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台灣的激動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是日中午，台北州州廳各主要幹部奉命在大禮堂集合（當時除台北州產業部工礦課長楊基銓外皆為日本人），全都默默站著，等候「玉音放送」（天皇透過電台親自廣播）。這是史無前例的，大家均有預感，播放的內容一定非常重要，甚至攸關國運，每人的表情都顯得很嚴肅很緊張。時間一到，果然「玉音放送」開始，聲音很低又有雜音，天皇向全國人民告知，日本正式接受盟軍無條件投降的勸告，當場日人個個表情木然，似有不知所措之感。

是日中午，在中壢，天氣熱得令人發昏，然而由於14日電台廣播預告，人們獲悉中午將有重大放送（廣播），故許多人聚集在街上最多不超過十來台的收音機旁，聆聽收音機廣播低沉又充滿雜音的天皇「玉音放送」，宣達日本投降。

台人苦盡甘來慶光復

在台北，大稻埕一帶的台灣人，由於收音機售價昂貴且要繳納收音費用，一般台人無力購買，再則日本當局禁止台人收聽中國大陸廣播，並常以此對台人羅織罪名，因此台人多對收音機有所恐懼怕惹麻煩，復以台人所擁有的收音機效果不佳，雜音頗重，因此當時台北城外台人真正聽清楚廣播，知道日本投降者仍很有限，但經由親友間的暗中走告及報紙號外，日本投降消息乃迅速傳開。但由於長期懾於日本警察威勢，且街頭到處仍都是日本軍隊，故這種喜悅最初只敢埋在心底，漸漸喜上眉稍，最後方沸騰奔放，於是家家張燈結綵，戶戶祭告祖先，鑼鼓喧天，鞭炮聲響雲霄，飽受戰爭洗禮的台北市，終於匯聚成前所未有的樂觀澎湃浪潮。

15日當天，高雄人林界（時年36歲、小學畢業曾念私塾）從收音機中獲知日本戰敗，馬上購買白布及水彩，並叫侄輩一齊跪在曬稻粒的庭院，描繪祖國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其父並雲歸祖國必讀漢文，從而每天以《三字經》教孫輩背誦。

16日早晨，雖然日本投降的號外已傳至竹北車站，但車站旅客看見號外，卻沒有一個吵起來。在這鄉下，縱然是日本投降，人們也都因警察的可怕，沒有敢說。但是，在那兒本島人們的臉上，都有無由掩飾的，因某種期待而發自內心的喜悅；16日晨，住在台南佳裡的吳新榮（時38歲、東京醫科大學畢業），則從防空壕中取出神主牌位，放在日人強制的神棚上，齋身沐浴後，焚香點燃，向祖宗在天之靈，告以日本業已投降，祖國得到最後勝利，台灣將要光復。近午時，由台南傳來日本投降消息，業已遍及街頭巷尾，許多友人均來向吳新榮探聽動向，他們臉上雖然表現無限歡欣，但內心上都隱存一種不安，因日人之去就尚未可知，台灣還有幾十萬日軍，恐另有行動以防發生意外。是日夜，在台南縣佳裡主管特務工作的日人平柳，邀吳新榮於其官捨裡防空壕內坦言暢談，告以日本軍部曾擬定一項最後處置，計劃改各街莊（鎮鄉）廟宇為臨時收容所，於美軍登陸台灣的最後階段時，將各地所有如街莊長、大地主、地方有力者、及政府黑名單人物等的指導及抗日份子，予以監禁，甚至除去。平柳並透露，佳裡地方黑名單人物第一名是吳三連、第二名是莊真、第三名就是吳新榮，惟該份名單已於日本宣佈投降15日當天燒燬（台人日本熊本醫科大學博士韓石泉在其遺著中亦提及，日人投降前，日本政府對於「注意人物」，據聞曾發給日本特務一份黑名單，如果時局面臨最後關頭，准許隨時隨地處置該名單中的人物）；16日晚，常為台北遠近文化人或作家等聚集的文山茶行，樓上多人聚集高聲闊論，電燈滿室通亮，主人王添燈並座客連溫卿、白成枝、潘欽信、鍾逸人、周井田等，暢談日本投降及台灣人應處之道。茶行牆壁上並懸掛著蔣介石與孫文先生的像片（如果兩天前掛此像而為日本官憲發覺定被殺頭）。此外，附近一家福州人經營的鐘錶店門口，更插著一面正在飄揚的祖國標誌——中國國旗。

