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方誠意安在？

今年1月31日，第一階段「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成果出爐了，日本媒體再度「圍剿」這件事情，我們不妨藉由日媒透露的訊息，好好看看日本面對歷史問題是真心還是假意？

領導人推動

2006年10月8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當時剛上任而到北京訪問的日本安倍晉三首相會談，雙方有意願建立「戰略的互惠關係」。鑒於安倍前任的小泉純一郎頻頻參拜靖國神社，造成中日關係惡化，兩國領導人願「將歷史問題與政治切割，委由專家研議，目標在縮小歷史認識的差距」，同意設置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經過3年多的努力，於1月底，除了1945年以後的現代史，公佈了從古代到1945年，有關各時期的研究論文〔注1〕。

研究團隊是中日雙方各挑選10名學者，組成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注2〕，分成古代與中世紀史、近現代史兩個組，展開共同討論、交流、研究。中方主席（團長）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日方主席為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日本媒體寵兒，什麼問題都參一腳，經常在報紙媒體發表評論，他同時也是日本外務省聘請調查佐籐首相和美國尼克森總統是否有核武「密約」的有識者會議主席）。

近現代史爭辯多，互不相讓

這次的學術研究，「每篇論文皆屬執筆人個人的認識，而不是雙方同意的共同認識」。雙方的研究委員「即使不同意對方的意見，但對對方的考量，也有某程度的理解」。但在近現代史上，中方研究委員著重中日間所發生一連串事端的本質，而日方則側重發生問題的原因和開展的歷程－－這種處理方式是較容易找藉口和避重就輕的。而1945年以後的現代史，因「東京大審」（1946~1948）的「甲級戰犯」問題、韓戰（1950~1953）、「文化大革命」（1966~1976）、「天安門事件」（1989）、天皇訪問中國等議題中日嚴重對立，暫不公佈。

日前已公佈的古代和中近世史似乎沒什麼爭議，雙方較平和地提出了各自的論文，但近現代史部分，雙方的堅持、爭辯就較多、較激烈了。研究報告比當初預定的時間推遲了一年，顯示雙方的歷史認識有很大的差異，存在著無法填補的鴻溝。其實，本來就會出現這種情況，無可厚非。

關於1937年「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後的抗日戰爭──中日戰爭，中方做的結論是「計畫性的全面侵略中國」，日方則說是「偶然的」，但「原因大半是日方造成的」，是「被部分軍方勢力拖著走而擴大戰線」－－或許「盧溝橋事變」的本身可能有點偶然，但那難道不是日方等待（或創造）的機會與藉口？如果是「部分軍方勢力」，為何事件一爆發日軍會那麼迅速的全面對中國各地發動攻勢？沒有日本舉國的支持、沒有參謀本部的指揮、調度和補給，「部分軍方勢力」能持續打下去？以日本那麼嚴密、層層節制的政軍組織，推給「部分軍方勢力」令人詫異！

又，關於1937年的「南京大屠殺」，中方堅持政府「犧牲30萬人」的主張；日方則認為「上限是20萬人」，也有人推估只有兩萬、四萬──盡量壓低數字，擺脫罪惡、責任。雙方互不相讓，於是兩論並存。

日媒、委員講歪理

然而，論文一出，日媒立刻蜂湧說三道四。日本第一大報，保守的《讀賣新聞》用標題「中國頑固 日本有無力感」，大篇幅負面評價：經過3年多的研討，對中日關係有「刺」的歷史問題，還加深了鴻溝，政治體制的不同，亦將影子投射其間，日本研究相關人員有無力感；不具名引述日方一位委員毫不遮掩地說「對中國的學問沒有感到尊敬之處，學問的進展是零」。另一委員（也可能是同一人，不具名，無從查證）亦出口「中方如不允許『學問自由』的話，研究是不會有進展的」。

因為中方學者集中在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等，日媒就說，中方研究人員幾乎都由出身自「和中國共產黨接近的研究機構」者佔據，所以無法脫離官方的見解，這是一種沒有必然邏輯又很不得體、很不尊重的發言，派什麼人最適合、最頂尖，中方自己清楚，何況，很多特約執筆人員並不是社會科學院或北京大學的學者。講白了，凡是中方不願退讓、不附和日本保守主張的，日本就推說中方研究人員出身自「和中國共產黨接近的研究機構」。

學術研究的好壞跟政治體制沒有必然的關係。日本自誇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就真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了嗎？就完全沒有負面的作用？那麼，為何會發生將1972年揭露美日有核武「密約」的記者定罪（當時外務省官員還昧著良心作證）的法律案？又因為有「學術自由」，有的學者即可濫用自由，頂著「自由」的護身符，屢屢出現完全否認侵略甚至美化侵略的論文、教科書，就是如此才激起東亞及東南亞受害國家的憤慨，而產生了「歷史問題」。由於現今中國和平崛起，日本有所顧忌，才勉強和中國「共同歷史研究」，其他東南亞國家，現在日本會甩嗎？會跟那些國家「共同歷史研究」嗎？

