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可能定位及發展芻議

序　言

討論未來兩岸政治關係，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難把握的論題。我是一個歷史學者，習慣地往後看，善於在以往的史料中爬梳。這個論題卻要求我向前看。往後看，向前看，似乎成為一對矛盾。好在大家有一個認識，今天的新聞，明天就是歷史。我們可以從今天的角度看昨天，也可以從昨天的角度觀察今天。

我演講的題目是《對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可能定位及發展芻議》。所以叫芻議，一是因為，突然拿到這個題目，心中無底；二是因為，兩岸對兩岸關係的主張是「先經後政」，兩岸之間的政治接觸和討論還拿不上檯面，我作為局外人也只能獻上芻議。再加上，我是歷史學者，不是政治學者，也不是兩岸關係的研究者。所論可能隔靴搔癢，遠離主題，敬請諸位不吝指正！

一　觀察台灣現狀的幾條小史料

此次來台灣從事學術交流，已經一月。接觸了一些單位和學術界人士，有幾點細微的觀察。

1.此次來台，飛機是直航。但是我注意到，飛機從上海外海進入海峽中心線，然後在適當地方進入桃園機場。這條航線，謹守了海峽中心線的分際。

2.我和妻子到台北車站附近新光三越購物。13樓有一櫃檯，購物超過了若干元可以獲獎。我妻子前往打聽，才知道我們沒有台灣的國民身份證，算是外籍人士，不能獲獎。

3.我此行是因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中央大學簽訂交流協議，我是來履行協議的。按照協議，雙方互給來訪的學者以適當生活補貼。領取生活補貼，按規定需要在收據上簽字。簽字時我發現，收據上印有「含外籍人士20%所得稅」字樣。這就是說，我作為外籍人士，需要在生活補貼中繳納20%的所得稅。

4.我應邀在台灣幾所大學演講，在助理給我發演講費時，我發現再次被作為外籍人士看待（同樣印在收據上）。有一所大學的簽單上印有「非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持有者須在外國人一欄簽字」（大意），我必須在外國人一欄填寫上中國國籍，姓名也只能簽在這裡。我在外國人一欄填寫中國國籍和姓名時，內心裡很不安定，簡直是五味雜陳。

5.到國史館查檔案，大陸學者必須有台灣接待單位的介紹信，台灣學者則不必。我曾與國史館某重要人士討論，可否將大陸學者視同台灣學者？大陸學者雖沒有台灣國民身份證，但是台灣當局發給大陸學者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上有許可證號，應被視為權威證件。我建議將這個權威證件視同台灣居民的國民身份證。國史館的那位朋友啞然，他對我的建議似有認同之意。但是第二天他在瞭解情況之後回應我不能。

以上是我近日經歷的幾點細故。以下再說到幾個人的觀點。

1.有幾次，有馬英九先生出席的機會，我正好在場。我幾次聽到馬英九主席在演說中提到「中國的台灣」。我很注意。我記得2006年3月底在胡佛研究所聽馬英九主席演講《國民黨與台灣》，沒有說到「中國的台灣」。

2.我曾有機會與中研院近史所著名研究員年過八旬的某先生見面，這位先生從前頗有「反革命」的外號，主張改良比革命好，也主張政黨政治、民主政治。近來大為稱讚大陸的發展，甚至不以大陸今日未能實現西方式民主政治為忤。

3.近日與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前主任委員年過八旬的李先生晤面，李先生講中國的前途，認為戰爭和殺戮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國共兩黨相互仇恨的時代也過去了，今後是和平的時代，應按照和平的方式實現國家的統一。他說，國家要統一，作為歷史學家，這一點看得很清楚。我過去與李先生接觸，感覺李先生是正統國民黨人，反共觀點強烈。1997年曾應我的邀請到北京出席盧溝橋事變60週年學術討論會，那是他第一次到大陸，至今他還很欣慰。

4.我曾在陽明山上與幾位台灣歷史學家聚會懇談，大家對目前的兩岸關係也感到滿意。一位學者說，過去國共鬥爭是兄弟之爭，今後要共同為中華復興而努力。

5.我和妻子在購物時接觸了不少商場售貨員，也有計程車司機，他們與我們談話，普遍誇獎大陸的發展，對10月1日國慶閱兵的威武壯麗讚歎不已；相比台灣的經濟停滯，嘖有煩言。

