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長與台灣命運休戚相關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用濃重的湖南口音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時候，全中國還有些地方在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控制中，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也剛「解放」不久，秩序還很混亂，經濟正待恢復，與香港等地保持聯繫的大陸人士都心存疑惑，不知道新政權能不能持久。蔣家王朝雖然逃到台灣，但國民黨留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勢力仍然很強，「美國之音」電台廣泛宣傳「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美國會幫助國民黨打回大陸來），使大陸人心一時難以穩定。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情況並不是那麼輝煌的，誰也想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有今天的盛況。

過去被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稱為「毛匪」的政治家不但說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的話，而且有了許多年把「八路軍」（外加「新四軍」）鍛煉成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三合一組織的實踐過程，可謂未雨綢繆。像陳毅等人那樣，仗打完了脫下軍裝當起市長及其他政府官員來還挺稱職的。上海是英、美、法、日殖民主義在神州大地留下的一大毒瘤，黑社會、青紅幫、投機倒把等不一而足。不但蔣夫人宋美齡遭過綁架，1948年蔣經國到上海整頓金融更是碰了一鼻子灰，「打老虎」沒有打成，他那「專員」職務卻葬送在虎穴裡了。然而，像上海這樣一條毒龍（英、美、日、國民黨也暗中豢養它來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很快被陳毅那幫「土包子」依靠工人、學生、市民的幫助而制服，「共產黨統治不了上海」的傳言破產。

據說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三巨頭（羅斯福、斯大林、邱吉爾）秘密會議上，美國和蘇聯取得的共識是：如果國共不能和解而內戰變本加厲，就以長江劃界把中國像德國和朝鮮那樣「分治」，北邊由共產黨統治，南邊由國民黨統治。1948年蔣介石吃了敗仗表面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而提出「議和」，蘇聯配合英、美進行國際「調停」。1949年1月10日斯大林發電報給中共施加壓力，勸中共與國民黨和解。1945年日本投降時，斯大林也曾給中共發過電報說：「如果中國發生內戰，中華民族就會毀滅」，要中共別派兵去「解放」日佔地區。毛澤東在1945年就沒買斯大林的賬，1949年更是堅決反對「南北朝」歷史重演，他在1949年元旦發表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文章說：1949「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向長江以南進軍，將要獲得比1948年更偉大的勝利」。

「勝利者不受批評」

毛澤東屢屢觸犯專制獨裁的斯大林，斯大林罵他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還在莫斯科培養專和毛澤東抬槓的王明，準備有朝一日取代毛澤東。但是1949年12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接見毛澤東時，毛澤東提到兩人之間過去的隔閡，斯大林卻說出「勝利者不受批評」的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三國際」時代，斯大林是共產主義世界的沙皇，如果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不是「湖南蠻牛」毛澤東（比方說，換成「和稀泥」的好好先生周恩來），大概兩個「南」、「北」中國的局面早成定局，蔣介石也不必退避台灣，台灣今天會是甚麼樣子就不知道了。

毛澤東的執政領導班子對付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毫無經驗，也不掌握西方世界的信息，一切都依靠蘇聯。有一陣子，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學俄文，俄文變成中國學校的唯一外語（英文課程都撤了），五○年代俄文人才很吃香，後來中蘇交惡，到六○年代這些人都沒活幹了。俄文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窺探外界的窗口當然是不理想的。比方說，在五、六○年代大陸出版的《印地語－漢語字典》是把蘇聯出的《印地語－俄語字典》草率地翻譯過來（用漢語取代俄語），錯誤百出。通過那本字典培養出來的中國印地語人才（包括外交官員）到了印度根本無法用印地語與印度人溝通。

這是從小的方面來看毛澤東當時的「一邊倒」政策。從大的方面來看，這種倒向蘇聯集團、反對美國集團的「一邊倒」政策等於束縛了自己的手足。蘇聯共產主義集團內部是主僕關係，莫斯科雖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另眼相看，但大俄國沙文主義作風嚴重，總是想駕凌中國之上，後來發展到要成立「聯合艦隊」（等於把中國的國防交給莫斯科控制），毛澤東領導集團實在忍無可忍，才公開與聯共破裂。當然，美國政府一開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的極端仇視也起了把北京推向蘇聯懷抱的作用。毛澤東在延安曾經表示過願意訪問美國，如果華盛頓瞄準了那一點，美中關係就不至於那麼僵。後來中國領導人慢慢老練起來，這邊一方面措辭強硬地抗議美國軍艦侵犯中國領海（從1958年至1971年總共抗議了497次，創世界紀錄），那邊卻悄悄地進行中美大使級「華沙談判」，最後有1971年7月震動全球的基辛格從巴基斯坦秘密訪問北京，以及隨後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結束「冷戰」對抗，扭轉了過去台灣當局「竊據」中國國際位置的反常現象。