右翼的《產經新聞》也有連篇的文章抨擊，例如：國際教養大學中嶋嶺雄學長（校長）說，那是「因友好史觀而避開對立」；拓殖大學籐岡信勝教授揶揄「無視研究的政治論文」等等。連中間偏左的《朝日新聞》社論，也出現「由於發端是政治主導，而對方又是學問、表現不自由的中國。日本專家當初就質疑會得到成果？而中方對『日方是不是會否定侵略戰爭的責任？』也存有戒心，……」之類負面的論調。

胸襟、誠意高下立判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馬朝旭2月2日聲明，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是學者個人的見解」，與政府無關。

日本岡田外相也表示，「由於有國家架構、體制的問題，不得已一定會有些妥協，但做還是好的」，強調共同研究的意義，不過，仍有日方委員厭煩地抱怨「說是為了國家利益，而浪費了寶貴的時間」。

要戰爭當事國雙方委員有共同的歷史認識，本就是不容易的事。長久以來，中日兩國就交戰的過去，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是理所當然的。「共同歷史研究」一定會交織著某程度的阻礙。現在，中日好不容易降低心結，一起研討歷史，是劃時代的一大突破，歧見鐵定還是會存在，甚且要有產生新歧見的心理準備，這需要很長的時間來淡化、彌平，需要開闊的心胸來看待，重要的是，應珍惜這個機會，而不是由媒體不具名藉一、兩名日方研究委員之口來放話、批評，這是很不夠意思、很沒誠意的小動作。

如今，第一階段已告一段落，留下尚在平行線上而沒有交集的課題，交付給第二階段的委員，未來，雙方會更新替換委員，由日本避重就輕、欠缺誠意的態度，接下去恐怕會越來越困難。

儘管，3年多的研討過程充滿困難和針鋒相對，研究論文公佈前後，日方研究委員和媒體又講了一堆渾話，中方主席步平在接受大陸廣播採訪時，還是說「兩個不同國家的學者坐在桌前，就曾經影響我們兩國關係的歷史問題進行冷靜地思考。我認為，正是這樣就是一項成功」。雙方的氣度和誠意是不是立刻高下分明？

極少提到台灣

必須提醒的一點是，中方所提的近現代史諸篇論文，沒有台灣學者參與，且幾乎全偏集於大陸本部的事，提及台灣的部分極其稀少，寫到了一點「1874年日本出兵台灣」，就轉扯到「琉球王國」遭日本併吞一事去了；甲午戰後的《馬關條約》也漏掉了割讓台灣，和台灣人民長期的抗日事跡（其他沒有關於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日本殖民當局治台苛政方面的論文），而著墨於俄、德、法的「三國干涉還遼」。僅在最後一篇論文講到1945年日本戰敗時，簡單幾句提了一點陳儀在台灣受降，「中日甲午戰爭後根據不平等條約割讓給日本的台灣及澎湖列島，歷經中國人民半個世紀的鬥爭，終於又回到了祖國懷抱」。

日本方面的論文也是只在《馬關條約》講到割取台灣，及「太平洋戰爭」的防守戰線裡出現台灣，其他部分，連戰後交還台灣也隻字不提（《產經新聞》有文章建議讓台灣參與，其目的應是找獨派學者參加日方的撰寫陣容）。日方這麼做自有其甩開殖民統治的包袱，以及背後運作「台灣問題」的伏筆和伎倆，但是，如果中國大陸方面也沒注意到台灣人民的角色，那麼，不啻是落入日方的陷阱，也對增進兩岸關係、兩岸融合，錯失了一次透過歷史來揮灑、彌縫的機會。

  【注1】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的作業歷程

        時間


        內容




        2006年10月


        中日領導人會談，同意設立中日共同研究歷史




               12月


        在北京召開第1次全體委員會議




        2007年 3 月


        在東京召開第2次全體委員會議




        2008年 1 月


        在北京召開第3次全體委員會議，設定目標於2008年夏天集合研究報告




               8 月


        研究報告未能全部收齊，中日意見開始紛歧




        2009年 9月


        原預定召開最後的全體會議、公佈報告，但中方要求延期




               12月


        在東京召開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公佈報告的「總論」




        2010年1月31日


        公佈研究從古代到1945年的中、日文各篇研究報告

說明：全體委員會議之外，還有數次在中日各地舉行的個別分科會議和參訪。 【注2】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的成員（第一階段）

        分科


                  中國委員


               日本委員




        古代、中近世史


        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蔣立峰
        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員湯重南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曉秋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新生


        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川本芳昭
        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教授菊池秀明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文學部准教授小島毅
        學習院大學文學部教授鶴間和幸
        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養學部教授山內昌之




        近現代史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王建朗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編輯部執行總編輯榮維木
        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教授陶文釗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徐勇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臧運祜


        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教授北岡伸一
        大阪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教授阪元一哉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部第1戰史研究市長莊司潤一郎
        築波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科教授波多野澄雄

說明：除委員外，雙方還有人數不等的特約執筆人員，此處不一一詳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