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廊的起點

台大文學院的大門，兩邊各有一個走廊，我父親顏元叔的研究室就在這邊長廊的起點。起點的第一研究室總是容易被大家看見，但是走廊似乎太長，長到沒有人想要走完它，於是長廊後面卻又意外得冷清乾淨。

父親寫散文常提起我們三兄弟，從三歲開始我就上了報紙。現在，我也在台大文學院，我也在寫文章，但這麼多年來卻是第一次在文章裡寫他老人家。

父親一生憎恨庸碌，他一向以鐵與血來要求自己以及兒子。從小他就教育我們要對自己狠，告訴我們讀書累死是光榮的，折衷是可恥的。這不說他有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想法，而是他認為所有的事情都要盡力為之。父親也身體力行。退休前，每天從早到晚都在桌前寫他的《莎士比亞通論》，說是要在有生之年寫下一部可以給自己交代的作品。退休後，即使因中風而右手不大聽使喚，但仍勉力為之。最後完成了三千三百多頁，兩百多萬餘字的四大冊巨作。在他的《狠的哲學》裡他是這麼說的：生命的意義就在有價值的損耗自己；撙節活力，活力反而萎頓。我以為無論思考，言談，行事，我們都必須毫無保留地追求到底；是黑是白，必須斬釘截鐵地判個分明。溫溫吞吞的作風，也許能讓你活得長久些，可是活得必定十分苟且。只有狠狠鞭策自己，明知自己是凡人，卻要做超人的努力，一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迫使自己把生命化為意志，把意志化為成就，而最高的成就總是在身心將毀的邊緣搶得的。

父親的掙扎在於他同時認為能有個平庸的生活卻也是福氣。對生長在動亂中的人來說，祖父能帶著一家大小逃到台灣是絕大的福份，也更使他感受到與父母訣別以及妻離子散的痛苦。就如同他的一本散文集的書名《平庸的夢》，能安安穩穩的做著平庸的夢，對動盪的中國人來說是多麼不容易的事。

父親不能忍受拿著漂亮光鮮的政治口號，卻要讓市井小民犧牲的人。尤其是那些到國外喝了洋墨水、拿了綠卡，任何事情都要批評一番以顯示自己高人一等，出了事情卻可以一走了之的人。當父親在描述著被拉夫而不能與父母訣別的老兵，或那些只抱著平庸之夢的小麵攤老闆，在「血洗台灣」威嚇下的父親是主張反共的。雖然父親對小人物的平淡生活充滿著衛護之情，但是他的狂飆性格卻也使得他無法忍受庸碌。人不能沉溺在這種掙扎中獲取一種悲壯感就算了，父親強調必須做出決斷。但是，若只是看到行動當下的片刻，則將無法看到背後抉擇時的掙扎。

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與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不是同一個中國，而本土化前後的台灣也不是同一個台灣。父親晚年旗幟鮮明的統派立場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後，升斗小民可以安居樂業。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夢是中國人自我剝削辛苦換得的成就。巨龍得以再起是因為中國人懂得對自己狠。

巨龍的再起是人們花了血淚換來的。父親憎恨那些拿著些小事情來取笑這個成就的人。廁所不能讓人在地上打滾與把載人衛星放到太空究竟是哪個重要？這些自以為能「以小窺大」的人看得到「大」嗎？當然，要是廁所打掃得乾淨也是很好的。但是不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沒有資格說三道四。尤其是用著譏諷的語調挾洋自重的人。這就像父親認為鄉土文學不是本省人的專利。外省人在這片土地上流血流汗，當然也可以成為鄉土文學的一部分。但前提是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當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儘管意見不同，但是大家都是生命共同體的一員，彼此休戚與共，因此可以為了共同的未來而一笑泯恩仇。因此，即使父親受到國民黨打壓，但是卻也未懷恨在心。他不能忍受的是不生活在這塊土地，卻以恥笑這塊土地來標榜自己的人。父親厭惡「訐以為直者」，尤其是那些批評自家人，藉以向洋人標榜自己是正直無私的人。孔子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怎麼會有人以宣揚著親人的缺失來向洋人證明自己是公正無私呢？

父親對中國有一份愧歉，認為在她最艱苦的時候自己卻在台灣享受「平庸的夢」。等到中國強大了，所有華人都搭上了順風車。但若此時還要來羞辱中國一番，此可謂其人可鄙，其心可誅。在我們家是不能批評中國的。每次我說了甚麼不中聽的，他總是與我大吵一架。不過，有一次表弟在我家也大發議論批評中國，父親卻能按住脾氣，我感到不可思議。後來，才體會父親的意思。從小在台灣長大的表弟在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即到北京清華大學任教。雖然父親不贊同他的批評，但是當表弟願意把自己的前途與中國綁在一起時，他默許了表弟有批評中國的權利。至少表弟的批評不是以羞辱自己的同胞來向洋人輸誠。「愛之深」當然可以「責之切」。但是，那些虛情假意的人是沒有「責之切」的資格。父親覺得自己有「愛之深」的義務，但是當中國最苦難之時卻沒有廁身其中，因此他喪失了「責之切」的權利。

看到父母爭吵，有哪個小孩不是想掩著耳朵盼望著他們和好？有哪個正常的子女會要編排父母的不是，讓他們越吵越凶？我曾問過父親為何對中國過往的動盪視若無睹。對他來說，做這種判斷就如同要子女編排父母的不是一般，這不是他可以做，也不是他要做的事情。中國近代史上確實有著很多的災難，特別是政治上的失誤造成的災難。但就如他在《盤古龍之再臨》所說的，他要為死者尋求意義。對父親而言，沒有意義的死是最沉重的，靈魂將落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父親不願讓這些大時代的犧牲者毫無意義的就這麼死了。他要讓這些人的苦難變成是有意義的事，要讓可以是輕於鴻毛的死變得重於泰山：他們不是白死的，他們的犧牲使中國不再任人宰割。父親是要使敵我矛盾轉化成內部矛盾，讓死者得以享受國族祭壇上的血食。在這個祭壇上，不管他們之前有何爭執，不管誰是誰非，他們都成為我們的祖先。至於那些自外於中國的人，就請把他們生為中國人的事實當作上帝開的玩笑，然後請他們去對新認的爹娘「愛之深、責之切」吧。

父親骨子裡是個溫情主義者。晚年他最喜歡的是坐在他的「呆坐亭」裡看著草木四時變化。但是看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時，他如何能不為此懼？面對著想要解除我們的心防，把中國踩在腳下的邪說，又如何能不辯駁？父親的反西方是經歷過深刻的思辯。從他早年的論著《談民族文學》裡，就一直面對著文學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如何抗拒聲稱普遍價值的主張，使得民族文學能開花結果是他念茲在茲的事情。父親對那些把民主當作普世價值的人向來不假辭色。事實也證明，民主制度在多族群的國家（例如前南斯拉夫）是產生族群衝突的元兇。父親視民主為西方分裂中國的邪說其來有自。當世人皆把民主高掛口中，父親的反民主自然顯得格外刺眼。

父親曾說「世界上最孤立的人，是最堅強的人。」孤立是他的選擇。就如同他選擇當一個「不平衡的人」，讓狂飆與溫情做著強勁的拉扯。今日這個拉扯終於結束，父親回到了童年成長的地方，回到了祖父母的膝下。落葉總須歸根，父親也回到了最讓他安適的所在。

我停在長廊的起點，依舊看見狂飆的身影，但長廊的盡頭只剩下雨後的屋簷水，時而清脆，時而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