台灣光復，台灣人民對重回祖國懷抱莫不欣喜萬分。台北市街上又突然回到戰前的熱鬧，全市像沸騰似地，為了祝賀而將長年匿跡的花燈、花籃、繡彩拿出來裝飾，並大放鞭炮，全市化為歡呼漩渦。當時鄧進益、蔡萬春、許嘉等十八結拜兄弟，在台北中山堂辦百餘桌酒席，還搬演「正音」，陣頭約一星期，招待宴請各界人士，表示不再為日本奴才；在北港，許壬子獨資在北港廟口建造一座歡迎門，以示高興台灣重歸祖國懷抱；在台中，包商許清榮自己出資五萬多元，在台中火車站前搭一個大型的歡迎門樓；在南台灣的麻豆地方，林書揚憶稱，雖然破落零亂的街景依舊，但人們的表情活潑開朗了，白天晚上處處人群，空氣中瀰漫著興奮的解放感；在僻遠的苗栗南苗，8月15日這天人們雖然經由廣播，知道日本投降，但大家不敢表現出高興的樣子，因為日本的警察都還在啊！人們不敢高興，也不敢上街。等到一個多星期後，美軍飛機臨空，投下很多傳單，證實日本真的投降了，這時候人們才上街，「大家高興得一塌糊塗」。是時，謝雨辰的父親（曾留學日本日語流利）是一路買鞭炮從南苗買到新竹去，最後用板車拉回滿滿十台板車的鞭炮，大放鞭炮慶祝。

在台灣最南端高雄平原靠山的潮州地方，直至1944年止每年除夕，連如此鄉下的台灣人家，都是結上稻草繩，以日本文化方式慶祝新年。但1945年除夕，家家戶戶已揚棄稻草繩，改以貼上中國式的紅紙聯，上面寫的是「還我河山，祝台灣光復」。故日人寺奧德三郎感歎，日本開拓五十年之文化，已在一夕間化為昨日之夢，全島各地連這樣的鄉下地方，都在謳歌復歸祖國，令在台日人有隔世之感。

在台日人悲歌與掙扎

斯時，住在台北城內今博愛路與重慶南路一帶日本居民，幾乎每家均有性能良好的收音機，當他們於8月15日自天皇「玉音放送」中，獲悉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時，（有人）頓時呼天搶地，哀傷欲絕。

當時，台北市有些無賴流氓惡作劇，放鞭炮時故意將爆竹扔向日人腳邊，但日人卻自重容忍默默地忍受侮辱。也有些憤怒的台灣人，圍打曾任日本警察的台人或日本官員，例如在台南佳裡地方，原主管該地特務工作的日人平柳，即遭台人迫跪與毆打；在台中，原先欺凌百姓的台籍刑警或憲兵補，則怕遭到報復而到處奔竄，或變裝逃離原單位，一些戰時喜製造事件邀功的日籍刑警，反聚藏於州警務部，俾人多勢眾以防台人報復。惟當時日台刑警被拖至十字路口，打得手折腳斷或頭破血流者，卻仍日有數起。此外，也有數名戰時炮製東港事件與羅東事件的元兇遭毆斃。然而，由於在台日軍未經本島浴血戰鬥，故其雖然投降，但戰鬥力仍在，台灣人也未敢過份。例如10月初，台中五權路與學士路口一帶的日軍空軍宿舍，黃昏時常遭台灣人投擲石塊，擊破屋瓦玻璃，甚至軍屬女眷外出時亦遭襲擊。當時前日軍誠師團參謀長岸本重一大佐（上校），即至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台中分團向鍾逸人訴苦，盼該團能設法加以制止，略以日軍奉調台灣，只為保衛台灣，從未如警察欺侮台人，且他們現已遵從上級命令，自動解除武裝，靜候接收，如果其安全堪虞，則他們為勢所迫或將尋自救之道。如果真這樣，則後果不堪設想，鍾逸人立即答應解決，青年團旋派人監視，以維護日軍及其眷屬安全，從而化解此一危機。