我已經多次來過台灣，第一次在1992年5月，第二次在1997年6月，第三次在2001年1月，第四次在2003年3月，第五次在2005年11月。前兩次是李登輝執政時期，後三次是民進黨執政時期。每次來都有不同感受。此次耳聞目見，發現普通老百姓和菁英人士關於大陸的言談有了很大的變化，情緒較為高漲。我判斷，這與大陸近些年的發展有關，也與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兩岸關係發生的積極變化有關。我接觸到的台灣朋友中，大多數人都對馬英九的兩岸政策表示肯定，對兩岸關係的改善表示肯定。

二　對當前兩岸政治關係現狀的粗淺觀察

李登輝在執政末期（1999年），提出了「兩國論」，引起了兩岸關係的倒退。陳水扁執政時代，貫穿「四不一沒有」的是「一邊一國」，並且大打「台獨」牌，兩岸關係更是大倒退，甚至面臨戰爭的邊緣。2005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反分裂國家法》正是針對這種情況制定的。「台獨」勢力以執政者的身份，採取一系列「去中國化」的步驟，尤其是想要通過所謂「公投」和「制憲」的辦法，從「文化台獨」走向「法理台獨」，企圖改變台灣現行狀況，破壞台灣海峽兩岸的和平局勢。如果不制止「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的活動，勢必嚴重威脅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威脅國家和平統一的前景。1860年代美國在南北戰爭期間不惜以60萬人的犧牲打了一場統一戰爭，並制定了《反脫離聯邦法》，立法原意在限制南方州奴隸主的分裂聯邦國家的行為，維護美國的統一。華盛頓的林肯紀念館為了紀念林肯，在林肯銅像背後的牆上刻上了林肯維護國家統一的功績。《反分裂國家法》與《反脫離聯邦法》具有同樣的立法原意。

《反分裂國家法》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為法源依據，以國家專門法的形式，宣佈一個中國的堅定原則，是對「台獨」分裂勢力的嚴正警告，是對台灣地區領導人的「台獨」活動的嚴正警告，也是對今後台灣地區上台執政的任何領導人的執政原則的警告。以台灣專門法的形式，把一個中國的原則，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原則規定下來，對活動在台灣政治舞台上的任何政黨，特別是主張「台獨」的政黨劃出了底線。遵守這個底線，在這個底線範圍內活動，台海兩岸關係就是和平的；越出這個底線，出現了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就會在台海兩岸關係上出現非和平的局面。是否出現非和平局面，其實主動權在「台獨」勢力，在台灣執政的政黨。一些分析人士所說的「台灣不獨，中共不武」，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一旦出現非和平局面，「台獨」勢力、在台灣執政的政黨的主動權就喪失了。那時候，《反分裂國家法》規定的國家意志就要執行，任何人為的因素都阻擋不了。當然在那種情況下，國家統一的步伐就加快了。

2008年3月台灣大選，台灣選民用選票否決了「台獨」勢力繼續執政的可能性。以馬英九為代表的國民黨勢力上台執政，以積極的兩岸政策，大大改善了兩岸關係，使人們看到兩岸政治關係可能改善的前景。兩岸關係的整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諸如兩岸經貿關係的擴大，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叫了許多年的兩岸三通終於得以實現，文化教育交流或者擴大，或者啟動實施。ECFA正在緊鑼密鼓地討論，雙方都希望年底以前能夠簽訂。這種變化，我在此次台灣之行的過程中，已經實際感受到了。前述第一節所列第二個五點，就是這種感受的紀錄。

