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

評美國衰退論(上)
陳建仲
(國政基金會特約研究員)


當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軍事陷入泥淖,而北韓、伊朗的核威脅未解;清剿蓋達、賓拉登的反恐行動不但無法突破,恐怖攻擊反而化整為零的擴散;美國後院拉丁美洲國家不但「向左轉」,還掀起新的反美風潮;歐盟對美國單邊主義不滿,亞洲一體化進程更像是要拋開美國;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且與俄羅斯眉來眼去……;在國際情勢層層壓力下,美國偏偏爆發舉世震驚的金融危機。沈重的財政壓力加上岌岌可危的金融機構、崩塌的房市,歐巴馬政府剛上台又得扛下失去競爭力的汽車、電機等傳統產業瀕臨破產的重擔與失業人口高速飆升的雙重壓力;中、低階產業科技被新興國家迎頭趕上,美國空有舉世無雙的軍力,反而淪為「全副武裝的卡債族國家」。

東風壓倒西風?

歐巴馬以新的救世主姿態入主白宮,矢志要改變積弊叢生的華府政治生態、要改變美國的國際形象、要改變財政困境、要改變社會冷漠和種族矛盾……;歐巴馬滔滔的雄辯、堅決的姿態,對傳統需要英雄、需要救世主的美國社會而言,無異是打了一劑強心針。然而,一年下來,歐巴馬除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新桂冠外,在內政和外交上,尚未繳出令人滿意的成績。更糟的是,歐巴馬背棄選前的承諾,對阿富汗增兵三萬;新的健保改革案在國會表決險象環生;各種既得利益團體,從軍工業、地產業、保險業、汽車製造商到工會,紛紛對歐巴馬開火。陷入困境的國際情勢,也讓新保守勢力重新點燃狂轟歐巴馬政策的火種。於是,新一波美國衰退論開始佔據美國主要媒體與評論專欄;歐巴馬的民調支持度明顯下滑。在歐巴馬亞洲行後,更猛烈的「美國衰退論」幾乎佔據了媒體、雜誌、脫口秀、部落格;尤其美、中「歐胡會」後對歐巴馬的批評聲浪達到新高,對美國霸權喪失的不安也到達頂點!

向來對中國持負面評價的《時代雜誌》接連用封面故事報導,探討美、中地位的微妙變化。它形容中國是最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是樂觀、實驗和成長的發動機,是新興的強國;反觀美國則是舊的資本主義國家,目前全國正陷入驚慌,經濟正在崩塌;但藍、紅意識型態的對抗卻依然猖獗。因而美國必須向中國學習五個要點:要有野心、要重視教育、要照顧老人、要增加儲蓄、要有前瞻。《時代》甚至形容新世紀已經過去的十年,對美國人而言,無疑是來自地獄的、痛苦的十年。但《時代》卻仍然認為美國依舊是全球第一的軍事超強,仍是科技創新的領導國家,仍然握有很多關鍵的王牌,仍然是很多國家模仿的對象;只要能記取這次慘痛的教訓,則美國下一個十年會更好。

《新聞週刊》則以顛倒的白宮照片當封面,深刻解析美國沈重的負債壓力,質疑美國國力會進一步衰退。相對的,中國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是前十大經濟體中唯一保持正成長的國家,甚至保八成功。自08年京奧後,關於中國崛起、中國盛世說的談論既不絕於耳;加上中共建政六十週年的大閱兵,展現現代化高、新科技武力,再度把中國是和平崛起或新興霸權的論辯帶到高峰。不論是《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外交政策》、CNN、福斯;乃至日本、歐洲、中東、拉丁美洲的主要媒體,幾乎都加入了這場論戰。在中國克服經濟衰退危機的風光之下,對照美國當前的內外困境,此消彼長,更令美國輿論感到不安。

美帝國衰退論的源起

事實上,美國衰退論的始作俑者就是兩任布希總統。在取得1991年海灣戰爭勝利後,老布希從冷戰遏制全球戰略走出,改提「全球新秩序戰略」;白宮上下自信滿滿的深信「二十一世紀為美國而準備」;不料竟然敗給克林頓一句:「笨蛋,問題在經濟」!相對於共和黨給外界「硬漢牛仔」動刀動槍的作風,克林頓總統改以外交為主要手段,推動預防性外交;以新自由主義全球戰略「經濟全球化」為前題,積極推動自由經濟、文明對話及民主意識在不同國家間對話與推廣,逐步實現建立「人類共同價值觀」的全球共識。民主黨認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在美國國內有助於多元宗教與文明的共存,避免基督教專制的出現。在國外,則有助於實現共產國家及第三世界的民主轉型,並且也較容易和伊斯蘭文明緩和衝突、促進對話。