貧下中農大翻身的長遠意義

現在很少聽到大陸有人重複「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的口號了。毛澤東自認為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一大功德，但客觀上把中國折騰得太厲害，受害者及家屬總共有一億人之多，經濟發展也大受影響。毛澤東時代可謂功過各半，人們評論時意見很不一致。從文化傳統來看，舊的道德觀念徹底破壞了，新的道德觀念一時建立不起來（鄧小平「向前／錢看」的改革開放使得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精神／「雷鋒精神」頓時雲消霧散），現在中國社會的很多問題都由此而生。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毛澤東時代幫助幾千年來社會最底層的貧下中農搞大翻身是卓有成效的長期建設。當今中國有人比較中國和印度的發展就指出了這一點，中國有了幾億翻身農民投入「致富」的浪潮中來，印度卻缺乏這樣一個來自民間的巨大動力。從這一方面來看，中國當今社會動盪、經常有突發性的群體事件與官民衝突，是前進道路上的正常現象，也是毛澤東時代革命運動的延續。

毛澤東晚年把統治菁英內部搞得一團混亂是他的最大錯誤，他所縱容的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不遺餘力地迫害知識分子和文藝界人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鄧小平復出後讓胡耀邦大搞「撥亂反正」，「四人幫」倒台後清理了無數假案、錯案、冤案，許多知識分子從心底裡喊「鄧小平萬歲」。印度大文豪泰戈爾指出，印度不但要反對外來殖民者的政治壓迫，還要反對本國知識菁英對社會底層「賤民」的社會壓迫。從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來看，知識菁英和社會底層之間也有巨大鴻溝。從這一意義上說，毛澤東搞「上山下鄉」運動，讓城市青年到農村去受農民「教育」也是有意義的創舉，只不過搞過頭了。鄧小平強調知識、強調科學的重要才使中國回到正路上來。

五○年代初，北京大學校長、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建議節制生育被毛澤東橫蠻地貶斥為「馬爾薩斯人口論」，在五○、六○年代中國人口成倍猛增，毛澤東才同意實行強制性的計劃生育，三十年少生了四億多人，使得中國「十三億人口日」和世界「六十億人口日」推遲四年到來，但是也為中國人口成分帶來了新問題，現在節育政策又得鬆綁。印度也提倡計劃生育，但不強制，在沿海一些文化程度高的邦人口增長率自覺下降，但在內陸貧困邦以及穆斯林社會人口增殖率仍高，政府無可奈何。中國的優點是政府政策能夠雷厲風行，但在人口政策上的一反一覆就違反自然發展規律了。要革命、要改革就要打破常規、大破大立，這樣卻造成民間折騰與社會緊張，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特點之一。

有人把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說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次革命」，這不誇大。鄧小平做了三件大事：（一）把中國的精力從「階級鬥爭」轉向「生產發展」；（二）允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不限制發家致富的熱情，不搞姓「社」、姓「資」的辯論；（三）「築巢引鳳」，在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大力發展加工製造出口經濟。江澤民和胡錦濤先後接班以後仍然按照這一旋律發展，先是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使價廉物美的中國工業品充斥全球市場，然後中國又變成實力最雄厚（外匯儲備最多）的「債主」，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變成中國的「債戶」，在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後中國更變得舉足輕重了。

我有一位印度朋友過去是德裡大學同事，現在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書。他說，過去（六○、七○年代）在印度時聽到印度人說，中國的社會主義比印度優越，後來他到美國，又聽到美國人說，中國的資本主義比印度優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現在卻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經濟中如魚得水，的確令人驚訝。許多人認為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越久、中產階級越壯大，一黨專制的政體就會被多黨民主政體所取代。還有人說，中國經濟上與國際接軌而政治上不與國際接軌是不會長久的，魚與熊掌是不能兼有的。這些人都不熟悉中國國情，看不到中國政治發展的歷史規律。中國這有如「穹頂」（superdome）的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政體是秦始皇建立後不斷改進過來的。當歐洲還在「黑暗時代」，中國政體已經發展出（1）朝廷集體議政的「決策民主」與（2）「學而優則仕」、科舉考試的「菁英治國」（meritocracy）優點，被外國歷史學家稱為「開明專政」（enlightened despotism）。可以這樣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開明專政」的最佳典型與最高階段，政府決策符合廣大人民利益，貫徹執行效力極高，令人佩服。

