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願做東方王道的干城乎?

論鳩山由紀夫的「東亞共同體」


今年八月初,日本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在日本媒體投書指出,為形成東亞地區穩定的經濟合作與安全框架,他主張應建立「東亞共同體」,包括要設立「亞洲共同貨幣」;鳩山表示,這次的全球金融風暴,加深了人們對美元貨幣體系的擔憂,為維護經濟活動的秩序,有必要考慮區域經濟體。(《中廣新聞》09-08-08)

八月二十七日,鳩山由紀夫又在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日本的新道路》一文。文章中說:

「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位於亞洲的國家。我認為,正在日益顯現活力的東亞地區必須被確認為日本的基本生存範圍。所以,我們必須持續建立覆蓋整個地區穩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框架。」

「當前的事態明確表明,中國將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之一,同時也將持續地擴張它的軍事力量。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經濟的規模將超過日本。一旦,日本身陷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霸權爭奪,應如何保持自己政治和經濟的獨立,並捍衛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僅是日本,亞洲其他的中小型國家也關注這個議題。它們希望美國的軍事力量有效地維護區域穩定,但是也希望約束美國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過激行為;同樣的,它們希望降低來自中國這個鄰國的武力威脅,但同時確保中國有秩序地擴張經濟。這是加速區域一體化的主要因素。」

「東盟、日本、中國(包括香港)、南韓和台灣的國內生產總值目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東亞地區的經濟實力和該地區內部相互依賴的關係不斷擴大和深化。因此,成立區域性經濟集團所需要的架構已經存在。另一方面,由於各國的安全利益互相衝突以及存在著歷史和文化衝突,我們必須承認存在著許多政治難題,例如,在日中之間,日韓之間無法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日益尖銳化的軍事衝突和領土糾紛,雙方對這些問題討論得越多,情緒越被激發、民族主義加劇的風險也就越大。」

「所以我認為,只要邁向更大程度的一體化,則阻礙區域一體化的問題才能真正得到解決。歐盟的經驗告訴我們,區域一體化能夠化解領土爭端。我認為,區域一體化和集體安全是我們在現實日本憲法主張的和平主義和多邊合作原則方面應該遵循的道路。這也是為確保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以及置身在美中之間的夾縫中,追求我們自身利益應該遵循的道路。」(《兩岸奔報》09-10號譯文)

八月三十日,日本眾議院大選揭曉,民主黨大獲全勝,執政半個多世紀的自民黨一敗塗地,完成了歷史性的政黨輪替。鳩山由紀夫遂成為日本的新首相。

選前,鳩山的主張或可視之為「選舉語言」,但勝選後就不能不為各方矚目了。美國除了憂慮鳩山「入亞疏美」的「日本新的道路」外,具體的問題還有二個,一是選前鳩山所提的,明年一月《新反恐特別措施法》到期之日,日本即停止在印度洋為美艦供油支援伊拉克作戰。二是民主黨選前已決定執政後要向美國提議修改《日美地位協定》,增加駐日美軍基地對環境污染的條款,和要求削減美軍駐日基地,及撤出駐琉球美軍,也反對美軍核武進入日本,是為反對「加入美國人的戰爭」。

除了美國總統歐巴馬向鳩山通電祝賀外,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研討會中即言鳩山的訴求「毫無疑問構成了新的挑戰」,唯「幾十年來,兩國關係經歷過許多挑戰,最終都克服了」,所以,兩國「會繼續朝向非常強固的關係前進」。國務院日本處長凱文‧馬爾也說,關於普天間機場,美日早已達成協議將於二○一四年前移防關島,「並非現在」,「這是國與國之間的協議不是政黨間的協議」;有關核武,馬爾說,「美國的立場從來就是,不論飛機或軍艦,是否攜有核武,美國既不證實,也不否認」。(《中國時報》09-09-05)「不證實」,日本如何要求美國核武不進入日本?

九月十五日,《產經新聞》報導,鳩山將於九月下旬參加聯合國大會時與胡錦濤會談,「鳩山將在會談上提出他的東亞共同體的構想要求胡錦濤合作,中方已對鳩山的構想表示理解,胡錦濤可望在會談上表明積極的回應,就共同研討東亞共同體的架構達成共識」。(《中央社》09-09-15)

九月十六日,鳩山舉行擔任首相後的首次記者會,再度談到「東亞共同體」的理念。隔天,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即在記者招待會上回應:「建立東亞共同體,促進東亞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和持久和平,是東亞合作的長遠目標,也是東南亞國協國家與中、日、韓各方的共識。」並且,北京《環球網》發表網民民調,有百分之六十三網民支持「東亞共同體」。(《中央社》09-09-19)