兩岸政治關係上一個重大變化是，國民黨及其執政團隊接受了「一個中國」的政治前提。雖然有「一中各表」，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解釋各有不同，但是兩岸同時接受「一個中國」還是有著強烈的象徵意義。它至少是用「一個中國」的象徵意義，取代了「台獨」勢力的「一邊一國」，排除了「台灣獨立建國」的選項。這就為兩岸之間的政治對話打下了一個好的前提。2005年胡錦濤與連戰會談達成的「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不僅在吳伯雄擔任主席的國民黨黨綱中反映出來，也再次在最近召開的國民黨十八全大會上進入國民黨黨綱。這表明國共兩黨在「和平發展」四個字上有了共同語言，初步形成了互信。如果這種「共同語言」和「互信」在台灣島內各政黨、各階層以至底層民眾中能夠基本接受，在兩岸執政黨中間能夠鞏固、堅持和發展，那麼，台海兩岸關係當會有大的進步。

以上是對兩岸政治關係的積極面的一種宏觀的觀察。當然也可以說到另一面。如果從完全現實的角度看當前的兩岸政治關係，我感覺到實際上還是存在著「一邊一國」的狀況。國民黨當局並沒有改變李登輝當年在康乃爾大學發明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思想。這一思想在後來李登輝主導的「修憲」中多次明確地表達出來。

我這樣說，是根據我實際考察所得到的印象。我在第一節裡列舉了五條小史料，意在證明我得到的印象。首先，直航飛機並不是真正的直航，雖然沒有繞道香港，卻實際遵循了海峽中心線，這是一道頗為敏感的虛線，它實際上隔開了一個中國的兩個分離的地區，造成了「一邊一國」的現實。如果不飛上海，由南京直下桃園，我看至少可以節省半個小時航程。其次，台灣方面在實際管理中，把來台的大陸人民當作「外籍人士」即外國人看待。我對這一點的感受是深刻的。我覺得，這與前幾年杜正勝做教育部長時所說的孫中山是外國人，對我的衝擊是同樣的。此點，我建議馬英九執政團隊，尤其是陸委會需要加以思考、檢討。

十多年前，我在擔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時，接待過不少台灣來的學者朋友。一些朋友向我抱怨，大陸一些單位舉辦的學術會議，對台灣同胞收取會務費，與外國人一樣；大陸公園收取門票，對台灣人和外國人同樣收費。這些意見我認為是正確的。雖然，我明白，上述收費並沒有法律和政策依據，我還是向有關方面反映過台灣學者的意見。後來事實上都取消了，在這些方面，台灣朋友與大陸朋友同樣享受國民待遇。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研究員林滿紅在《台灣認同危機背後的迷思》這篇文章裡，曾指出台商在大陸的企業，根據中國大陸中央和地方法規，不算是「國內投資」，而是「國外投資」。我認為，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吸引港台投資，給予港台投資商以更大的優惠，在法律、法規制定上規定港台投資「參照」或「適用於」「外商投資規定」，這樣港台投資商就獲得了很大的減稅、免稅優惠。這是有利於台商經營的，也是造成台商特別是中小台商大多盈利的原因之一。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大陸經濟發展了，港台商人的經濟實力也壯大了，大陸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深感在稅收減免上與外商和港台商人處在不平等的起跑線上，強烈呼籲改變為普遍的國民待遇。200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所得稅法》，已經規定在中國大陸的中外商人（包括港台商人）在稅收上享受同樣的國民待遇。但是台商在大陸的身份，是依據「台胞證」，有了「台胞證」，台灣朋友可以享受各種權利。當然，「台胞證」也不等於大陸公民的「居民身份證」，但是「台胞證」的地位，比起來台大陸居民的「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要高得多，這也是一個事實。

以上可見，在兩岸統一解決以前，兩岸秉持的「一個中國」是理念上的，不是事實上的。事實上，或者說，從務實管理上，兩岸仍是「一邊一國」。

三　對兩岸政治關係可能定位的個人蠢想

個人認為，1991年國民黨執政時代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基本上還是一個應該沿用的綱領。那時候，李登輝上台不久，政治路線還基本上承續蔣經國時代。制定這個綱領至少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為了應對中共「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以及三通的呼籲，把國家統一的目標放到很長遠，既可以等待時局變化，又可以應付中共攻勢；另方面，制定這個綱領表明了中國國民黨對國家統一的期望，這個綱領實際上排除了「台獨」傾向，或者政治上走「台獨」路線的可能性。李登輝執政後期，政治上倒向「台獨」，通過多次「修憲」，提出種種傾向「台獨」的政治主張，實際上把由他自己主持制定的「國統綱領」擱淺了。陳水扁執政，以「台獨」為綱，並以「國家」名義，在2006年把「國統綱領」以「凍結」的形式廢止了。從此「國統綱領」不再提起。

