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國家安全形勢六十年風雨與新挑戰(上)

一、回顧60年中國國家安全形勢發展的階段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至今六十年，在這一甲子裡歷經了艱難困苦滄桑歲月。國家安全形勢發展路途艱辛曲折。回顧冷戰時期的五○年代，社會主義新中國才建立，卻由於美蘇兩大集團爭奪勢力範圍和意識型態的對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國家的軍事圍堵和經濟制裁，更陷入了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國家安全備受挑戰和考驗。中美雙方直接交戰的結果以停戰協定告終，固定了當前南北朝鮮分裂的局勢。以弱抵強的朝鮮戰爭雖然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卻由於美國干涉中國內戰，支持台灣的國民政府，並以核武器相威脅，拖延了祖國的統一大業，至今遙遙無期。

中國投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集團採取一面倒政策，暫時鞏固了新生政權的地位和國家安全，卻難以免除蘇聯的帝國主義訛詐和欺凌。終於1959年蘇聯撕毀協定拒絕協助中國發展核武器，撤回專家和圖紙，中蘇以意識型態論戰而決裂。六○年代初，中國決心自主研製核武器，於1964年原子彈試爆成功的同時，美國卻意圖聯合蘇聯消滅中國的核武器設施於搖籃之中。繼而中蘇關係惡化，雙方陳兵百萬於邊境，終於爆發了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的「珍寶島事件」。蘇聯意圖聯合美國摧毀中國的核武器設施，激發了中國全面備戰，發動「深挖洞、廣積糧」的人民戰爭浪潮，中國的國家安全再度面臨嚴峻的挑戰。

七○年代初，中國的「兩彈一星」成就，鞏固了中國的初級核威懾能力，然而中國的參與越戰對抗美國更加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國的席位，中國重新走上世界多邊外交的舞台。美國為了結束越戰以及聯合對抗蘇聯的爭奪霸權需要中國，中國願意和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改善關係對抗蘇聯維護國家安全，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的改善。1979年中美恢復建交，中國的多邊外交日益廣闊。在中美合作共同抗蘇的旗幟下，中國的外交政策從五○年代的「東倒」而逐步地「西歪」。同時，由於國內文革動亂對經濟的破壞，促使中國實行全面改革開放的政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引進西方資本科技，大力發展生產力，鞏固中國的經濟安全。在此前提下，於1979年對台灣問題宣佈了「和平統一」的政策。

八○年代初，中國研製試射成功洲際彈道導彈，擁有了針對美蘇的「第二次打擊能力」的核威懾力量，使中國的國家安全係數踏上一個新的台階。繼而夏級戰略核潛艇也初具規模配備「巨浪一型」潛射彈道導彈。八○年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啟蒙時期，在經濟掛帥的浪潮下，政治經濟社會發生了質的變化，就是從革命時期走向建設時期的轉變，改革開放、推動法制、引進外資科技、擴大國際貿易等經濟政策成為促進國家安全的核心。他方面，裁軍百萬、緊縮軍費、減少軍事科研等措施為經濟發展創造條件。然而高度的改革開放為西方自由資本主義思潮和制度提供了「西化中國」的契機，1989年「六四風波」幾乎「和平演變」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中國面臨國家政治安全的危機和挑戰。

九○年代初，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德國統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國失去了中美蘇大三角關係戰略平衡者的作用。美國一超獨強，中美戰略合作關係開始滑落，矛盾突顯，西方國家利用「六四風波」對中國進行軍事和經濟制裁，急欲摧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的軌跡。同時，平靜一時的兩岸關係開始逐步緊張，台獨勢力在美國支持和李登輝執政下死灰復燃，終於1996年中國進行針對性的軍事演習和導彈試射，將對台灣的威懾達到高潮。繼而李登輝於1999年推出「兩國論」，加緊台獨進程，中國國家的政治安全遭受嚴重挑戰。他方面，1991年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美國就高精尖武器的使用，隱性戰機和精確制導的出現，突顯出中國軍事科技和信息化能力的落後，震驚中國軍政領導人，意識到經濟和軍事發展不平衡的嚴重差距。尤其1999年美國決心積極研發導彈防禦系統，欲將中國的有限核威懾力量消失於無形，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支柱面臨嚴重挑戰。就此，1994年中國開始加速軍事變革和信息化發展，增加國防開支，研製高精尖武器，積極準備應對高科技條件下的局部戰爭，尤其台海危機。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新一代洲際彈道導彈東風三十一型系列和第二代晉級戰略核潛艇開始落實，同時研發針對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措施。