九月二十一日,胡錦濤與鳩山在紐約會談。胡錦濤表示,歷史問題和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政治基礎,慎重妥善處理這二大問題,是兩國關係健康穩健發展的基本前提和關鍵所在。中國始終以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和發展中日關係,將繼續奉行中日友好政策,致力於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大目標。但胡錦濤並沒對「東亞共同體」作出回應。鳩山則回應表示,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將堅持「村山談話」精神,在台灣問題上將繼續恪守日中聯合聲明。(《中央社》09-09-22)

九月二十八日,中日韓三國在上海舉行外長會,中共外長楊潔篪向日外相岡田克也表示,中國是最早倡導和支持東亞共同體建設的國家之一,並積極參與了東亞合作和一體化進程,將繼續以開放的態度同各方一道推進東亞合作。(《中評社》09-10-10)

十月十日,鳩山在「第二屆中日韓領導人峰會」上,力推「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三國並發表聯合聲明稱:「三國致力於在開放、透明、包容原則基礎上建設東亞共同體的目標,致力於區域合作,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上的溝通與協調日益加強。」(《經濟日報》09-10-10)

十月二十四日,東盟高峰會在泰國華欣揭幕,溫家寶二十三日在下榻酒店接受聯合採訪稱,十加一(東盟加中國)機制,十加三(東盟加中日韓)機制,以至東亞峰會,都在為「東亞共同體」創造條件,「只要把各國與東盟的現有合作關係搞好,那麼,將來就有可能實現東亞共同體」。中共外長助理胡正躍也表示,「中國對成立東亞共同體持肯定與開放態度,願與各方商討如何成立東亞共同體。成立東亞共同體是促進東亞合作的未來方向」。(《旺報》09-10-25)

雖然,在紐約胡錦濤沒有回應鳩山的「東亞共同體」,但是,在北京的中日韓聯合聲明和溫家寶在泰國都已明確的回應和肯定了「東亞共同體」。

在中日韓首腦峰會聯合聲明中力推「東亞共同體」後,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首次公開表態稱,目前亞洲地區的主導機制並不明確,但任何涉及到安全、經濟、商業的重要機制都不應該將美國拋棄在外,「美國是一個活躍份子,我們會參與其中」。(《中評社》09-10-24,社評)

除了坎貝爾的表態外,美國范德堡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美日研究與合作中心主任詹姆斯‧奧爾也在日本《產經新聞》「正論」專欄發表專文指出,日本新內閣對美國有四大誤解如下:

「第一是,戰後美國並未強迫日本走和美國相同的道路,與美國結盟是日本自己的選擇,甚至有美國議員認為日美同盟對美國來說是不公平的,他認為,『日本隨時都可以離開美國』,但是日本並沒有這樣做,這並非美國的命令,『而是日本自己的決定』。第二個誤解是,鳩山首相認為『日美關係影響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詹姆斯指出,到冷戰結束為止的二十年間,日本隨時處在舊蘇聯一百艘以上的潛艦包圍之下,冷戰後日本也隨時要面對北韓的威脅,『今後中國的動向也令日本相當不安』。詹姆斯的專文又說,戰後日本拚命地向朝鮮、中國謝罪,但是中國還是照樣進行反日教育,也認為日本的謝罪還是不夠,甚至於被中國拿來做為內部腐敗的焦點移轉工具,假設日本可以不依靠美國而擁有自己的國防,日本的國防政策勢必遭受亞洲各國的批判,日本如認為離開美國就可接受亞洲各國的好意看待,『這是很膚淺的認識』。第三個誤解是,美國重視中國,但是不必擔心會有『日本無用論』,因為日美同盟關係,而使日本可以避免周邊核武國的攻擊,日本的海上航路安全也獲得保證。

第四個誤解是,日本如強硬要求駐日美軍撤離,美國雖然不願意,但是最後還是只好同意,可是在這種情形下,『北韓和中國也不可能會因此而縮減軍備』。日本本身並非處於安全地帶,但可以享受和平和繁榮,『是因為有日美安保體制』,但詹姆斯說,日本與美國的分合完全是日本的自由,但是他希望鳩山內閣在此之前『應該要仔細考慮日本的國家利益在那裡』。」(《自由時報》09-10-24)

