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孚
(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仲孚
(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9年10月9日,《中國時報》A2版刊載一則令人矚目的新聞:「日韓中合編歷史教科書 韓表贊成」。新聞內容說:「日本外相岡田克也七日提議由南韓、中國與日本合編歷史教科書,並稱這是解決三國歷史糾葛的方法。」報導中並說,韓日中三國民間團體在2002年起舉辦「歷史認知與東亞和平論壇」促成三方於2005年編纂《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並以三國文字發行,但以三國歷史恩怨複雜,合編歷史教科書的難度頗高。
進一步追索這則新聞,據稱「合編」的教科書已開始出版第一冊,因一時找不到該書,也無法確知他的內容。
所謂「日韓中」三方合編歷史教科書,原是日方多年前提出的「構想」或「奇想」,所擬訂的方案始終沒有實現。個人認為,今後如何重新著手似乎不是那麼容易。因為近代中日韓關係史,實際上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韓的侵略史和加害史。其侵略手段之殘酷、加害中韓人民災難之深,遠遠超過西方帝國主義。
但是戰後日本政府對侵略與加害中韓人民,不但沒有認真反省戰爭責任,反而致力於抹殺侵略與加害中韓人民的史實。先在日本國內竄改歷史教科書,認為日本承認侵略與加害被侵略國,是「自虐史觀」,不讓日本後代國民背負歷史的屈辱感,竄改歷史雖然遭到國際上激烈抗議和日本國內公正學者的反對,但日本經過二十餘年鍥而不捨的努力,在國內的歷史教育,已經達到了預設的目標。有一位研究生告訴我,他與日本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少年交談,驚訝發現這位日本年輕人,不知道近代日本曾經滅亡過韓國,也不認為日本曾侵略中國,對於日本二戰時出兵中國,他認為是為了協助中國政府維持安定。至於「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用中國人活體作細菌實驗,那是中國人為了抗日編造出來的謊言,並非事實。
多年前筆者在大陸聽到一種聲音,就是:以後編寫歷史教科書,涉及中、日兩國的關係史時,應多寫些友好交流的事,少寫些不愉快的事。如果以這樣的原則編寫歷史教科書,那只要把日軍侵華和加害中國人民「不愉快」的往事一筆勾消,則中日合編歷史教科書的難度就會大大地降低,這「合編」歷史教科書的偉大理想,未嘗不能實現。而所謂「合編」也者,原是為了「淡化」或「抹煞」日本侵華、加害中國的歷史創傷。
在台灣,歷史教科書的「改造」,在促進中日關係「和諧」方面,就有不少進展。從國中的「認識台灣」到高中的「台灣史」獨立一冊,其中把「日據時代」改稱「日治」時代,教材內容多寫些日本對台灣殖民地的貢獻,如普及教育、開闢交通、注重公共衛生、建設水利工程等,而且日本人的名字,需用日語拼音讀出;二戰結束,台灣光復,國民政府在台灣,除了「228事件」殺害台灣人之外,似乎沒有甚麼事跡,而且歷史教科書對於「抗戰勝利」、「日本投降」等用語,盡量採用「二戰後」、「終戰」等字眼不可使用「光復」,說甚麼戰後對日舊金山和約,日本雖然宣佈放棄台灣主權,但是並沒有說台灣要還給誰,1943年的「開羅會議」則不具國際法的約束力。這樣的歷史教科書的改造成果,即使日本右派軍國主義者恐也自感不如。所以台灣的歷史教科書也不需要努力促進「日台合寫」了。
至於韓方對三國合編歷史表示同意,那可能是因為這位大統領不諳歷史。另一方面,近年韓國的歷史教育,轉而炒作歷史上中國對韓國的「侵略」,「佔領」了韓國的「聖山」長白山以及廣大的東北領土,以致於在國際媒體上會出現韓國青年在國際運動會場合,舉布條向中國抗議的鏡頭。這樣的歷史教育方向,除了培養韓國青年「仇中」意識,也相對的疏解「恨日」的情緒。這中間似乎又有許多微妙及錯綜複雜的因素,值得觀察。
歷史教科書是一門具有立場和主體性的學科,「日韓中」三國合寫「東亞近現代史」,除非中韓二國願意放棄自己的立場,屈從日方的說詞,否則這美好的理想,預料將無從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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