進入新世紀初始，中美關係進入不穩定期。克林頓政府對中國採取「接觸和圍堵」的政策，經濟上接觸獲取利益，軍事上進行圍堵。布希政府的中國政策主要在於圍堵，積極發展導彈防禦系統，支持台灣維持現狀並提供軍售，將中國納入其使用核武器的七個國家之一，尤其台海危機。2000年台灣民進黨執政，台獨勢力變本加厲，推動修憲公投，去中國化措施，陳水扁更提出「一邊一國論」。針對台獨勢力，2005年中國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而民進黨加緊「入聯公投」等台獨活動，兩岸關係陷入高度的緊張局勢，中國的主權領土面臨嚴重挑戰。2002年「911事件」後美國需要中國合作反恐，但仍未減少對中國的全面圍堵措施，將歐洲的軍事力量轉移至亞洲和中東地區，針對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日益強大，開始散佈「中國威脅論」，並企圖建立「亞洲版的北約」體系，包括和印度建立核合作關係牽制中國。2003年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入侵伊拉克後，面臨基地組織的長期持久戰，損兵費錢，債台高築，仍未能全勝而退。目前全球面臨由美國引起的金融危機，嚴重情勢以美國為最，國力衰退，世界格局雖仍然保持一超多強的態勢，但中國的強勢尤其突出。然而就中國的國家安全而言，在可見的未來將面臨下列許多嚴肅的挑戰。

二、世界新格局下的大國政治戰略鬥爭

大國霸權政治鬥爭古今中外皆有之。中國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國際政治理論也早已指出霸權的守成國家(Status Quo State)必然千方百計地壓制新興崛起的國家，不容超越。世界兩極格局的冷戰時期，美蘇兩大超級大國爭奪霸權不遺餘力，七、八○年代中美的聯合促使東歐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美國成為唯一的超強霸權國家，挾勝利之勢並企圖建立「美利堅大帝國」的宏偉藍圖，形成一超多強的局面。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綜合國力日益加強，經濟實力空前增長，二十年來GDP增長率都在百分之十左右。如今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系，即將超越日本，外匯儲備世界第一，若干工業生產指數都名列世界第一，成為所謂的「世界工廠」，和美國共同成為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國的武裝力量和軍事科技日益強大，路基固體機動的洲際彈道導彈和第二代晉級戰略核潛艇已經部署服役，構成有效的核威懾力量，高精尖常規武器和信息化部隊也都逐步成軍。許多經濟學家預測中國將在二十年內經濟實力超過美國，若干軍事戰略家也指出中國軍事實力那時將和美國並駕齊驅。基於此，美國將中國成為必然的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為了維持霸權美國將竭盡一切力量壓制中國的崛起。雖然數十年來中國在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之餘不斷地宣稱「不稱霸」，新世紀初又推出「和平崛起」的信息以及目前的「和平發展」與「和諧世界」的口號，同時宣揚中國傳統儒家「和為貴」的哲學思想，這些努力實際上都無法說服西方以「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叢林法則為社會哲學的美國霸權主義。此外，中美也存在政治意識型態方面的衝突。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政治經濟體系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或者所謂的「權威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的社會制度有根本性的差異。所以美國不斷地在宣揚「民主和平論」的口號，打擊「非我族類」的國家。尤其布希政府時期宣稱要將美國的民主價值觀普及全世界，也是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口實之一。在可見的未來美國及西方集團國家將不遺餘力地企圖「和平演變」和西化中國，把中國納入其軌跡。「文明衝突論」也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個人主義和中國儒家集體主義價值觀的衝突和挑戰。

