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思維領導台灣走出困境

自從2008年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之後，台灣的民主政治應該是邁入了一個新的穩定階段。平心而論，台灣人民也對新政府寄予深切的期望；預期著他們的福祉能夠邁向一個新的境界。一年多以來，劉內閣也確實兢兢業業，透過各項政策，圖人民之最大福祉。然而，至今虛心檢討起來，效果仍不理想。究其原因，傳統的慣性思維在面對時代環境的變遷及挑戰之下，未能「隨勢而移」，總是想要以舊思維來解決新問題，使得國家的治理捉襟見肘。這是未來新內閣必須警惕的。

事實上，在現代化及民主化的社會，個人意識覺醒，社會及個人的生存機能及生活網絡錯綜複雜；政府治理效能的決定因素，也逐漸從「個人能力」、「知人善任」到「組織運作」。另一層面來看，天下沒有完美的人；每個人都存在不同層面的「不完美」。只不過，身居大位或手握大權者，他們的「不完美」就很可能造成其他個人或社會難以彌補的損傷。針對這種風險，自古以來概都有賴於「知識份子」，以公正的「反對黨」身份，持續地監督、力諫，以降低錯誤政策及偏頗治理的風險災難。然而，由於人在接受諫言時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的「不完美」，而且在高度物化的功利主義下，「具歷史及社會使命感」的「知識份子」已逐漸稀少。

近代以來，人們以理性正視這個問題，運用「組織的慣性」及「體制的規範」來解決。另外，為了迎合社會的需求，政府則必須採取「分官設職」的分工組織。本來，「分官設職」的組織有利於提升效能及效率；體制的規範又可以矯正人性的「不完美」；這種政府組織的設置曾經為人類社會創造了幾百年的福祉。但是，它卻必須在一個基本前提下才能運行順暢，那就是環境的變遷必須與組織彈性之間呈現相對穩定。可是，自上世紀電子科技的快速發展之後，政府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已經爆發了「典範的轉移」；舊典範的治理思維已經無法適應未來社會的需求與發展。顯然，劉內閣的失敗不在職責的怠惰，而在思維的過時。

一、國家競爭力：「物競天擇」

不管是從自然科學的研究或是社會科學的論證，「物競天擇」都是宇宙運行的法則。國家的競爭力將決定於國家對外在環境的因應及調適能力。由此推衍出國家競爭力的建構應包括三大層面：

1.對外在環境的感應及認知（即對全球情勢的分析及掌握）

2.主體能力的建構（體制建構與運作）

3.主體對環境的調適作為（國家的政策行為）

過去，傳統思維都把重點擺在「主體能力的建構」上，也就是一般常說的「一切盡其在我」，講求「敬業律己」、「全面品質管理」（TQM）或「全面品質管制」（TQC）；它所依據的立論是「科學萬能」及「人定勝天」。但是，隨著外在環境在二十世紀九○年代的快速變遷，這種「主體決定論」的思維已無法維持既有的國家競爭力；二十多年來日本所面臨的國家發展困境，明確地否定了這種舊思維。

從科學發展的歷史來看，「電子科技」的快速發展及延伸出來的「資訊革命」，改變了原來穩定的外在環境，正應驗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新時代。這種由「量變」進而帶動「質變」的環境變遷使得傳統「盡其在我」的舊思維，拙於面對和解決新典範所形成的「新問題」。而這個新典範所型構出來的整體現象就是「全球化」的效應，德國社會學家貝克（U.Beck）稱之為「第二次現代」。

當人們在自然科學領域中推進了「典範轉移」的同時，社會科學的領域也正在進行著「典範轉移」－－由「民族國家典範」轉移到「全球化典範」。當現象世界發生「典範轉移」時，常常不為人們的意識所認知，依然以舊典範的思維試圖解決新典範世界的問題。歷史經驗顯示，這種舊思維的行動往往對新典範世界的現象造成更難預測的變動因素，也提高了「風險社會」的變因。