台灣能成大陸的民主試驗田？

當然，中國要與時俱進是必須走政體民主化道路的，已經開始「摸著石子過河」了。有人說，台灣是中國實行民主的試驗田，希望台灣能夠做出些好榜樣示範。過去那女立法委員在會場上揪頭髮打架，2000年宋楚瑜拆國民黨的台使得名不見經傳的一群台獨分子當權。2004年又用「兩顆子彈」的卑鄙方式騙取選民同情使惡政延續。台灣直接選舉選出個「陳水扁」搞「去中國化」，如果大陸依樣畫葫蘆也選出個「陸火圓」搞「去世界化」，那樣的「民主」政治不如沒有。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福裡德曼(Thomas Friedman)稱當今美國政治為「一黨民主」（國會兩院與白宮都被民主黨控制，可以撇開共和黨而一意孤行）。日本、新加坡等都是「一黨制」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黨制」是會持續下去的。中國共產黨有七千多萬黨員，再加同樣多人數的後備隊共青團就有一億多人，如果這個龐大統治機構是民主組織，能反映民情與監督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能算「一黨民主」國家了。將來採用直接選舉只不過是裝修門面而已。

台灣領袖發揮時代作用的最好時機

前面提到毛澤東反對中國「分治」，但他卻無法制止蔣介石集團把中國的一部分物質與人才財富帶去台灣。好一個中國變成兩個相互對立的「大陸」與「台灣」，就像王母娘娘硬把「牛郎」和「織女」分開一樣。從物質財富來看，台北的故宮博物院幾乎集中了幾千年神州大地的珍貴文物古玩，五○年代初北京的故宮簡直沒有好東西可以展覽了。但在周恩來總理的重視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考古事業蓬勃發展，把許多聞所未聞的「金縷玉衣」、「銀縷玉衣」、「兵馬俑」等都挖掘出來，這才為大陸的各博物館爭了一口氣。當然，如果海峽兩岸的珍貴文物能夠成為一家那就更能體現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從人才財富來看，這「分治」現象更不如人意。台灣是知識菁英過剩，卻不能普遍為全中國所利用。台灣很多政治人才、治國經驗都不能為大陸享受，這也是很不理想的。正寫到這裡看到大陸歌唱家與書畫家9月將到台灣參加「兩岸同歌、書畫同台」活動的消息，這是「牛郎」和「織女」鵲橋相會，是好現象，不過仍然不等於海峽兩岸永恆性的中華民族大團圓。

現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是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殘廢運動員，沒有完整的國家領土主權，這不是好事。殘廢的原因是歷史造成，美國的干擾雖然也是重要因素，但只要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炎黃子孫下定決心，美國人是阻礙不了中華民族大團圓的。台灣新政府領導人應該看到這一點，識時務者為俊傑。第一、當前是台灣領袖發揮時代作用的最好時機（北京對台灣百般順從），是為中華民族立功的寶貴時刻。立了功，歷史會永遠懷念他們，錯過了當前的機會，將來就會永遠被人遺忘。第二、現在全世界別的地方都不景氣，台灣海峽兩岸卻呈現一片生機。這時中華民族大團圓就會如虎添翼，大陸和台灣的重要性都會倍增，新的團結一致、同舟共濟的中華民族將會在金融資本上、全球貿易上、工業創造上、文化復興上更上一層樓。比方說，當今最重要的是走「綠色發展」的道路。統一了的新中國就可以把台灣農業的資金、技術與經營方式推廣到神州大地，台灣金融家、農業專家，甚至農民都可以到大陸（到自己祖籍老家）去幹一番轟轟烈烈的綠色建設事業而流芳百世。在統一的新中華國度，台灣的投入何止農業建設?!可以在工業、在金融、在科技、在教育、在文化、在學術、在政治各方面大顯身手。

「東風灑雨露，會入天地春」是李白著名詩句（《送郗昂謫巴中》），台灣巴掌大的地方應該不是臥龍久藏之地，真正的廣闊「天地」是在神州。既然那邊是萬事俱備、獨缺東風，這邊就不該再忸忸怩怩、裹足不前了。在此「馬立義」（馬英九、朱立倫、吳敦義）新政府成立之際，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壽誕，展望中華民族的光輝前景，怎麼能無動於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