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憲政矛盾背後的兩岸政治影子

香港反對派的「佔領中環」計劃的核心人物朱耀明，最近與被視為台獨份子的施明德見面，引起了很多的猜測。對此，施明德表示：「關心各國民主、自由、人權是文明人的義務和責任，支持香港普選特首，不等於反中國」。我嘗試以最大的善意來理解他的信息：其言下之意，就是因為北京不給香港普選特首，所以要支持「占中」，爭取普選。

可是香港的《基本法》言明了香港將循序漸進的邁向行政長官普選之路，而全國人大的決議亦表明，在2017的行政長官選舉中可以施行普選，因此反對派所爭取的其實並不是「普選」本身，而是「普選的形式」，所以「占中」的主要推手真正叫做「真普選聯盟」，說白了就是：北京的形式是「假普選」，只有按我們的路線圖來走，才是「真普選」。

「占中」的本質是反共

他們所要求的是怎樣的一種形式？簡單地說，就是必須「沒有篩選」，不能以「愛國、擁護共產黨政權」為參選條件。換句話說，這場「占中」計劃雖然以「民主、普選」為名，實際上卻堅持反共產黨的立場，並且力爭在這次可能的普選的方案中，通過政製法規予以肯定。須知道，中國大陸的憲法確立了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地位，因而在本質上「占中」乃否定共和國法統的一場政治運動，直可以與美國1832年的Nullification危機相比。

那麼，這種思想在香港人當中，又是否普遍？而「占中」在各種思潮的眼中，又是怎樣的一場運動？

最引人注目、最廣為報導的，無疑是高舉英國旗、港英殖民旗和「香港城邦自治龍獅旗」的「港獨／獨港」份子。然則，他們這個圈子人數極少，最多不過數百人，更重要的是其根本意識型態和世界各地的民族獨立運動有明顯的不同，甚至與台獨也不是一回事。他們儘管口說要「建國」，可卻總是四處認親，常把英國米字旗、二戰日本軍旗、甚至青天白日旗「兼容並舉」，很明顯的並沒有真正的民族獨立的意味與精神，而只是為了「反中共」（不只是「反共」）而到處找主子，開了一個「獨立」的玩笑。

那麼，「反中共」是一種怎樣的意識型態？過去的反對派，以「反共」為主要綱領，就是「反對共產主義，光復中華民族」云云。這是包含著中華民族認同的號召，與台灣「深藍」的思想比較相近，而香港傳統的「愛國民主運動」，乃至80年代末以來的「民主回歸」政治路線，也如出一轍；只不過「民主回歸」帶有一種正視政治現實又堅持香港特色的意味，而這種路線所衍生的政治人物和政治組織，成為今日香港最大的傳統反對派和建制派政黨——民主黨和民建聯，可以說，他們的思想一路承襲了「民主回歸」路線，他們的分歧在於今天的政府是否達到了這一目標而已。

可是，今年的天安門事件集會卻是「反共」意識衰落、「反中共」意識抬頭的徵召。傳統「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角「支聯會」所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至今已24屆，就在這一屆，其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被新興的反對派抵制，指這個口號把香港置於中國的主權之下，或者乾脆說中國和香港沒有關係，不值得去紀念；而「支聯會」竟亦招架不住，把口號改為「平反六四」云云，不復有家國之意。

香港的歷史自有其獨特性。自1842年起，香港就被英國佔奪，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割裂。如果說中國的民族醒覺來自列強入侵、抗日戰爭和新中國翻天覆地的工業化改革，那麼香港則完全沒有參與其中，儘管香港在這百多年間在硬件上和制度上走在世界的前列，但在世界觀上，卻沒有經歷重大進步，主流的思想仍是清朝那種「子民」觀念而非現代的「公民」觀念。香港的人口暴增於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大量人口因為抗戰、解放戰爭、三年困難時期陸續南下，這些移民的經歷使他們對北京政權沒有好感，但他們畢竟經歷過家國苦難，明白國家的意義，也因此為香港文化帶來了家國情懷，在那個年代，香港的電視劇尚能日夜播放《勇敢的中國人》。

港人國家觀念淡薄

可是這一代人終歸老去，從「70後」這一代開始，香港人的國家觀念日漸淡薄，「子民」思想重新抬頭。這種思想加上殖民統治者長期的、回歸以來從沒有糾正甚至變本加厲的偏見，使香港人普遍覺得歐美、日台才是香港應該歸附的主人，而「中共國」反倒是殖民香港的侵略者。儘管自己是中國人，也不過是文化上的「中國」，和今日的北京的「國家政權」沒多少關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之」，其國家觀念和明朝沒有很大的不同。他們今天唱《蝗蟲歌》，只因他們的世界觀之中不存在「民族」，也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國家」。

