大陸祭祀黃帝陵，告慰共同的始祖黃帝，這些都是由於歷史認同所產生的民族凝聚力。

歷史認同對「民族認同」與「文化認同」的關係既是如此重要，台灣的歷史教育現狀基本上仍在繼續改變青少年的歷史認同，正在實施的高中「九五課綱」已沒有「黃帝是中華民族始祖」的綱目，在高一「台灣史」提及「蘆溝橋事變」爆發時間，是「明治12年」而沒有「民國26年」字樣。更有甚者，中國歷史不能稱為「我國」歷史，這些課程即使馬政府想要有所改正，也遭到很大的阻力。

兩岸應推動文化教育交流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對台灣的教育現狀無所瞭解，交流的目標恐怕就不易如願順利達成，而台灣的歷史教育政策走向，正是關鍵所在，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