鳩山的「東亞共同體」或「入亞疏美」的構想,其實是其來有自的。

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一八七一年,中日天津續約談判中,就有一條准軍事同盟條款,註明一方受到第三國之軍事威脅時,經其要求,另一方有支援之義務。談判內容外洩,時駐日美國公使迪龍即致函國務卿費雪指稱,一旦中日同盟,日本將「與美為敵,深為可懼的國家」,這是美國的「不幸」,並建議「日本與中國有所不同,我們應該歡迎日本成為一個盟友,當與中國有衝突時,文明諸國應視日本為一夥伴」。費雪則在覆函中指示:「在你意圖轉變日本政府在她和中國交往所行辦法的任何談話中,最好能因勢利導,使日本方面盡量背棄中國人的排外政策,而爭取與列強自由通商、自由交往的進步政策。」爾後,中日准軍事同盟亦遭破壞。故有一八七四年美國以「牡丹社事件」為由,慫恿日本進攻台灣。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美國不但在戰爭期間軍售支援日本,並且在和議期間,美駐華公使田貝與駐日公使譚恩在兩頭牽線,並且,前國務卿福士德在美國政府同意下受聘為李鴻章的談判顧問,他們在背後串通一氣,與日本勾結,迫使李鴻章割台。這是十九世紀美國「以日制華」的遠東戰略,直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變」。

被譽為日本近代思想啟蒙導師的福澤諭吉(一八三五~一九○一),終身大力鼓吹西學,並於一八八二年創刊《時事新報》,發表「脫亞論」。他以「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的名言,被視為開明思想家。

一八九五年,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軍征台時,他在八月十一日《時事新報》發表社論說:「該地(台灣)的處理方法,應該效仿盎格魯撒克遜人種開發美洲大陸的辦法,把無智蒙昧的蠻民盡予驅逐境外,由日本人掌管一切殖產權力,以確定舉島使之日本化的方針,逐漸付諸實行,以期永遠的大利,是為我所希望。」

在台民武裝抗日期間,一八九六年一月八日,他又發表文章說:「這次騷動正是絕好的機會,應以軍隊徹底掃蕩,斬草斷根殲滅丑類,將土地盡行沒收,以舉全島為官有地之決意,實行英斷。」這種自居「文明」,而視其他亞洲人為「蒙昧」、「蠻民」、「丑類」,就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

相對著「脫亞論」,「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也潛在著一股「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入亞論」。除了天津續約的准軍事同盟的思維外,明治元老闆垣退助就是其中之一,他認為將來東亞的和平,非以日中兩民族的同盟不足以維持。在馬關割台後,日中的同盟可以台灣的漢民族為橋樑,故必須善待台灣的漢民族,而創立「同化會」,給予台灣人和日本人一樣的待遇,取消民族差別待遇。

一九一四年,板垣退助來台,三月十九日在歡迎會上致答辭說,「余想在亞洲究竟不能以日本一國來擔負全盤之國防責任,是故陸上軍備可委託支那,海面軍備可由日本來擔當,然後始能期其堅實。是以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而要開其端緒,捨本島(台灣)實無他法可想。」

後,板垣又南下考察,發表演講云:

「世界為人類之共有物,將人口由過多之地移向稀薄之地,此乃自然之法則。美國人之暴論任誰亦不能與之相容。因此日本人作為亞細亞的一份子,非與支那提攜共同抵禦白人不可。我台灣最接近支那,適於與其親善融和。故在台內地人實有尊重人種,充分保護本島人生命財產之必要。余此次之行,乃視察台灣之治績。仔細調查土人與內地人之關係,以促成充分同化為目標。」

「同化會」不到二個月就被台灣總督府取締,且板垣的「同化論」已時移境遷,但他留下「有和支那人締結親交之必要」的主張,對今天的日本仍應有彌足珍貴之處。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說:

「我們現在講大亞洲主義,研究到這個地步,究竟是甚麼問題呢?簡而言之,就是文化問題,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和衝突問題。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諸君聽到這裡,當然可知東西文化的優劣了。我們現在處於這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的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好基礎。我們有這種好基礎,另外還要學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的,我們是學來自衛的。」

孫中山在演講中最後呼籲:「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但,日本沒能接受孫中山的勸告,自北伐起便不斷干擾中國的統一,又發動「七七事變」全面侵華,發動太平洋戰爭,妄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終導致無條件投降。

我們欣聞鳩山又重新呼喚:「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位於亞洲的國家」和「東亞共同體」。「東亞共同體」雖仍困難重重,但今日的亞洲已非昔日的亞洲,比起當年有了一更堅實的物質基礎了。只要各國真心誠意,有困難亦當可克服。

但「東亞共同體」最大的問題,恐怕還不在其他亞洲國家,而是在日本本身,仍然還是孫中山當年的問題,「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