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真的是「一對天然的敵人」嗎？

記得數年前，中國發射遠程導彈摧毀一顆廢棄的氣象衛星，此舉令西方世界震驚之餘，日美兩個軍事盟國大肆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賴斯稱中國的舉措是「使我們震驚的測試」，這是「其它國家從未有過的事，我們一直明確表示，此事令人擔憂」。日本極右政要中川昭一則進一步將它說成是「瞄準日本的實驗」。去年末，中國的「遼寧號」航母戰鬥群開赴南海例行軍演，以安倍為首的日本右翼政客再度大肆渲染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論」；部分政客甚至提出所謂「日本淪陷論」，叫嚷日本如不及時制衡中國的軍事擴張，日後將會「淪為中國的一個省」。日本右翼政客的叫囂聲，目的是要煽動日本政府和日本國民，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必須劍拔弩張地應付。難道中日兩國真的如某此觀察家所說是「一對天然的敵人」嗎？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從中日兩國的歷史和文化入手。

遠的不說，從近現代歷史上看，日本的確是對中國造成「創巨痛深」的國家，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前，中日兩國同受西方列強的欺凌，之後日本經維新變法而崛起。可悲的是，它的崛起不僅未成為中國之福，反成為中國「三千年來未有之大禍」的根源。日本人的可怕兼可惡就在於他們將西方列強套在自己身上的繩索解開後，反而將繩索套在中國身上。明治時代的許多軍豪、政客乃至思想家都一致認為，日本的富強需要以中國貧弱為基礎，它的民族優越感需要以中華民族受虐受辱為代價，它的國內危機需要到中國來解決，它的國際地位需要犧牲中國來滿足。令西方民主思想家頗感驚訝和費解的一個例子是，曾經鼓吹「脫亞入歐」、「和魂洋才」，受西方文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精神薰陶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當他得知日本軍在甲午戰爭中勝利的消息後，竟高興得哭了出來。可見連日本最優秀的思想家，心靈深處皆視中國人為「劣等民族」，對中國造成的創巨痛深不但毫無愧意，而且為日本的崛起感到自豪和高興。日本崇拜強者，卑視弱者。基於這種心理，在近現代史上，日本對中國傷害最深，破壞最烈卻毫不感到愧疚。從1873年西鄉隆盛鼓吹「征韓論」到1928年的《田中奏摺》策劃全面征服中國，日本舉國上下皆信服「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莫大的利益」這一命題。據學者統計，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70多年，日本對外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其中十次是針對中國，平均每七年侵略中國一次。

這些侵華戰爭是導致中國貧困落後的一個重要的外部因素，令人驚心的是，每當中國呈現出向前發展的良好態勢之際，往往是由於受到日本實質性的傷害而夭折中斷。19世紀70年代開始起步的洋務運動，雖是以發展軍事工業為主要目標的現代化運動，但它也帶動了整個民族工業朝著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幸的是，洋務運動稍有成就，日本發動了甲午戰爭，使這場工業化運動徹底破產。

進入20世紀，西方列強由於忙於應付主戰場在歐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無暇東顧，中國的經濟和工業化獲得長足的發展，據專家統計，1927-1937年是中國現代史上經濟發展最快速的時期，接著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山河破碎，3,000萬生靈死於非命，中國社會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之巨，中國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創傷。

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近現代史，是一部向外擴張，不斷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有學者認為，以長達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武家文化為基礎，崇尚「戰爭富國」，無限拉高戰爭與「國家命運」的互動關係。構成了日本對外戰爭的軍事化的內在邏輯和性格特徵。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我們深入考察日本人的文化和心理特徵，不難發現日本民族及其人民具有許多非常特殊的素質。

首先必須承認，日本民族是一個非常勤奮上進的民族，日本人民是一種非常認真努力的人民。世界上怕就怕認真兩字，而日本人是最認真的。與此同時，根植於日本人心理性格中有一種恐懼寂寞、酷愛工作的習性，對於日本人來說，無所作為的空閒比死還難受，近代西方人文主義運動崇尚「不自由，毋寧死」，而近代日本人崇尚的是「不作為，毋寧死」。正是基於對空閒無聊的恐懼，只要有所作為（有事做），日本人便會不顧一切地努力，將工作做到最好（日語中有所謂「一生懸命」之說）。

明治政府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在短短的30年間，將日本打造成躋身世界列強的新興強國；軍國主義者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加以「戰爭富國，戰爭會給日本帶來莫大的利益」口號的誘導，使日本人前仆後繼，不怕犧牲，展開了長達70年的對外擴張侵略的戰爭；而戰後的昭和政府，也正是利用日本人民的這種心理性格，使日本經濟快速復甦，成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強國。可見，根植於日本人心理性格中的「不作為，毋寧死」的習性的確是一把雙刃劍，它可以使日本民族快速復興，也可以使日本民族陷入滅頂之災，關鍵在於為政者怎樣使用這把雙刃劍。

不能否定，時下的日本，存在著一部分右翼勢力，他們經常重溫往日「大日本帝國稱雄東亞」的舊夢，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重振雄風，面對鄰邦中國日益崛起，使他們感到舊夢難圓，心理上產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妄圖聯合世界上的一切反華勢力來遏阻圍堵正在崛起的中國。他們四出遊說：指責中國的社會無道德，中國的政治不民主，中國的人民沒自由；總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近代人文主義精神背道而馳，中國的崛起勢必摧毀西方近代以來的自由民主精神和文明成果，英美為首的西方世界必須聯合起來，阻止中國勢力的蔓延和擴張，共同維護西方世界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和成果。

無論渲染「日本淪陷」論、「中國軍事威脅」論、抑或「中國反西方文明」論，目的都是為了扼殺中國的崛起，不希望中國的富強超越日本。在這些右翼人士看來，中國的崛起意味著對日本的威脅，中國的優越意味著日本的受虐受辱，中國的富強意味著日本的貧弱。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近代日本的崛起就是靠犧牲中國來達到目的的。基於這種心理基礎和認知，日本部分右翼人士認為，在中日國力此消彼長，雙方實力發生逆轉之際，必然會產生一次大規模的較量，中國的當政者和有識之士必須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否則無法因應突然而來的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