二、全球化思維的體制轉型

從社會生活的經驗來看，全球化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程序、現象或效應，透過全球化思維的確立，人們才能積極正視全球化現象，進而嚴肅思考個人與社會的「權變措施」。譬如，二十一世紀以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世界各國的貧窮人口及失業率普遍居高不下，其主要原因是，企業都能基於自利原則，在全球化體系內將工作機會輸出；而大部分的勞動者卻仍然將其勞動力駐留於在地的勞動市場，勞動市場的失靈就成了普世的「全球化現象」；欲解決國內嚴重失業的問題，就必須在全球化體系內創造或爭取就業機會。這樣一來，處於全球化效應下的國家機關，一方面要承受主權被弱化的挑戰，另一方面又同時必須解決全球化所衍生的國內問題；傳統思維當然無法解決新問題。歸結來說，面對全球化的衝擊及挑戰，當務之急就是確立全球化的思維，推動國家機能、社會各層面及企業的組織變革，以建構「全球化」典範的社會體制。

關於國家機能的體制轉型，這幾百年的組織理論，曾經從科層組織的型態轉移到扁平組織的型態，思維上也從韋伯（Max Weber）的官僚體制到泰勒（J. Taylor）的管理科學，但是它所對應的環境變項仍然是對應於機械論的典範。它們都還是立基於民族國家的固定領域，這些組織型態已不能適應於當前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民族國家」典範的組織型態是把人的感性因素抽離出組織的結構與操作，一切依循科學的理性準則，將程序標準化，大量生產統一規格的產品。這種機械式的組合依賴的是制式的作業程序及有效的控制，運作上就必然極度官僚而缺乏彈性。事實上，控制就是結構僵化的起源，結構一旦僵化，就會形成組織慣性，而缺乏彈性，對環境的變化越無法做適當的反應。

二十世紀的科學典範已經轉移，組織型態也必然要隨著新科學的變革而往量子典範轉移。每個個人都是「量子組織」中具有意識能量的單位粒子，組織的統合是透過整體的資訊處理及網絡機能；每個單元的功能及定位都會隨著組織的重組而改變，個人也在組織的重組中學習、調適及成長。總體來看，量子組織的生存與發展就決定於個人意識能量的發揮，以及與其共生的組織網絡間的能量平衡和定位，也就是說，組織網絡提供機會給個人意識能量的發揮，而個人自我意識的能量也為維護組織網絡的穩定而貢獻。

因而，「全球化」體制的基礎將追溯到個人，而且必會關注在個人的自我意識能量的發揮。個人自我意識的能動性及轉換性就是當今全球化體系的特質，也是「知識資本」的主要內涵：創新力及執行力。所以，未來政府的競爭力最終將歸結到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提升及行政熱忱的培育；視野、專業及熱忱將成為政府組織的三大核心價值。

在舊有的社會體系及企業組織中，其成員有如一部大機械的零組件；他們看不到整體，看不到自己工作努力的最後成果，更看不到組織的未來，也看不到他們自己的未來。每個人的性靈知覺及創新泉源都被「物化」的理性意念所切斷，創新當然無從產生，執行力也缺乏立足點；「知識資本」也逐漸流失。這些都是當前文明發展的體制失衡對人類生命價值造成傷害的機能障礙，也是當前社會體制發生「典範轉移」最為關切的問題。

三、全球化組織型態的領導與決策模式

組織的體制既然轉型，其運行方式也會隨著組織的模式而不同。

在量子組織中，其運作方式將由「內向型建設」的思維轉向「外向型發展」的格局。基於此方針，領導的首要就是要掌握組織的未來；領導者必須登上高台，擴大視野，寰觀全局，才能夠看清歷史發展的趨勢。高台上，領導者才能向下看到自己及環境，瞭解當前情勢下的自我定位。現實運作來看，組織對環境變化的適應，總是需要新觀念、新態度、及新方法，以提出問題架構下的行動計畫。近代西方民主體制，基於民意如流水的形勢考量，在政府體制的設計上，將「價值決定」與「工具手段」分工統合：一方面，「政務官」體系與民意結合，感應國際環境與時代價值的變遷，隨勢而移，保持政府的彈性及國家機能的韌性；另一方面，「事務官」體系堅守專業及規範的運作，以維持政府基本功能的穩定性。這一年多以來，劉內閣忽視了「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分工特質，把「政務官」當「事務官」用，斫傷了政府對環境調適的彈性，僵化的慣性導致自我淘汰。