在如此中美之間大國戰略競爭的背景下，美國積極籌建「亞洲版的北約」對中國進行圍堵。地緣戰略的部署從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以及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阿富汗，甚至蒙古、中亞等形成一個包圍圈，締結安保、防禦、互助、友好、合作等條約和協定並建立軍事基地。近期和印度簽訂了核合作協定，無異承認了印度的核武器國家地位，為牽制中國的崛起，破壞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條款和精神。在軍事部署方面，將大部分軍力轉移到西太平洋地區，積極研發和部署導彈防禦系統，並加強關島的基地設施，進駐大量戰略和攻擊核潛艇、B52和B2隱形戰略轟炸機、遠程巡航導彈等等，太平洋地區也將增加至三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在東北亞地區保持十萬駐軍。

在台灣問題方面，美國最佳的選擇方案是「和平台獨」，其次是「長期維持現狀」、「分而治之」，其下是軍事干預中國的統一行動。美國要把台灣作為圍堵制約中國的戰略環節，消耗中國，牽制中國的崛起，所以不論共和黨或民主黨執政，美國都「反對海峽兩岸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並以《與台灣關係法》為平台，不斷對台軍售，意圖長期維持現狀，等待兩岸關係的質變實現「和平台獨」。

為了騷擾和抑制中國的崛起和強大，美國及西方集團國家製造和支持「西藏獨立」和「疆獨」的活動，積極撥款給所謂「民主基金會」直接贊助這些分裂勢力，以及民運和法輪功團體。此外，中國和周邊國家在南海疆域和領土的爭議方面，也有美國的影子。

中美大國戰略競爭之勢不可阻擋，此乃國際政治的自然法則。一些專家學者認為以經濟合作可以緩解戰略和意識型態的對抗，其言差矣！經濟合作或可緩解一時的對抗，尤其當前的金融危機，但難以解除根本性的戰略霸權衝突。中美社會哲學不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不同，樹欲靜而風不止，「韜光養晦」阻擋不了霸權主義的圍堵和騷擾，只能泰然處之，積極準備，沉著應戰。人多地大是中國的本錢，現代化軍備結合人民戰爭思想，加強和鞏固戰略核威懾能力，持續保持戰略平衡的格局就能防止可能的核戰爭爆發。就未來二、三十年中美戰略對抗形勢的估計，關鍵時刻在於，中國越是強大崛起越將面臨美國圍堵制約和騷擾的強大壓力，直到中國超越美國成為超強國家，世界格局再度形成以中國為首的「一超多強」局面的時候。然而早日實現中國的全面統一，或可減少若干遏制和騷擾中國的能量和壓力。基辛格在新世紀初時就指出：「中國成為世界強國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但也不會因人們的反對而消失」。

三、地緣政治外交軍事的挑戰

1.亞洲群雄並起和軍備競賽

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和軍事強大，刺激了亞洲的其它大國，尤其日本和印度，形成群雄並起的趨勢。日本從來就以亞洲領導自居，受惠於冷戰的機遇，成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因此目前致力於爭取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的目標。鑒於和平憲法的制約，未能充分發展軍備尤其核武器，難以成為所謂的「正常國家」。在強權政治的國際體系下，日本爭取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仍然困難重重。當前朝鮮半島核危機逐步升級，北朝鮮進行了兩次核試驗並發展戰略核武器，引發日本乘機發展核武器的藉口。韓國近日也以發射衛星為由發展戰略彈道導彈的試驗，也不排除將來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此外，在台獨和獨台的前提下，台灣將來也有發展核武器的契機。