我認為，今天討論兩岸政治關係的可能定位，首先要討論台灣的定位。討論台灣的定位，淺見以為，恢復或者重新制定「國家統一綱領」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前提。

自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一向反對「一中一台」，反對「兩個中國」。台灣在國民黨執政期間實際上也反對「一中一台」、反對「兩個中國」。這個立場至今沒有改變。我以為，這個立場原則上是對的。反對「一中一台」固不必說；反對「兩個中國」，是20世紀50年代必須提出的課題。時間過了60年，今天，固然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聯合國不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中華民國」在聯合國沒有自己的席位，幾乎所有需要主權國家才能進入的國際組織，「中華民國」都不能參加，但是仍有二十多個國家（儘管是很小很小的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換句話說，在這二十多個國家的法律裡，「中華民國」是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而存在的。這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中國」同時並存而未能相互取代的事實，客觀上至今沒有改變。從漢賊不兩立的立場出發，海峽兩邊的「兩個中國」都反對「兩個中國」。爭論只是誰是「漢」，誰是「賊」。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兩個中國」中的一個「中國」被消滅以前，在「一個中國」成為事實的過程結束以前，雙方都默認了「兩個中國」的現狀。如果不默認這一點，海基會、海協會兩隻白手套還要他做什麼呢？我們似乎可以這樣說：兩岸在立國原則上是互不承認對方，在現實考量上是「互不否認對方」。

在相互默認的前提下，台灣還可以有一些工作可做。召開國是會議，宣佈恢復或者重訂「國統綱領」是一個重要的選項。當然，今天台灣族群分裂較之1990年代更甚，國是會議能否順利取得共識，可能是一個難題。但是通過國是會議的召開形成一定的輿論氛圍則是進一步討論的基礎。望難卻步，不是為政者長遠之計。當然，今天重訂「國統綱領」不必重抄當年的舊章，可以根據今天新的時代條件，提出新的意見，但是這樣的新意見，必須貫徹「一個中國」的思想；如果沒有「一個中國」的思想，不如不做這件事。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按照當年「國統綱領」的精神，體現中華民國主權的統治區域應該包括大陸地區。李登輝「修憲」期間達成的中華民國統治區域不及於大陸的規定不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精神，「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說法需要修正，說中華民國的有效統治區域在台灣是可以的，說「中華民國在台灣」則有「違憲」之疵。按照這個精神，當前台灣各單位制定的「非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持有者」對大陸合法來台居民作為外國人的規定需要修正。我記得，十多年前我在台灣一些單位領取演講費，沒有出現把大陸來台居民當作外國人的規定。這種規定的出現，我猜測，應該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所以今後一個時期，台灣當局在眾多公務中，是否應當把民進黨執政時期在公共行政中，在管理層次上所採取的「去中國化」規定加以清理，予以修訂，恐怕是需要提出來的問題。如果不修訂，對於合法來台的大陸居民，尤其是以專家身份來台的大陸知識界人士心理上帶來打擊，也不利於討論台灣的政治定位。

外國人來台，是憑護照證明身份。兩岸之間人員交往，沒有採用國與國之間的護照形式。大陸居民來台離境，用的是《大陸居民往來台灣通行證》，進入台灣用的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許可證照片頁上有大陸地區人民字樣。這些都是很好的。這個許可證應該是大陸居民進入台灣後的身份證明，理論上，應該享有與持有台灣地區居民國民身份證相似的權利。十年以前來台（尤其是1992年5月第一次來台，大陸所發通行證要扣留在機場），台灣地區給大陸居民所發的許可證是有權威性的。這些符合互不承認對方的精神。但是今天我看到的是，進入台灣後，台灣地區所發許可證的作用完全可有可無。我領取演講費，工作人員向我索取護照（通行證）留下影印本，這似乎是必需的，許可證似乎並不必須。這樣的務實管理，我相信，也是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改變。以上雖然是事務管理上的技術性措施，但是它背後透露的是「一邊一國」的思想。我認為需要清理。