然而,在1997年12月,一個以退役將領為主要成員的「國防研究小組」依據國會1996年頒布的《軍力構成條例》第924節,向國防部提出《國防轉型——21世紀的國家安全》的研究報告,不僅針對克林頓政府的國防戰略提出強烈批評,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個造成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轉變的核心概念:國防轉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誇大軍事科技革新的效應,吹捧精準打擊、精靈炸彈等能遂行外科手術式攻擊,以降服敵方。小布希總統上台後就是以國防轉型作為國家安全的核心概念,要求美國必須有效貫徹自身的意志,必要時要以威懾或武力擊敗一切可能的對手。這種以武力、威嚇為前導的「強制民主」戰略取代民主黨以對話、協商為原則的「交流促變」戰略。小布希總統以單邊主義的軍事干涉或佔領,直接插手地區民族衝突、宗教衝突,甚至不顧聯合國與盟國的反對,進軍伊拉克。在911事件爆發後,「訴諸武力」幾乎成為華府高層解決棘手爭議時最常浮現的念頭!因而「美國帝國主義」及全球警察的批判聲浪,在國際間響徹雲霄。

伴隨五角大廈現實主義全球新戰略的是國內新保守主義的抬頭;造成宗教強勢一元化,社會趨向保守、抗拒外來文化和新移民。保守派的言論大將自己成立電台,到處宣揚要維護「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基督新教和白人在美國社會的主導地位。這種狹隘的「白人價值觀」進一步滲透到新聞自由中,甚至造成對國內及國際政策都形成偏袒的雙重標準,把美國現實的國家利益轉換成國際正義。杭廷頓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重構》直指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對抗,並且挑明東方的儒家文明可能和伊斯蘭文明聯手,強化了新保主張的合理性。「911」之後,美國追求絕對霸權,把伊朗、伊拉克和北韓打入「邪惡軸心」的黑名單。然而,小布希總統全球反恐戰爭受挫、不但抓不到賓拉登,打不死蓋達;塔立班也死而復活,恐怖份子的攻擊更進一步小群化、流竄化,更難防堵。伊拉克並未因海珊的下台而平定,反而動亂不斷,什葉派、遜尼派不停交火,甚至派內互鬥;美軍不但傷亡慘重,打光上兆美元的軍費,仍深陷泥淖;阿富汗情勢進一步惡化、不得不增兵……。結果,美國民眾還看到自家的後院拉丁美洲國家竟然左派政黨幾乎大獲全勝;更糟的是,中國迅速崛起,從北韓、中國、俄羅斯、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伊拉克,儼然構建了一道反美共同陣線。美國不斷遭遇挫折,嚴重打擊美國人的自信,美國衰退論的憂慮進一步擴散開。

強權擺脫不掉盛極而衰的規律

早在保羅.甘迺迪1987年的名著《大國的興衰》和大衛.史班格1991年譯自德文的《西方的衰退》,都共同描繪出強權盛衰的循環:興起、成熟、衰退、解體;如同強權國家的共同宿命。這個強權興衰的循環,每個階段都有特殊的特質。強權始於對外擴張,逐漸增多的征戰、掠奪財富的累積;因聲望和強權造成的貪婪與傲慢、然後是腐敗與混亂,最終造成母國與佔領地人民的受苦。從古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化、拜占庭、埃及、希臘、羅馬、印加到阿茲克特,到近代法蘭斯、西葡、大英、前蘇聯幾乎都經歷過相似的歷程。二戰後的美國,享受了國勢與經濟騰飛的70年代和苦悶的80年代;儘管有越戰的挫敗,美國依然在兩極對抗中,成為西方世界的領袖。直到1990年代後的後冷戰時期,美國才成為全球唯一的軍事、經濟與文化上各領域的超級強權;福山甚至主張這是歷史的終結,西方文明至此定於一尊。然而,其實美國衰退論,在2004年前後就已甚囂塵上,且引來美國新保陣營的圍繞。約瑟夫.奈伊在著名的《外交政策》期刊上投文《美國軟實力的衰退》,強調反恐戰爭必須依靠盟國的支持才能成功,而爭取盟國支持更多的必須依靠說服、爭取,但明顯的美國這方面的軟實力已然衰退。薩莫爾也在同一本期刊上撰文《過度透支的美國》,指責美國過度依賴外債,等於讓大量持有美國國債的其他國家掌握了美國的將來。但新保的大將們反嗆,不懂奈伊說的軟實力是什麼,美國根本不必考慮其它國家的想法,美國依據的是對議題的立場來決定盟國的陣營;而不是反過來讓盟國來決定議題的立場;並且找經濟學者另外提出舉債對美國有利的極端說法。但對共和黨政府的批判更擴大,比如Nancy Soderberg著作,克林頓總統親自寫序的The superpower Myth,2005,率先檢討共和黨政府政策,Julia Sweig的Friendly Fire,2006進一步說明何以中南美洲國家左傾且反美;Andrei Markovites的Uncouth nation,2007更以歐盟反對美國為例,指責美國已經變成粗野的國家。在2008年總統競選前後,麥克.摩爾的《華氏911事件》,更帶動新一波對美國政府政策的總反省。