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也以亞洲領導自居，尤其號稱是最大的民主國家。針對中國發展核武器，印度於1974年就進行了一次所謂「和平利用核能的核試驗」，繼而於1998年進行了多次核試驗，巴基斯坦也針對性地進行多次核試驗。雖然國際社會採取「不承認主義」，印巴已經成為事實的核武器國家。印度意圖成為世界大國，積極發展軍備包括建造航空母艦、核潛艇、中遠和洲際彈道導彈、巡航導彈、衛星等等，欲與中國試比高。1962年一戰之後中印之間還有嚴重的邊界問題，涉及十二萬五千平方公里的領土爭議，有待解決，然而印度卻將藏南地區實際佔領並移民奪取先機。

一旦朝核危機未能解決再度升級，伊朗核武問題加劇，導致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崩潰，將引發其它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核軍備競賽，包括日本、韓國、東南亞地區甚至台灣。中國周邊地區都將大部成為核武器國家，增加相互核威懾的機會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中國的國家安全面臨挑戰。

2.領土主權爭議的挑戰

中國領土的爭議涉及東海的釣魚台列嶼、南海的諸海疆島嶼以及中印邊界領土。釣魚台列嶼於1972年隨著琉球群島被美國交給日本，目前由日本實際佔領和有效控制。中國雖然於1992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將釣魚台列嶼明文納入中國的領土，但是如今尚未能實行有效的控制和實際佔領。同樣地，南海海域和島礁目前大部分被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汶萊等周邊國家實際佔領開發，不顧2002年和中國達成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引進跨國公司探勘油井和采油，將該地區國際化多邊化作為外交談判的籌碼。更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為平台，把南海島嶼的主權爭執國際化，將雙邊問題變成多邊議題，跑馬圈地界定大陸架和經濟專屬區。再以整個東盟和中國的關係作後盾，散佈「中國威脅論」為要挾，爭取有利的談判地位，使中國不得不以大局考慮，在將來的外交談判中作出不得已的讓步。因此，中國在釣魚台列嶼和南海島嶼的領土爭執方面處於劣勢，所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沒有得到善意的回應，周邊國家反而變本加厲，積極佔領，與境外西方大國共同開發，制約中國。基於此，我認為中國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正視國家的核心利益，堅持主權領土問題的爭議不容妥協，別無選擇地即刻建造多艘大型核動力航空母艦組建戰鬥群，巡視東海和南海疆域，收回島嶼，進行開發，保障航運的暢通，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國現代化的藍色海軍並可結合廣大民船形成宏偉的海上「人民戰爭」氣勢，維護祖國的主權領土。

中印邊界領土爭議我方處於劣勢的事實不容忽視。在藏南九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已大部分被印度實際佔領，有效控制，納入行政版圖為「阿魯納恰爾邦」。近期不但大量移民還增兵防守，並開始大規模的水利道路等基礎建設，意圖強行先占，造成即成事實的有利地位，再進行外交談判，迫使中國就全盤戰略大局考慮作出妥協和讓步。

綜觀中國周邊有領土爭議的國家似乎在對付中國的策略方面如出一轍，都是先行佔領，實際控制。他們徹底瞭解中國目前以經濟發展為首要任務，力求「穩定壓倒一切」，以及對外安於現狀，息事寧人心態的弱點，以大膽強佔事後談判的有利情勢，將事件國際化多邊化複雜化，同時散佈「中國威脅論」，爭取美國和西方集團國家的支持而合法化。針對如此伎倆，我認為必須要採取針鋒相對的手段，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以實際行動和威懾的舉措應對。譬如除了增加邊防軍之外，對藏南地區鼓勵大量移民，由政府有計劃地實施，並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甚至以新思維在該地區開放私有土地產權，以鞏固移民安家落戶，並可吸引內地人口過多省份的移民，進而設立行政地區和地方政府等措施。從實際佔領和有效控制，才能增加外交談判的有力地位。