所以，高舉「龍獅旗」的人雖少，但他們的基本思想卻相當普遍的存在於青年人之中。如果我們管這些舉旗的叫「港獨派」，那麼帶有這種思想的群體就叫「本土派」，而少數的「港獨派」只是「本土派」的一小部分。所謂本土，就是把香港視為一個獨立於中華民族的族群。他們對「普選」的看法，可以從一位網絡寫手的這一段話看出：「爭取普選，事實上就是與中共決裂、針對共產黨……香港人也就必須在身份和意識上暫時與中國分割。既然鬥爭是要鬥出一個自治而普選的香港，就涉及民眾的主體覺醒……中共交出治權，就是局部放棄控制香港。」

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的「占中」支持者純粹是爭取普遍提名權，渴求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模式，他們眼中的「佔領」只不過是一場大規模示威，沒有蓄意違憲的企圖。確實，香港人既然缺乏國家觀念，一些人在普選問題上就不會考慮到國家主權層次和憲法層次，他們多數是傳統反對派人士，得與上述的「本土派」分開來看。甚至可以在這提出一個敏感的問題：即使他們反對北京的法統，不把反對北京政權的參選人視為「不愛國」，雖違反了「一國兩制」，但也仍可自稱「愛國者」，在政治表述上至多只是和大陸、台灣平等相對（事實上傾向台灣），因而沒有離開「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這樣的「占中」支持者，我們難以用愛國主義來責難，最多也只能說他們缺乏現代國家觀念和進步的世界觀，但這只會造成更多的國共立場紛爭，可以說比「本土派」更加棘手。

各派對「占中」的看法，可以作這樣的分類：

愛國主義 本土派 北京為法統 台北為法統 否定大中華立場，香港自為城邦 選舉民主 選舉不民主 問題核心非民主程度而是主權 ◆違憲 ◆錯誤理解民主原則 ◆並非故意違憲，或 ◆北京憲政不代表中國 ◆爭取民主是首要目的 ◆北京無權決定香港人的選舉 ◆香港的選舉應按照主權國家的標準實施

到底「愛國民主派」的支持者佔多，還是「本土派」？在這個紛亂的政治格局中，誰也難以作肯定的估量。然而，當「占中」的倡導者戴耀廷說要「用愛與和平佔領」時，「本土派」就嘲諷這是「和理非非」，沒有戰鬥性、革命性。這才是最讓北京憂慮的。在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群眾的情緒是很容易失控的，即使激進分子只佔少數，但如果鼓動起群眾的過激行為，或造成流血衝突，香港當局就會面臨兩難的局面：要是聽之任之，就是集體投降，從此以後北京的政治威信將蕩然無存；要是強力撲滅，就是鎮壓民主運動，特別在香港這個沒有國家觀念、沒見識過軍事機器的社會，最低度的武力也會被批判得體無完膚，政府的威信同樣會受到嚴重損害。

所以，北京的關注除了在法統上，也在治安上。而香港的另一個巧妙的政治現實也使本土派更可能主導將來的「占中」計劃：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方案，尚需要反對派的五票「倒戈」才可以通過。

「占中」計劃的目的是威脅社會，迫使立法會通過「不必愛國」方案；而今北京已經三令五申，此路不通，那麼2017年就只剩下「普選泡湯」與「反對派倒戈支持北京認可的方案」兩種可能。對傳統反對派而言，他們可以再次祭出「民主回歸」的立場，重新闡述自己「愛國」的立場，迎合北京的標準，先參與了行政長官選舉再說。剩下的新興「本土派」，就與選舉無緣，在「本土主義」與「假普選政治欺騙」的雙重指控下，他們很可能召集相當的激進人士投身「占中」，人數雖然肯定沒有原來預想的那麼多，但卻存在更多的風險與變數。

「本土派」到處找主子

因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世代變遷上，反對派未來將越來越多地以「本土派」為主。有趣的是，這些「本土派」既然喜歡四處找主子，又沒有基本的歷史觀和世界觀，那麼他們的目標肯定既有台獨份子，也必然包括國民黨在內，我們有機會看到「本土派」有一天「藍綠並舉」的搞笑表演。即使我仍以最大的善意來理解施明德，可問題已不在他身上，而在於以香港「本土派」的德性，他們不找一個主子是不會善霸甘休的。台獨勢力與其說是火中取粟，倒不如說是被「本土派」放上祭台。

台獨也好，港獨也好，都是上不了檯面的，外部勢力也不可能真心推動他們的事業，只會將之視為惹毛北京的政治棋子。更大的問題是，萬一香港成為了另一個台灣，外部勢力可高興死了，而這正是「本土派」的其中一個可能的取向。「港獨派」之中的主力「香港城邦自治」就有類似的思想，他們不和大中華完全割裂，只是否認「中共國」（不止北京）的中華民族資格，要以香港作為振興中華文化，建立中華諸國云云，這既帶有「本土派」色彩，也為複製國民黨今日的角色留有一手。

故從「占中」一事引申出的憲制問題，最終可以歸結到兩岸的統一問題上，兩岸不統一，香港的反對派始終能在兩岸之間搖擺，製造使國、共雙方都麻煩和尷尬的事情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