此外，日本軍方有人很難接受日本投降的事實，其中一些少壯軍人悲憤慨謂「台灣軍未損一兵一卒，豈可輕言投降」，聲言誓死不降，甚至有人懷疑天皇文告的真實性。「玉音放送」第二天，台北日本當局整日展開續戰或投降的激辯，主戰派認為台灣尚有16萬裝備精良日軍、30萬日本居民及足夠存糧與武器，擬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而誓死奮戰到底，但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籐利吉堅持和平投降，其屬下軍官乃接受天皇的投降決定。惟當時日人律師古屋貞夫、日軍參謀中宮悟郎等欲以辜振甫、許丙、林熊祥等御用紳士為核心，積極醞釀推動台灣獨立，彼等聯袂於8月19日向前台灣總督安籐利吉表達此意，但終因安籐利吉堅持遵守天皇命令，反對台灣獨立而作罷；當時亦有日人秋永大尉策動一些親日御用台灣紳士，擬向中國政府租界台灣五十年，每年租金三百萬；甚至遠在印尼的日本當局，也一再向被徵調在該地的台灣兵表示「你們台灣人難道真心如此喜歡光復嗎！你們離開祖國已五十年，無論生活文化與觀念都不相同了，怎麼還會喜歡光復呢」，極盡挑撥之能事。

日本部分文武官員污職敗德

在日本敗戰的混亂情勢下，部分皇軍軍官專門搞污職勾當，將大批軍用物資盜賣，以獲得的不淨財，夜夜過著酒池肉林的生活。日人伊籐金次郎就認識好幾個軍官，將風塵女郎帶進軍營，開盛大酒宴到深夜，行止荒唐到極點的事情。

八月底九月初，街上漸漸看得到一些日本軍人出來開理髮店或賣點心，因為徵兵制之故，日本軍人裡頭是各行各業的人都有，當他們一旦脫離軍隊體制的束縛，而經營理發生意時，因比台灣師傅還要客氣乾淨，而贏得台灣顧客的偏愛。斯時，也有在台復原的日本士兵，淪落在街頭賣包子、香煙、或成為板車拉夫，也有老師當車伕（日人在台要保持優越感，故8月15日投降前的台北，沒有一個日本車伕）。此外，許多日本人也有在路邊鋪草蓆賣家當，例如舊衣、書籍、餐具、桌椅、舊鞋等，以維持生計或清理被遣返時無法帶走的東西。

唱國歌學國語

宜蘭羅東人陳逸松律師（東京帝大畢業）約在1940年前後，某次曾於上海書店，購買孫中山全集與中華民國國歌唱片，並冒嚴重觸犯日本當局禁忌之險，將其挾帶從海關闖關，帶回台灣。1945年8月下旬台灣光復時，日本東洋音樂學校畢業的台中人呂泉生，從陳君處記下國歌詞譜，並將之油印發給民眾，且親至街頭巷尾教唱，中華民國國歌即如此地在台北唱開來。

在高雄，當時於該地開律師事務所執業且擔任高雄市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的屏東萬丹人王清佐，即制唱歡迎歌，掀起學中國拳與聽平劇的大陸熱；台南師範學校漢文教師陳保宗（後任省立宜蘭中學、省立蘭陽女中校長）則作了一首歡迎歌，並由該校音樂教師周慶淵配曲。這首歌一時間唱遍了大街小巷，成為當時最流行的一支曲子，表達了台灣人歡迎祖國的心聲；在屏東，斯時於該縣滿洲鄉行醫的澎湖人許祖，非常熱衷歡迎祖國，曾赴恆春各地演講，鼓吹歡迎台灣回歸祖國，為替政府從事宣傳及安撫民心的工作，甚且教其子唱「三民主義好政治、真是還咱平等治、真是台灣光復日、深深感激、深深感激、同胞齊齊來、同胞齊齊來、歡迎表誠意」的歌，以示對光復的期盼。

斯時，台人不僅學唱國歌，也努力學講國語，只是國語剛由日語轉變為北京話。當時在台灣會講北京話的人不多，不過他們都非常熱心，甚且義務出來教導，無報酬地開設講習會，頓時漢文講習會如雨後春筍般地林立。當時台人不分男女老幼，許多均自動自發地認真學國語，其積極學習精神實令人感動。例如在台南，王振華（是時系台南市最高學府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生）為了台灣要回歸祖國，乃高興地在台南市關帝廟上課，向一位光復後自大陸返台的李國澤先生學習北京話；在雲林，時任新生報記者的澎湖人謝有用，即於國軍尚未抵台接收及日本憲兵也尚未離台的期間，在雲林縣西螺、虎尾、土庫、北港等地演講，倡言我們都是漢民族，要回到祖國懷抱等，由於該地區治安仍尚賴日本軍警維持，致連日本憲兵亦要其收斂一點，內容不要太刺激；當時甚至連遠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也主動學習北京話，例如正在日本東京的台北板橋人朱昭陽等，即利用尚未復課的明治學院，舉辦國語（北京話）講座，朱昭陽並特別商請東大中國文學系畢業的曹欽源任講師，每次均有三、四十人參加。這與日據末期，為抵制日本皇民化運動所展現的消極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盟軍俘虜離台vs.林獻堂率團赴南京