如今,更早在1780年代愛德沃德.吉伯森的名著《羅馬帝國的衰亡》,也成為西方學者議論美國衰亡論時經常引述的觀點:自我吹噓而且過度延伸的軍事,過度擴張的經濟,腐敗的政治,對公眾事務的冷漠,沈浸於享樂且高度依賴外來的資源、沈重的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等等。羅伯特.立夫頓《強權的症候群》一書中也直言,強權國家的失敗,導因於他們總是自認不需要求助於他人,並且有用不完的資源;同時,過度的危機感造成自我安全意識高漲,輕易的付諸軍事行動,造成資源大量的損耗;這種對權力無休止的爭奪與消耗,就是強權衰敗的症候群。從這些著作也可以看出,帝國的衰亡和民主或不民主沒有必然的相關,而是強權國家經常形成負荷沈重的稅捐,軍國主義和執政階層自我圖利取向的政策;如今,這些症候也都被套用在美國身上。

美國雖然擁有最多與最優質的核武與軍隊,最強的軍事遠方打擊能力,與獨一無二的軍事物資儲備;但美國的超強,對其他國家而言相對就是威脅。因而,即使在後冷戰時代,不對稱武力攻擊與恐怖自殺行動的破壞力,在「911事件」後,讓驚慌失措的美國人幾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小布希政府矢言要「消滅邪惡軸心國家」,造成被點名的北韓與伊朗等急著要擁核以自保;反過來又促使美國的安全更受威脅。華府對冗長與曲折的外交折衝失去耐心,因而停止了勞神且費力的外交限武談判,進一步捨棄預防性外交;並且在五角大廈「軍事大革命」的助威聲中,自信滿滿的相信依靠高科技與精準打擊就能輕易的擊潰對手、解決問題;軍方強勢主張採取前置攻擊,以軍隊取代外交官。比如伍夫維茲就曾宣稱,美國政治和軍事的使命就是──不允許並確保不會出現敵對的新強權!美國就是代表著正義,「對美國是有利的事,那對全球而言就是有利的」!這種極端的美國主義在新右派的推波助瀾下達到空前的高峰,但實際上,如同前述著作所預示的,強權的頂點也就是強權衰退的開端,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事使美軍遭遇比越戰更難堪的處境,軍事行動的效應大打折扣;美國後院掀起更強烈的反美主義,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備受攻擊、遭至更多的反對。雖然前副總統高爾全球宣揚反溫室的環保理念,但美國拒簽京都議定書,甚至被認為是全球高油價新能源危機的始作俑者,大大折損了美國的威信。更令人意外的是,等在新世紀初狠狠暗算美國的,竟然是華爾街最引以為傲的自由經濟。

經濟危機加深帝國衰退的恐懼

美國向來打著自由經濟、民主政治、人權等旗幟,加上好萊塢、迪士尼及流行音樂、職業運動員等成為現代國家文明進化的指標。但這樣的美國發展模式,卻飽受爭議,最顯著的是第三世界流行的依賴發展論和後殖民主義。上世紀末,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對自由經濟最直接的反省,熱錢、避險基金及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商品,造成國家主權的重大挑戰。但美國總以為她是唯一的例外(American Exceptionism),因為透過經濟跨國佈局,美國有能力把問題、不論是軍事或經濟,全擋在國境外,如同二次大戰的戰火從未燒到美國本土上來。這個美國例外論的極端發展,變成了美國至上論,把「美國利益」視為「人類共同利益」。結果,美國現在卻如同雙足深陷在伊拉克與阿富汗泥淖中的巨人,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華爾街竟然給了最重的一擊,使小布希總統灰頭土臉的卸任。