進入90年代以來，李登輝在台灣內部機制上下了很大功夫，力圖走出國共內戰的陰影，在台灣內部民意上造成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獨立主權國家的意向，在國際上造成「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主權國家的形象，在培養台灣民眾的「獨立」意識上取得相當成功。即使是統派，除了少數外，大多由於以往國民黨在台灣實行徹底的反共教育，也都有著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的意識。前幾年，有台灣學者尖銳指出：今天台灣，只有泛藍和泛綠，沒有統派和獨派。所謂泛藍和泛綠，實質上只剩下深綠和淺綠的區別了。即使國民黨上台執政，他們能夠打出的旗號，還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1994年，在李登輝「憲政改革」主張的操縱下，二屆「國大」通過了「總統直選」的原則規定，1996年執行。這表面上涉及「內閣制」到「總統制」行政體制的變化，實際上，藉此改變，確立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原則。「總統」從「委任」到直選的改變，改變了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的形象，「總統」由台灣地區人民自由選出，與全中國人民無關。

明確台灣的地位，愚見要恢復台灣省的地位。1997年「修憲凍省」之舉，是李登輝與民進黨制衡宋楚瑜的重大的政治舉措，但是它的核心在於告別「一個中國」，明確「中華民國在台灣」，是走向「台獨」的重要過渡步驟。也許台灣地區當局未必想到這件事。但是此舉對於明確一個中國中的台灣地位，是必要之舉。

2005年在陳水扁主持下，5月召開「任務型國大」，通過了廢除「國民代表大會」等條文，從此「國大」作為文字停留在「憲法」上，「國大」的職權由其他機構代行了。這表面上是台灣地區民主的重大進步，實際上暗含了告別「一個中國」，進一步明確「中華民國在台灣」，同樣是走向「台獨」的重要過渡步驟。

「台獨」是一步一步走的。並不是只有民進黨黨綱上載有「台獨」，台灣實際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已經可以看出與兩蔣時代不同的政治特徵，把這些特徵看成是「台獨」步驟是可以的。

四　對未來兩岸政治關係定位的猜想

討論兩岸未來的政治關係定位，首先要明白兩岸現狀的由來。兩岸現狀的形成，毫無疑義地是1949年前中國國內內戰的產物。內戰的雙方分別治理著中國的大陸和台灣。從理論上說，內戰並未結束。內戰的雙方經過了60年的生息和發展，人事變遷，變化已經很大。今天，在兩岸主政的是國共兩黨，國共兩黨正好是當年內戰的兩造。兩岸都已不主張再打下去，兩岸人民也不希望再打下去，國共兩黨也不希望再打下去。再打，對兩岸人民不利，尤其是對台灣人民不利。因此，兩岸之間擇機簽訂和平協議，已經是勢所必然。通過和平協議，宣佈結束內戰，規定內戰雙方在國家的地位。兩岸通過簽訂和平協議，宣佈內戰結束，就宣告了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家統一問題的可能性。兩岸執政黨和社會菁英應當把握時機，喪失時機，是要以歷史教訓為補償的。

兩岸和平協議何時簽，怎麼簽，是需要做些討論的。馬英九現在立足尚不完全穩定，行政能力尚待表現，執政的戰略策略尚待完善描述，兩岸政策也有待明確。可以設想，如果在2009年底以前或者稍後不長時間兩岸能簽訂MOU和ECFA，接著雙方組織工作班子，詳細討論和平協議內容各事項，盡可能形成共識，爭取在2011年辛亥革命百週年時簽訂和平協議。辛亥革命百週年是一個對兩岸都大吉大利的紀念日，建議最好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聯合舉辦盛大慶祝儀式，在這個儀式上正式宣佈和平協議的簽訂。許多人認為這個時間太急促。也可以設想，在2012年前，兩岸開始做實質準備。準備工作最好在秘密狀態下進行。準備階段就必須拿出雙方原則上認可的、並且是互贏的方案。一旦馬英九第二次當選，立即正式簽訂。和平協議曠日持久不簽訂，是不妥的。抓住兩岸關係積極向好發展的時機，盡快簽訂和平協議，是時代發展的需要。即使再次發生政黨輪替，無論哪一黨在台上，都必須面對這個話題。這就是時代趨勢。因為，兩岸統一問題，說到底，無非是兩種方式：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時代趨勢不允許長期拖下去。