9月1日，黃澄淵應美國陸軍駐閩軍務處之聘請，經蔣委員長介石及劉主席許可，以福建省政府顧問名義，同該處所派三名美國上尉軍官、及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上校督察張士德、廈門市黃市長並士兵等一行約百人，乘日本驅逐艦於是日抵基隆港。當時廖進平（曾為台灣民眾黨重要幹部）前往迎接，並介紹其暫宿當時台北最豪華的梅屋敷（今中山北路國父史跡紀念館），士兵則駐樺山國民學校（今警務處）。翌日，黃澄淵即開始至各俘虜營慰問俘虜，承軍政當局派員指導協助，工作極為順利，十天內就將被拘留在台約1,300名的盟國俘虜，由美國海軍特種艦隊及一艘英國醫務船迅速運離台灣。

9月6日，蔣委員長命何應欽將軍轉知，任長期從事民族運動之林獻堂及羅萬車、林呈祿、陳炘、蘇維梁等代表台灣同胞赴大陸，參加國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消息傳來，全台振奮，林獻堂先生的榮譽亦為六百萬島民的榮譽，台灣同胞為此興奮不已。林獻堂於9月8日偕同辜振甫飛往南京。但在南京因日方諫山參謀長告以，台灣軍代表是諫山參謀長，林獻堂等台灣人沒有參加受降典禮的必要。林獻堂等乃依諫山參謀長的囑咐，而未參加翌日的受降典禮。

熱情狂歡慶國慶

九月中旬時，台北街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揚，孫中山和蔣介石的掛像到處可見，商店也改了名，蔣渭川的日光堂也改名為三民書局。這一切的舉動與反射，均體現台灣人的歡欣與對祖國的嚮往，正如一個長年被遺棄的孤兒，如今要重回母親的懷抱，完全無知，沒有任何懷疑，只有一味的純真，滿腔的激情，迫不及待地企盼著祖國接收大員的早日到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無暇計及，也似乎都不重要了。吳濁流回憶道，當時「自台北各都市以及鄉下的各街巷，都設了歡迎用的美麗的光復的彩門，每家每戶都掛上有關光復的門聯、橫彩、紅燈，期待著國軍的光臨，那戰時的黑暗影子被一掃而空，充溢著一片明朗的新氣氛」。那時接收國軍尚未抵台，在台16萬日軍尚未繳械，隨時可能發生變故。故當時除賴盟軍的同心協力互相援助外，更賴六百萬台人狂歡慶祝的聲威，懾伏在台日軍膽量，使祖國能以少數人員卻可平順展開工作。

9月中旬，國民政府空軍司令張廷亞先行飛抵台北，調查當地實際情況。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鑒於實際需要，乃在重慶成立該部前進指揮所，並旋於9月28日派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兼該所主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少將兼該所副主任；10月5日，葛敬恩奉令偕其副主任范誦堯、中央通訊社台灣特派員葉明勳及李萬居（新聞事業專門委員）、黃朝琴（市政專門委員）、林忠（廣播事業專員）、李純青（大公報記者）、張邦傑（秘書）、蘇紹文（少將）和王民寧（少將）等台籍共47人，與美國柏格上校及其所屬，兩者共71人，自四川省重慶白市驛機場，分塔五架美國軍用運輸機直飛台北，俾實地調查台灣的軍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教育等情，並通知各有關單位造報人員及財產清冊準備交接。時值大颱風方息，台灣大雨滂沱，是日下午六時前各機先後抵達台北市松山機場，當時前台灣總督安籐利吉與前日軍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等率高級將領出迎，大多數日人也手執中國國旗高呼萬歲。對這些接收官員，台人更是十分地歡欣，歡迎人群個個熱淚縱橫。

