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未來五年發展政策的觀察 越南共產黨第十二屆會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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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鎮照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所特聘教授)


在經濟聯繫上,中國是越南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越南是中國在東南亞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馬來西亞。儘管雙邊貿易存在一些摩擦,但貿易總額仍不斷上升。儘管越中貿易關係密切,越南也仍積極加入美國主導的TPP,試圖拉攏美國企業前來投入,這充分顯示出越南在經濟利益上,還是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慮,可以從美中雙邊拿到好處,也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因此,不管誰上台,越南都會在保證越中關係總體穩定的前提下,來努力提升其在一些雙邊爭端中的談判籌碼,並從多方獲取好處,來協助其國內改革。在這一過程中,越中關係會出現一些波動,但這些波動並不會改變雙邊關係總體穩定的大局面。

其次,越共第十二屆大會受到輿論高度關注,似乎可以察覺越共內部之派系利益和立場的不同,而上演一齣權力爭奪的戲碼,主要以第十一屆中央總書記阮富仲為主的勢力,或被稱為「保守派」或「親中派」,而另一勢力是以總理阮晉勇為主,或被稱「改革派」或「親美派」。這主要源於總理阮晉勇任內一直主張加強越美軍事合作,在海域主權問題上對中國南海勢力擴張採取較為強硬態度,以及在經濟改革上大力採取開放革新措施,因而常被視為「改革派」或「親美派」。而蟬聯越共總書記的阮富仲給人印象是溫文儒雅、行事穩健的溫和派,因為其保守作風,以及和中國政權有較為良好的關係,因而被視為「保守派」或「親中派」。

再其次,對於越南權力結構與分歧,除了出現保守親中、改革親美二分法的派系鬥爭外,還有「北派」與「南派」的對抗,這涉及到南北越歷史、社會主義意識型態、越共路線之爭。越共自第七大後,對越南的權力佈局安排,一直沿用一種不成文的領導安排默契,即黨的總書記基本上以河內為主的北方人擔任,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國家主席或國會主席通常安排給中部人;政府總理則由以胡志明市為主的南方人擔任,主管經濟工作。

這樣政治佈局突顯了越南「北派」政治和「南派」經濟的對立立場,而中部通常保持中立。北派通常會強調越共的領導,強調越南社會主義的正統,主張維繫越中的友好關係;而南派則謀求政治和經濟上改革,外交上比較親美反中,這延續了1975年統一前的南北越對立分庭抗禮的潛在意識型態和路線之爭。因此,越南總書記(北派、社會主義派)與總理(南派、走資派)的鬥爭由來已久,根深蒂固,更日趨白熱化。而出生於南方堅江省的總理阮晉勇正代表著南派,重視越南根本的改革,要把越南建設成美國那樣的民主自由國家。而出生於河內的總書記阮富仲則代表著北派,一直堅持越共社會主義路線的發展。基於此兩派陣營,第十二屆大會的領導佈局無疑地也反映出南派與北派的權力爭奪。在四頭馬車領導中,阮富仲和陳大光來自北方,而阮春福與阮氏金銀來自南方,也出現南北對等安排,讓保守與改革派分享權力的局面。

最後,阮富仲的連任,不僅破壞了越共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的默識與承諾,不利於越南權力的世代更迭。按照規定65歲就要從權力崗位中退下,為實現權力世代交換最佳的設計,但是在越共的特殊情況條款下,為阮富仲開啟高齡繼續掌權之後門,已經打破了嚴格年齡門檻的規定。之所以有這樣變通的做法,有可能是一種過渡期的領導安排,畢竟在黨內的資歷與分量上,已經沒有可跟總理阮晉勇競爭的人選,同時越共也面臨在「延續分權」抑或是「建立集權」制度之間,勢必要做一選擇,而政治權力的穩定、分權跟和諧等共識,一直都是越共內部的政治默契與承諾,結果寧願讓德高望重的高齡總書記連任,而不讓總理阮晉勇更上一層樓,擔心出現黨政軍經一把抓的強人格局。而且這樣的權力分配與發展邏輯,透過選舉法規的修改應用,也契合了越南追求經濟自由化但政治分權的傳統安排。

五、越南新領導的政策趨勢

不過對於越共新領導佈局與改變,有其更為深層的因素相互交雜,值得去觀察與關注。首先,對於改革派與保守派的勢力對抗觀察,是一般對於分析威權政體政策擬定常用的二分法解釋,不過越共權力結構似乎沒有這麼明顯的政治利益區隔,甚至也沒有所謂的親中與親美派的立場對立,也就是說並沒有明顯的意識型態路線之爭,反倒是一直以越南國家利益為核心的思維。即使有所謂的保守vs.改革、親中vs.親美的派系抗爭,也只是程度高低而已。

其次,越南當前的國家發展有兩個重要基準,一是走向改革與開放的模式,不僅類似中國發展模式,也同時融合西方資本主義的策略模式,不過在政治上卻又挑戰了越共在威權與民主之間的制度定位。特別是在中、美兩大國的關係上,如何取得一個平衡點的外交軸線,在中、美政經關係上保持著「等距」的發展關係,至為重要。在深怕太過於偏向或依賴某一方,加上越南也對中、美兩大國有防範之心,這肯定會影響到新領導的安排,進而調整其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