不少美國經濟學者指出,美國的中、低產階級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因為他們習慣於對未來樂觀的預期,大膽的舉債消費,投資金融商品,相信投資經理人的建議,操作高槓桿壓力的投機,甚至單純到近似白癡(naivete)的程度。但近30年來,外來人口增加4,400萬,相反的,美國企業卻走向跨國化,產業外移,工作機會也外移。美國大量依靠向國際舉債來支應財政缺口,華府的政客們習慣沒錢了,就印鈔票、印公債,讓美國債務負擔空前沈重。經濟學者認為美國國力的下滑始於1980年,因為此時戰後嬰兒潮一代達到35歲,而他們正執意要落實美國夢──但這是靠借錢來實現的。家庭負債從一兆激增到14兆美元,儲蓄率則從12%急降到0%以下。如今,美國人平均持有九張信用卡,光卡債就高達9,560億美元,平均每戶負債9千美元。美國國內企業的競爭力逐漸下滑,但這些警訊都被樂觀的華府政客們掩蓋了。因為全球有近半數的商業契約和貿易是以美元結算,有三分之二的外匯存底是以美元持有;過度樂觀與冒險的天性,在自由經濟、放任市場背後那只看不見的手,貪婪的「上下」,終於導致金融衍生商品氾濫成災,超過應有的風險控管機制,在房市泡沫加上股市泡沫的雙重打擊下,不同於那些有黃金降落傘的CEO(執行長)們,美國中、低階層成為這次華爾街金融風暴最大受害者。

但拖累美國的不只是華爾街,美國龐大的國防開支,在金融危機後成為眾矢之的。自1991年起,美國軍力先後介入科威特、索馬裡、波士尼亞、蘇丹、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區,但幾乎沒有一次能達成軍方事前所宣稱的任務。並且,把交戰權直接交給總統,弱化了國會的監督。國防、國土安全預算平均每年支出7,650億美元,約占總預算的四分之一,幾乎等於全球其他國家支出的總和。歐巴馬政府09年的財政赤字高達1.42兆美元,約等於GNP的10%;高於08年的4,590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負債超過4,700美元;光利息支出就達到1,900億美元之多。如果再加上社會安全支出6,120億美元、醫療照護支出6,820億美元、食物券及其它救濟600億美元,失業救濟支出450億,美國政府必須扛起高達56兆未付償還基金擔保的公共債務。造成的結果是12%的美國「窮人」必須依賴政府救濟過活,但他們卻仍享受著比開發中國家中產階層更富裕的生活。然而在選票的壓力下,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敢在削減社會福利上動刀,何況既得利益團體會對國會施加強大壓力。比如歐巴馬的健保改革方案即使在民主黨掌握極大優勢的眾議院,在保險業者的阻撓下,最後只以五票之差驚險的過關。

美國債台高築

因應全球經濟危機,比較華府的振興經濟方案和中國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推出的促進內需方案,大都投入公共建設,能立即增加就業;輔以家電下鄉及購車補助等來提振內需;但歐巴馬政府雖然也提出首購屋優遇及舊車換新的補貼,但更多的錢卻是丟去經營不善的銀行、地產商與汽車業等無底洞。雖然歐巴馬政府期望2012年時,財政缺口能降到GDP的3.7%;但《新聞週刊》Niall在An empire at risk文中則評估,整個提振經濟方案至2010年只能增加4%的GDP,但相對09年的財政高達1.4兆美元赤字(占GDP11.2%),似乎對緩解財政壓力沒多大幫助。同時,美元疲弱、經濟情勢不明,嚴重降低中國及日本續購美國國債的意願,對計畫2010年發行的5,980億美元的國債需求,可能有三分之一的缺口。原本寄望私人銀行能分攤消化掉2,500億美元的國債,但事實是十月份銀行反而在賣國債、基金自保。這樣就可能造成實質利益的升高,更進一步加重美國債務的利息支出,形同惡性循環。比如2009年歲收的8%必須用來支付利息,到2019年,估計會達到17%之多。此外,一般非公務部門的負債在08年就高達5.8兆美元,占GDP的41%,將會限制了民間購買力的回升速度與能量,也使美國經濟何時回到穩定的復甦,充滿不樂觀的因素。

事實上自從二年前第一宗銀行倒閉開始,至今美國財政赤字增加86%,悲觀者甚至預估到2030年,美國經常帳的赤字會高達15%的GDP,對國外的負債更達到1.4倍GDP。美元的疲態造成金價狂飆,很可能帶來通貨膨脹;如果美國政府再遭遇連續的償債失敗,甚至可能步上加州政府那樣的財政破產,而現在「帝國的落日現象」已經浮現。這些負面的評估,更加深了對中國可能在2025年前後取代美國成為最大經濟體的推算!【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