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彰健院士與我

黃彰健院士於上（2009）年12月28日病逝，余深哀悼。我與黃院士相識，是約五年前應朱浤源博士之邀，於「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發表《二二八事件研究方法、定義與發現》的演講時認識。隨後，因參與武之璋董事長支持、朱浤源博士主持的「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幾次見面，瞭解黃先生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是時正投身於有關二二八的研究。

記得黃院士曾就有關陳儀於1947年3月13日凌晨三時下達對二二八重要嫌犯的逮捕處決令相詢，我立刻將該史料全文影印寄贈。日後，渠出版《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巨著，在該書第552頁的注中，我赫然發現如下記載「此據戚嘉林《台灣史》第五冊，並承惠贈歐陽可亮所著，張志銘譯，《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台灣史料研究》，第十一期（台北：吳三連財團法人文教基金會，民國87年5月）。全文。警總檔案記有三月十三日逮捕歐陽可亮，以奸偽嫌疑不足，保釋」；前輩風骨，即使如此小事，黃院士亦不掠人微美，據實以載，實為學界典範。

在「二二八研究增補小組」的幾次研討會中，我有機會與黃彰健院士比鄰而坐，渠均熱心與我討論其研究二二八事件之心得。黃君以其長者及院士級的學術地位，如此相交，實有知音之感。記得在交談中，黃院士除贊余之治史外，至少二次告我治史方法，應「國史取詳年月，野史取詳是非，家史取詳官歷」等語。我一聽就能領會，因為我研究台灣史二十餘年，其間苦惱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呈現真實歷史及客觀史觀。我後來悟出方法，就是有關事件年月日期的記載，官方因人力物力充沛之故，檔案所載相關日期資料，遠非民間所能取得。例如清廷處理閩粵械鬥，有關事發日期、官兵平亂等情，檔案多有詳載。至於閩粵怨懟百年是非，野史記載是非感性詮釋。關於個別官員的陞遷調職，官方檔案較為零散，家譜或墓誌記載反而可能較詳。因此，就我的感受而言，是黃院士願將其一生治史心得結晶，與我這位非歷史科班出生的後輩分享；此外，在黃院士往生的前一年，他曾電話贊余並就某事推薦本人，……。黃院士與我僅因二二八研究數面之緣，承蒙渠如此肯定，心中很是感念。當然，在黃院士晚年最後與我的談話中，相互也不無感慨之處。黃院士慨渠年老力衰，來日無多，未能更多的在此一領域發揮。我則慨然，政府有您這樣傑出的歷史學者，卻未能重用，徒讓二二八史實遭人歪曲等語，院士默然。

黃彰健院士之所以在其人生最後歲月，因「憂心時局」而投身二二八事件之研究，《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書中《自序》即明言「這本書如能使二二八事件受害家屬明瞭事件真相，減少其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怨恨，減少未來海峽兩岸和平統一的阻力，也許可以說是我對中華民族的貢獻吧」；當看到這段文字，我內心無比激動。因為早在1980年代初，島內仍處於威權統治，對岸則是改革開放初始困頓，余於兩岸關係茫然不知未來。但我深知台灣史的重要性，因歷史是人類的集體記憶，孕育強烈的近代國家意識，國族認同更是深源於歷史感的民族情懷。此外，我深信神州必有振興之日，兩岸終必統一，就如日據時期熱愛祖國的台士一樣，於國族騰飛世界時刻到來之前，孤燈黃卷，默默刻苦鑽研台灣歷史，盼日後台灣人能知道大清時兩岸國家一體化的雄偉史實，也盼日後台灣人能恢復對祖國的認同，俾為兩岸統一略盡棉薄之力。故黃院士和我認識很短，僅數面之緣，惟都有為兩岸統一盡份心力之意，相信黃院士和我就是因為這樣的共同理念結緣。

黃彰健院士，湖南瀏陽人，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戊戌變法史研究》、《今古文經學新論》分別獲1971、1983年的台灣教育部文科學術獎，但我認為最具時代意義的是《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一書。為修正及增補拙著有關二二八事件中的不足之處，我曾反覆詳細拜讀《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故知黃院士以渠治史半個世紀的深厚考證功力，對事件中的二二七緝私血案經過、高雄動亂真相、王添燈與三十二條、美國特務葛超智（George H. Kerr）等事，對比零散原史檔案，層層細膩考證，追根究底，不但洞察蓄意的歪曲歷史，發掘偽造的電報文書，提出諸多原創性的見解，還原諸多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故我深深相信，黃院士這本《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證稿》，不但將有助台灣人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瞭解，該書也是眾多二二八事件相關著作中的經典之作，永留台灣，功在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