四、鞏固邊疆國防安全和國土安全形勢

1.行政區劃分調整與國土安全的觀察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土地廣闊的國家，可是東西部地區的發展和人口的分佈極為不平衡，不利於經濟發展和國防建設。目前經過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東部和西部地區整體經濟發展的差距加速，東部沿海地區已接近發達國家的水準，人口稠密，城市集中，資本雄厚，科技彙集，工業化水準提升，生產力大增。而西部地區的發展甚至不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程度，造成東西兩地人民的平均生活水準嚴重落差，將來的差距會更加擴大。因為西部自然條件困難，多為山區沙漠，雨水稀少，交通不便，基礎建設不足，工商業不振，地方發展落後，仍以農牧業為主，人口稀少，尤其是邊疆地區。譬如新疆面積166萬平方公里，人口2,000萬；西藏面積123萬平方公里，人口265萬；青海面積72萬平方公里，人口500萬；內蒙古面積118萬平方公里，人口2,360萬。這些省份的面積和人口比例差距過大，對地方發展和國防安全極為不利。中央政府應該在西部大開發的規劃中，推動由國家主導的大量移民方案。這些移民可以來自東部沿海和內地人口過多的省份，尤其人口超過5,000萬以上的省份，譬如河北（6,822萬）；河南（9,888萬）；江蘇（7,206萬）；安徽（6,461萬）；山東（9,163萬）；湖北（6,001萬）；湖南（6,642萬）；廣東（7,649萬）；四川（8,595萬）等，以各種優惠的政策鼓勵移民。我認為中央可以立法制定各種移民的措施和優惠政策，包括以新思維開放戶籍制度，開放一胎子女的節育政策，開放土地私有產權，提供優惠貸款發展企業和購買土地等等。同時，國家有計劃地發展基礎建設，建立城鎮，開發大型國有企業帶動地方鄉鎮企業和就業。中央對接受移民的省份提供居民的基本醫療、基礎教育、就業機會等保障。如此，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再者，我認為為了國防安全和行政管理效率以及行政服務便利，面積過大的省份需要調整行政劃分，譬如新疆劃分為「疆南」和「疆北」兩省，西藏劃分為「藏東」和「藏西」兩省，青海恢復為「青海」和「西康」兩省，內蒙古劃分為「東蒙」、「中蒙」和「西蒙」三省或其他的名稱。這樣的劃分有利於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經濟的發展平衡，各省的面積比較平均，不至於過大和過小的畸形。

此外，我認為全國的地方行政劃分除了直轄市之外應該一律設立「省」為一級單位，除去現在的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等等。在建國後社會革命初期，因為歷史的、政治的、民族的、其他特殊的原因，建立了特殊例外的行政劃分。如今經過六十年的建設發展，應該與時俱進，行政制度化、管理現代化、全國法制化。在法治的社會裡，法律面前各族人民一律平等，憲法之下不分宗教、不分種族、不分信仰、不分性別，人人平等，沒有特殊，沒有歧視，共同建立和諧的社會，不應該再有民族性質的行政劃分。譬如美國的印第安人保留區，實際上是無形中對印第安人的摧殘和滅絕。

2.邊疆地區的國防建設

中國的邊疆地區地廣人稀，發展落後，基礎建設不足，交通不便，成為國防的弱點，尤其是新疆和西藏地區。一旦邊境出現緊急事件、外國軍隊突襲入侵、大規模邊界戰爭等等，就面臨反應遲鈍，運輸與後勤困難，軍隊和裝備機動緩慢，協調不足的問題和挑戰。兩軍交戰，兵貴神速，後勤裝備緊接其後。所以，在新疆和西藏的邊界線建築鐵路和公路是國防的生命線，並且可以促進沿線的經濟發展和移民的落實。我認為在西部大開發的框架下，中央應該規劃在十年內興建「新藏滇」邊疆鐵路，從新疆的喀什沿219國道經葛爾、雅魯藏布江河谷、日喀則、拉薩、318國道、察隅、德欽到雲南的昆明。這條鐵路的建設加上擴建國道公路幹線將對沿線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移民，邊疆國防的鞏固包括軍事基地，武裝部隊的機動及後勤，以及快速反應部隊作戰能力，應對分裂勢力和恐怖主義組織等方面，做出促進國家安全的巨大貢獻。【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