和平協議怎麼簽，簽些什麼內容？我主張基本上應包括三項內容。這三項是：第一、內戰終結問題；第二、兩岸軍事互信問題；第三、兩岸政治定位問題。關於內戰終結，可簡略回顧內戰起因（包涵1945年10月重慶談判和1946年政協決議的不能執行），以及1949年4月國共和平談判的失敗，意含此次和平協議可與上次和平談判相銜接，明確宣佈立即停止內戰，握手言和；關於兩岸軍事互信問題，應明白規定，言和後，兩岸互不以對方為假想敵，互不瞄準對方，台灣可以採購以台灣安全為需要的軍事設備，相互通報台灣海峽以及南海安全問題，在發生台灣及台灣海峽和南海遭外敵進攻時，兩岸取共同防衛立場等等；關於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明確中國統一的意向，明確在統一前對「中華民國」稱呼的態度，明確兩岸應組成專案小組，研究有關統一的進程和各項安排。

在這裡，我對於當前輿論界有關兩岸統一談判問題的外國干預問題，亦即所謂「三項準備」說和「二軌」說發表一點簡單評論。

10月17日《聯合報》載，在台美雙方智庫合辦的「馬（英九）歐（巴馬）執政下的台美中三邊關係討論會」上，亞太和平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發表結論稱：據他瞭解的「政府高層目前的想法」，在啟動兩岸和平協議或軍事互信機制談判前，台灣必須完成「三項準備」，即一、「ECFA（兩岸經濟合作協議）、MOU（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完成簽署」；二、「國內達成共識」；三、「國際社會接受」。還有報載，美國副國務卿發言表示，在兩岸和平談判中，美國可通過台美中「二軌」管道，發表意見，進行干預。這些意見，已經引起兩岸廣泛注意。王曉波教授在「兩岸和平協議啟動時機與條件」研討會上，對上述趙春山的「三項準備」發表了評論，隨後他在《海峽評論》第227期上著文，針對趙春山的「三項準備」指出：「亡國的條件我們不能接受」，表示根本毋須所謂「二軌」。同時他也指出，所謂「國內達成共識」，無異緣木求魚，只能取多數決。提出「共識」，是拒絕兩岸政治協議的搪塞之詞。我同意這些意見。主權國家決定國家內政，根本無需美國插入一腳。今天的中國，已非60年前的中國。我們完全有能力處理好自己家裡的內務。在兩岸和平協議談判過程中，我們可以向美方通報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但是拒絕他們的「二軌」身份，拒絕他們的調停者、仲裁者身份。我想熱愛中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不會拒絕這種態度。

關於「中華民國」問題，還可以做如下的討論。

台灣在兩蔣統治的時代，頂住國際壓力，否定「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台灣獨立」、「台灣地位未定論」，堅持「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存在。這個「堅持」有兩方面的象徵意義：一、本著中國歷史上「漢賊不兩立」的傳統，表示「一個中國」的存在；二、表示中國內戰沒有結束，中國統一沒有完成。

這兩點象徵意義，在中國統一沒有完成的前提下，它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這個積極意義在於，「中華民國政府」雖然不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但它卻堅持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的原則。然而，它也有消極意義，這就是，它的「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至今仍吸引了一些國家的承認。今天的國際現實，在某種意義上，肯定了「兩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存在。這為我們處理海峽兩岸關係問題帶來了困擾。台灣方面，國民黨在台上的時候同意1992年海基會與海協會達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就是以「中華民國」的「合法性」存在為根據。今天大陸承認「九二共識」，實際上也承認了這個事實。大陸承認的「九二共識」，重點在「一個中國」，這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當局承認的「九二共識」，重點在「一中各表」。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同時存在，「一個中國」有各自不同的含義。