傳統或舊時代那種大組織、單一領導的模式，將領導功能及領導權極化於高階領袖的組織運作模式，絕對無法迎合新時代的需求；領導功能也必然隨著量子組織的型態而趨向分散。事實上，在未來的時代，世界上將不太可能再由一個「超人」或「聖人」來獨立領導任何一個龐大的現代化組織。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命力，必須透過領袖各層面及各層次領導的組織運作而形成；領導功能的責任分攤及相應領導權的分享，也將是未來的必然趨勢。為了迎合新時代組織型態的多方位或全方位的營運，處於組織領域內的任何個人都很有可能擔負領導的責任，隨時會被要求運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智慧，去解決他們所承擔層次或層面的領導任務。所以，當前領導者的重要職責就是培育領導人才；足夠的合格領導人才將是未來達成組織目標的保證。對個人來說，學習領導智能不僅是可能，而且對組織活力的再造也是必要的。

量子組織的領導內涵將不再是追求利潤、利益或薪資而已，而是在個人與組織共生的網絡結構中追求全方位或「全人」的價值，是結合工作、家庭、社會及自我的生命尊嚴及生活價值；追求「全人」的領導將是未來普世的領導準則。但是「全人」的本質與內涵會隨著各地區文化的不同而不同；這種現象會形成全球領域內各地方文化的網絡體系，即「全球地方化」。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全球化文化其實是全球交錯的地方文化網絡；每一個地方文化都會出現在全球體系內的其他各地方，而每一個地方的文化內涵也會包含其他各地方的文化脈絡。

關於決策模式，量子組織採取的是「理性直覺」的模式，基本上是由亞里斯多德提出的二種基本知識－－科學知識與感性知識－－內在統合而成的。顯然，傳統的理性決策或廣博理性模式在當前全球化的衝擊下，漸漸不能迎合需求。理性決策的基礎是外在環境的準確資訊，而由於理性決策的程序總是需要經過資訊的收集、篩選、分析、及評估，等到完成決策時，客觀的資訊已經轉移。從決策時的情勢座標來看，它所依據的資訊不再正確；以不正確的資訊所做出的決策，對執行決策時的情勢而言，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成為另一個變動因素，這個現象就是貝克所提「風險社會」的概念，也是康德對純粹邏輯的批判。處於全球化時代的「風險社會」中，情勢顯現出高度的不確定，問題顯得錯綜複雜，「理性直覺」的決策將成為能夠適時適地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

四、新時代需要新的社會價值

其次，新的社會環境也需要新的社會價值體系。傳統人文文化與科技發展所產生的「科學文化」正發生逐年增長的斷裂現象；兩種文化的尖銳矛盾將導致社會價值的崩解及重大危機。一般而言，對於客觀現象的解釋，科學文化的特徵是「解釋」和「預測」，而人文文化則重視「理解」。現實生活中，理解是作為追尋或產生意義的過程，因而，理解導向認知，而不是認知產生理解；這次八八水災的處理正顯現了此兩種文化過程的矛盾現象。劉兆玄處事太理性化了，偏重「解釋」天災的現象，而忽視了社會對天災的認知是透過情感的「理解」過程而來。事實本身是假設的、未知的，是需要發現和證明的；科學文化的「解釋」，是指向過去和現有的事件或事實，而「預測」則是指向未來的事實。然而，在社會人文認知中，主觀因素卻起著主要或重要的作用，這樣一來，科學文化的「解釋」和「預測」反而變得並不可靠。

然而，客觀而言，正常、穩定的社會應該同時並存著該二種文化背景，偏頗於任一種文化的圖景都可能導致社會危機。當代的社會應該促成一種統合的運行原則：人文領域應開始關注自然知識的問題，自然科學研究的內涵也應該提升到人文問題。所以，吳內閣的「庶民經濟論」也有偏頗，政策規劃上應注意矯正。另外，「資訊革命」促使知識與資訊的相互關係產生改變，形成了新的社會文化現象。在具體的社會決策上，為了適應這種發展趨勢，傳統的理性決策就必須往理性直覺決策的模式轉移。顯然地，資訊社會的形成必將導致社會客體的變化；一旦社會客體產生變化，所有攸關動機、情感、思維、道德及活動結構都會改變，簡單的說，就是整個社會價值體系都會改變。

新的變化帶動了新的需求，促進了人類的創新能力與機制，型塑了資訊與知識的產出，並在電子科技的運用下，快速竄行於「全球」。這樣快速轉化的知識及生產體系，建構了一個「虛擬社會」，顯然與實體性的社會產生了疏離，遠離了現實主義傳統。由於資訊科技的發展速度太快，任何的科技進展都不能支撐舊社會的價值體系；而舊社會的價值體系也無法阻止新科技文化所產生的自利主義及其衍生的惡。可肯定的結果是，傳統的道德或宗教的規律方式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很難發揮效用；這就關係到「有品教育」的價值傳播方法及形式的探討與研究。