1945年10月10日，是台灣光復後第一屆的雙十節，全省各地都舉行慶祝典禮，其中台北公會堂（今台北市中山堂）的慶祝典禮更是屬於歷史上的大典禮。當天上午八點左右，無數民眾集合於公會堂前面，市民學生及各團體的行列，比戰前大稻埕每年5月13日舉行的大拜拜要盛大得多。詩意藝閣、獅子隊、龍舞、各種樂隊、武裝大刀隊，甚至城隍廟神的范將軍與謝將軍亦挑出來，喧天價響的鑼鼓聲，浩浩蕩蕩的行列，接二連三地走過公會堂前面，遠在高雄、台南、嘉義、台中、新竹等地有人前來參加。公會堂內台上有前進指揮所的官員列席。當時會場上全島有志者聚集一堂，台上台下無立錐之地。上午十時整，台灣省第一次國慶紀念慶祝大會開始舉行，由當時已內定為台北市長的台灣台南人黃朝琴擔任主席致詞，並續由後出任台灣新生報社長的台灣雲林人李萬居，以國台語雙聲發表講話，情況至為熱烈。

在台南佳裡地方，吳新榮（鹽分文學領導人）聯合各界於國民學校大運動場，舉行慶祝典禮，與會者二千多人，齊向南京中山陵遙拜，然後上大街遊行，最後集齊於郡役所前大廣場，吳新榮等由露台上領導大眾，高呼大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吳新榮當時聽見大眾反應時，不禁感激流淚。

激情沸騰迎國軍

10月17日上午11時，台北地區指揮官第70軍軍長陳孔達中將率該軍主力，乘美軍運輸艦40艘抵基隆。

當台灣人獲悉國軍即將抵台後，台北與基隆兩地，由全島集中的男女老幼約有數十萬人之眾。各旅館與親戚朋友的家，悉住滿客人，無宿可住者，在野外或路旁露宿，達一星期以上。惟等候五天，國軍尚未來臨。因是，每日夜都派人佇立在基隆港務局五層樓上守望，或跑到社寮島的山頂上，遙望波濤洶湧的太平洋面，想發現祖國開來的兵艦。一見船艦，群眾便燃放鞭炮，揮揚各色國旗，一陣又一陣的鼓掌與歡呼，其雄壯、嘹亮、瘋狂、歡欣、鼓舞的浪潮，響徹天空，天地則幾乎為之搖動。古今中外，決無如台灣人以赤誠且以空前熱烈的場面，去歡迎國軍的。當時，台灣的任何窮鄉僻壤，都在街道或公路上面，作有裝飾綠門，以歡迎凱旋的國軍通過。當時著名台士如林獻堂、林茂生、廖文毅等也均至台北，宿北投新生大旅社，從事籌備歡迎國軍來台之事。

10月17日當天情形，台灣客家人吳濁流生動地憶述道「台北市民不管男女老幼，全部出來，整個都市沸騰般的熱鬧。在長官公署前面，日本的中學生、女學生、高等學校的學生、民間團體、紳士，甚至大學教授等都出來，立在大馬路兩側，乖乖的排列著。在這些行列前面，大鼓聲、鑼聲以及長長的行列浩浩蕩蕩地走過去。學生、各團體、三民主義青年團、獅子陣以及高舉光復的旗幟在前頭，意氣揚揚地往松山的方向前進。范將軍、謝將軍、嗩吶、南管、北管、十多年來隱藏起來的中國色彩的東西接二連三地出籠了。至於那五十年間的皇民運動，祇僅一天就被吹走了」。當時在場的日本人，則默默寂寞地看著一切，無人吵鬧，彼等頂著秋天酷烈陽光，心中大概作夢也沒有想到會向「支那兵」投降吧！然而眼前是活生生的現實，在場日人吞下無限的眼淚，乖乖地站在歡迎的行列中。

17日中午首批登陸基隆並旋抵台北的第70軍國軍，士兵多穿草鞋、背著雨傘、甚至挑著鍋碗棉被，這與台灣人民習見的日軍軍容相異，也與台灣人民想像中贏得抗戰勝利的軍隊不同。然而對看慣裝備完善威風凜凜日本兵的台灣人，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心中似乎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有一些青年已在背後偷偷地批評起來。日後，國軍在駐地不乏亂占公共場所、學校及民房，看到店裡路邊攤上有中意的東西，隨手便拿而不付錢，……，如此祖國軍隊，將台灣人沸騰的血，頓時降壓至冰點。