如果台灣當局（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明確認可「九二共識」，那就是認可一個中國，但是這個中國是「一中各表」。這就表明大陸在現實上是承認台灣存在「中華民國」的。拿「中華民國」和「台獨」鬥，是有一定意義的；拿「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鬥，則是不能接受的。這是一個兩難。

問題還是要回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從國家統一的視域出發，只能保留一個。中國大陸面積是台灣的270倍，人口13億是台灣人口的56.5倍，按人口平均，大陸收入不如台灣，但是按照GDP總值和外匯存底，則比較台灣大得多。是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保留「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很難判斷的問題。也有另外一種意見，認為「中華民國」建立將近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不過60年，從時間概念來說，不應該取消「中華民國」。這不是一種討論問題的好方式。近百年的中國歷史已經徹底改寫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代表中國的唯一的合法政府，早已在世界上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並且有效地統治著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及其人民，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機。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僅完全無此民意基礎，在中國國內，也看不到這種情況出現的任何前景。看現實，與看歷史一樣，都需要從事實出發。當然，在實際商討統一時，是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保留中華民國，還是另覓新名，都可以討論的。

如果排除了非和平方式，台灣在拒絕「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道路上似乎還可以走很遠。但是無限拖下去，必然造成「兩個中國」同時存在的不應有局面。這個局面，反過來，就是形成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根由。台灣與祖國統一問題，是全國人民的民意所在。觀察2005年3月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反分裂國家法》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我在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參加的所有投票，只有《反分裂國家法》是零票反對通過。主席宣佈通過後，全體代表長時間熱烈掌聲。這是非常說明問題的。因此，無限期拖下去，會極大的傷害民意。我擔心那時候，大陸人民的忍耐心能堅持多久。

淺見以為，在「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總方針下，台灣接受特別自治區的地位似乎是一個好的選擇。這個選擇，雖然不再有「中華民國」的名號，但是卻可以享有「對等政治實體」的實質利益，台灣現有的一切都不會改變，當然包括現行的政治、經濟、軍事體制。我覺得，在這個前提下，台灣還有一些可以與大陸討價還價的條件。

現在總體來說，台灣與大陸討價還價的條件已經失去了很多。不抓緊時間，這樣的條件還在繼續流失。弄得不好，台灣政治地位的路會越來越逼仄，我為此為台灣人民憂慮。

18年前，我第一次到台灣來進行學術訪問。那時候，台灣的外匯存底超過了1,000億美元，大陸只有幾百億。與台灣學者談起來，我頗有窘迫之感。今天，大陸外匯存底超過了兩兆美元，穩坐世界第一。今年，在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美、中日之間的貿易額都超過了2,000億美元，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債主。美國、日本不得不在實際上改變對華政策。美國不久前產生的歐巴馬政權、日本新近產生的鳩山政權都表現了這種趨勢。這種改變，我想自然包括對台政策。具體改變，我不能妄測，但絕不會使台灣感到比過去更好過。國際情勢在變化，兩岸情勢也在變化，台灣的民心也在變化，順應這種變化，台灣會有更好的前途；違逆這種變化，台灣政治前途不難預估也。

10月6日，我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抵達桃園機場。偌大的飛機上載客不過百人。我走進機場，發現整個桃園機場就只有這百多人，顯得過於冷清。這心裡頓時感到淒惶。前五次過桃園機場，總是熙熙攘攘，川流不息，這次是怎麼了？我曾問空姐，為何機上乘客如此之少？回答返程時是滿員。乘客不往台灣流，都往大陸流，說明什麼呢？台灣乘客往大陸流，台商賺得美元每年大約700億往台灣流，這說明什麼呢？

台灣的政客們摩拳擦掌，名嘴們在電視上口沫橫飛，你們是否注意到了台灣的現實呢，是否體察到了台灣底層人民的心音呢？

我衷心地為台灣的前途祝福。

本文是作者在亞太和平基金會和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兩次演講的基礎上修改定稿的，請讀者指正。張海鵬2009年11月11日晚於台北市仙巖路16巷30弄3號4樓 ，11月21日晚再改於香港浸會大學吳多泰國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