五、新藍圖需要新動能

當前台灣國家發展的困境在於「資訊邊緣化、知識邊緣化及思維過時化」；在全球化效應的挑戰下，卻一直堅守著「內向型建設」的思維準則。全球化的問題卻想要以在地化的思維方向，試圖解決，終究將徒勞無功。如果這種方式能夠有效，那麼美國在面對這次金融海嘯就不需要藉由號召G20來共同解決了。未來領導台灣的有效方式，就必須改變台灣目前這種「內向型建設」的方式，而應該走向「外向型發展」的規劃模式，再借力使力掉頭推動「內向型建設」。

最近幾十年，不管是政經結構上，或是社會心理上，相對於其他國家，台灣的主客觀條件在國際社會都處於邊緣地位或扈從身份：對外關係網絡鬆散和脆弱、國際資訊及交通網絡建設受限、可用的都市化空間有限、居住人口密度極高、高生產值的財源外流、自然及社會污染卻內聚……。過去幾年來，政府也極盡所能，發揮了高度的治理效能及效率，把所能改善的領域和機能都已整治到一定的程度，譬如引用各地方文化以創意相關產業，增加地方收入，繁榮各區域經濟；推動永續發展政策，整治主要河川，擴大綠地；推動全民健保；改善人權，保障弱勢群體及原住民權益；強化警力，改善社會治安；適應世界潮流，精實國防政策；迎合社會發展的需求，推動國土規劃……等。然而，一方面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時代變遷的挑戰如浪潮般湧進，「內向型建設」的功效終究將達到飽和的境地，地區發展也將面臨瓶頸；除非在治理功能上推動「典範轉移」，將視野向領域外擴大，包括空間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等，透過新思維、新領導、新價值建構新體制，才能跨越飽和、突破瓶頸，使國家建設邁向新的境界。

基於新時代的需求，台灣重新檢討了整體的國土規劃，三大都會區的整治正處在「治理典範」轉移的關鍵時刻；它遭逢了契機，也面對著挑戰。不管怎麼說，變革必須改變慣性思維和行為，總是需要付出代價；這些都是痛苦的。當人們承受其壓力、痛苦指數不斷升高之後，不管變革具有多高的正當性及必要性，相關領域內的成員還是會爆發抗拒；一旦退縮，就將遠離成功。一百多年前，沒有明治維新的陣痛，那來日本的現代化；財政的困頓、農民的暴動和對新科技的困知勉學，都是當時日本全民必須承擔的壓力和痛苦。

顯然地，未來台灣的治理必須迎合全球化時代的需求，以「外向型發展」的思維建構願景，讓發展的動力自然轉向對內的建設。如果新內閣的治理思維未能「隨勢而移」，依然停駐於舊典範中，將會有越來越多源自於全球化效應的問題，衝擊著舊體制，而且慣性導致腐化及敗亡，不僅無法解決問題，更可能沉沒於「風險社會」的泥淖中而遭致淘汰。台灣推動新的國土規劃，固然是一大考驗，但同時也是一個轉型的機運；這正等待著新領導、也有待社會新價值的建立。

關於因應全球化的現象，貝克提出了「包含式主權」的概念，主張無論國家、社群、組織或個人都應該採取跨國合作，以各種領域功能定位於全球行動，建構「合作的有機主權」取代當前多元機械性的社會機能或國家機能。日本的大前研一也提出了「區域國家」（region-state）及「城市聯盟」的模式，認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每個國家或社會都必須在國際行為架構中積極推動彼此自我整合的政策。中國的大連市就是基於該理念，在大前研一和薄熙來的合作規劃下，超越中國所有其他城市的發展典範，建構了新的城市發展模式。有了這一個成功的經驗，自此，大前研一更積極在「大東亞」推動跨國的「城市聯盟」；無形中，促使各城市的領導推進到全球化思維模式的領導與決策。有鑒於潮流的趨勢及成功的經驗，未來台灣也必須站在全球化及區域主義的高台上，寰觀全局，務實地尋求自我定位，推動「外向型發展」，突破「內向型建設」的瓶頸，完成「整體性發展願景」，基此方針領導台灣、建構新時代的新價值，才能走出當前的困境；這也是新內閣，甚至是馬政府執政成敗之所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