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

10月24日，長官陳儀搭飛機抵達台北松山機場，前日本台灣總督安籐利吉率日人在機場迎接。

當天清早，兒童們即起身，準備參加歡迎陳長官，有的父子爭著去，兄弟爭著去，甚至全家都去參與歡迎。陳長官飛抵台北上空時，飛機場上的數萬人們，怨恨著飛機故意要在天空盤旋，不馬上著陸讓大家瞻仰歡呼！因此鼓掌、狂呼、把整個機場都沸騰起來。陳長官座機著陸後，人民瘋狂一樣，數萬雙手，數萬張口，鼓掌歡呼，響徹雲霄，數十分鐘不絕，老人家們都歡喜得流下淚來。陳長官的汽車開動後，人民爭先恐後的想與汽車競走。這一股沸騰的熱流，集結數萬人民為一條長蛇，自機場直到長官公署，數里長的柏油馬路上，人們笑談歌唱，充溢著欣慰與狂歡，這完全是出於誠心誠意，沒有政府的命令，也沒有保甲長挨門挨戶的拖拉。

1945年10月25日上午十時，中日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這一天的慶祝，比第一屆的雙十節更加盛大，花了兩個月去準備的東西，全部再拿回來，因此是個非常盛大的慶祝行列。三十萬市民參加了這個盛會，詩意藝閣不用說，隱藏了幾十年的古老武器，例如青龍偃月刀、鐵叉以及銅球似的東西都拿出來，排成長長的行列，在喧天價響的鑼鼓聲伴奏之下，走在公會堂前面，三喊萬歲。這個行列繼續不斷地連接了好幾個小時。

在公會堂內，上午九時起，中方參加人員如長官陳儀、秘書長葛敬恩、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第70軍軍長陳孔達中將、艦隊司令李世甲、空軍司令張延孟、警總副參謀長范誦堯、黃師長、中國國民黨台灣省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中央各部特派員（包括台灣台南人黃朝琴）、長官公署暨警總各處處長、盟軍代表顧德裡上校、柏克上校、和禮上校等十九人、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杜聰明、羅萬車、林茂生等三十餘人、新聞記者葉明勳、李萬居（台人）等十餘人，日方代表前台灣總督安籐利吉等五人，共180餘人，陸續入場。

此時，公會堂內正中設有大長桌，上面擺著有關受降文件，中方參加典禮人員座位在廳內東邊，美方參列典禮人員座位則在廳內西邊。9時55分受降代表入席，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陸軍上將陳儀著軍服站於長桌後方正中，57分日方投降代表前日本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籐利吉陸軍大將身著軍服，率前台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總務長官須田一二三、高雄海軍警備府參謀長中澤佑少將一行，緩步走進大廳，先向坐在西邊的美方人員彎腰半鞠躬，然後移步至陳儀桌前半鞠躬，對於坐在東邊的中方人員則視若無睹（此時坐在後面的人有在竊議、或謂是西邊座中因有美方經濟考察團團長、美國總統杜魯門私人代表洛克在內、或謂是他輕視中方人員）。安籐利吉行禮完畢後，即作立正姿勢，挺胸垂手，面向陳儀。十時正，鳴炮、典禮開始，陳儀宣讀受降書，畢後，即命安籐簽字。安籐利吉乃握起毛筆俯身簽字，後仍站回原處。司儀宣告禮成，安籐利吉乃先向陳儀行半鞠躬禮，然後退後兩步又向美方人員行半鞠躬禮，旋偕諫山等緩步退出，陳儀與中外到場賓客亦相繼離開會場。

是日，台北三十萬市民，慶祝此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綵，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舞市，途為之塞。下午三時，台灣各界在公會堂舉行慶祝台灣光復大會，長官陳儀親臨致訓，勉勵全台同胞為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而努力邁進。

大饑荒即將來臨下的無知喜悅

8月15日至10月25日間，台人熱情理想雖高，惟現實卻不能超越。例如雖然火車運輸可靠國人而幹得很順利，但由於戰時全台火車頭及車廂遭炸毀者計達1,392輛（占原有全部火車頭之48.0%及車廂之20.0%），且又得不到補充，許多車廂乃由貨車改裝代用，加上戰後很多人湧到台北，火車混雜情形較戰時更嚴重得多。

當時生產尚未恢復，到處沒有東西，現實生活困苦。在這個期間，上海商人很機敏地將衣料以及戰時所缺物資，運來交換台灣的砂糖，接著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等商人也爭先恐後地運來各種物資，交換砂糖，尤其在戰時匿跡的肉類、醃魚類、蛋等食品大量運來。於是六百萬島民就從戰爭期間的飢餓狀態解放出來，陶醉在勝利與光復的喜悅之中。然而，台灣人作夢也未曾想到，事實上是六十年也未曾想到，日本殖民政府在將台灣歸還我國前，默默地煽動製造慘無人道最後一擊的空前饑荒災難，正籠罩著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