第三、越南的發展策略很清楚地是在進行「雙軌制」的發展,一是保持與中國和東協建立密切的地緣經濟整合關係,畢竟中國與東協是越南重要的鄰國夥伴,推動「東協經濟共同體」(AEC)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的區域經濟整合,越南也以創始成員國的身分加入總部設在中國北京的亞投行(AIIB),以及中、越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模式,有其相類似的共產黨政經核心利益。二是越南也積極加入由美國主導的TPP,試圖建立更密切的美、越經濟整合,面向更大的國際市場需求。而且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和再平衡戰略考量下,美、越兩國的國家利益也是一致的,美國可以提供越南在主權、安全、經貿、投資上的好處。因此,在越共採取左右逢源的兩手發展策略時,並不希望出現太過於偏中或偏美的外交立場,以及越南新領導對外或對內的發展策略走向,將會傾向穩健平衡的溫和路線,避免激進的革新作法。

第四、再從越南「四頭馬車」領導結構和安排來看,對於越南今後五年的國家發展政策似乎變化不會太大。在越南政局裡,總書記、總理、國會主席和國家主席的領導模式被稱為「四頭馬車」政府,儘管越南是一個以黨領政的體制,不過還是彼此分工與合作,不僅沒有兼任的問題,也都會考量到越南區域平衡的權力安排,在四頭馬車中總是要分配有北、中、南的領導人。〔註7〕在權力上,總書記擁有實際軍權和黨權,總理則有實權但無軍權和黨權,而國家主席有名義軍權和政權,對外代表國家,而國會主席的重要性隨著民意高漲則越加提升。因此,四頭馬車在區域和人事平衡分配下,越南未來的發展政策不至於出現太激進的改革作風。

第五、從這四頭馬車的領導人更換,似乎並沒有出現完全保守派勢力的優勢,而被視為出局的改革派阮晉勇勢力,卻仍然存在。而且四頭馬車的領導主要核心利益還是共黨利益,何況阮富仲總理在2015年9月也曾訪問過美國,受到美國元首級待遇,阮富仲也大力推動參與TPP,甚至對於南海主權的立場也跟阮晉勇一樣的堅持而指責中國,總理阮晉勇的經貿改革政策也多少亦步亦趨地跟著中國模式,亦曾訪問過中國,並簽署越中海上聯合磋商機制協議,共同管控南海爭端,防止衝突,也積極推動越、中經貿合作關係,所以越南本身的利益才是新領導人利益所在。簡言之,就是採取既務實又現實主義的治國路線,配合上越共傳統的革命利益,這將成為新領導重視新自由主義之合作利益和經濟整合另一個發展重點。

第六、阮晉勇雖然出局,但是其佈局的人馬和勢力人脈仍在,日後似乎仍有機會東山再起。儘管阮晉勇爭取總書記職位不成,但他的親信如副總理阮春福出任總理、公安部長陳大光出任國家主席、國會副主席阮氏金銀扶正為國會主席,以及祖國陣線中央委員會主席阮善仁也出任政治局委員。在四頭馬車中便有三頭馬車是由阮晉勇駕馭的,有如「退一進三」的人事佈局,再加上阮晉勇的大兒子阮清誼也扶正進到中央委員會。而且在越共政治局人事上佈局有很多阮晉勇的親信人馬。因此,阮晉勇即使政治失利,但透過親信人馬的佈局張羅,依然能持續推進其在新領導層中的影響力。

第七、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即使是保守的阮富仲也會持續阮晉勇的經濟政策,不至於有太大的變動。而在外交方面,不僅阮富仲跟中國高層有較好的關係,陳大光、阮春福、阮氏金銀對中國也相當熟悉,友善的越、中關係發展可以期待。但也不至於因為越、中關係改善而犧牲了越、美關係與利益,在中間平衡穩健的外交策略考量,加上國內政經的持續改革開放,將是越南新領導推動政策的不二圭臬。同時基於越南利益,新領導不會把所有的雞蛋都放在同一籃子裡,除了中國外,也會和美國、印度、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區域展開更密切的關係,而對海權爭端也不會屈服於中國的主張。

因此,對於第十二屆全會的阮富仲連任和阮晉勇出局,便可以很自然理解越共新領導的安排,不至於太驚訝與意外。主要考量乃在於穩健平衡外交,深怕陷入太過於偏中或偏美的國內外風險,最終受到威脅最大的恐將是越共政權,而不是整個越南國家發展。

六、結語:越南新領導面對的挑戰

儘管這一次越南新領導人的安排充滿著各種的路線、意識型態和政策派系的較勁,但越南未來五年的發展政策與路線應該不會有太大的改變,即使有改變,也只是程度大小而已。至多在政策與路線上出現微調,多一些親中作為與對社會主義福利的關注,同時相對地,越南經濟改革的速度可能會稍為放緩,但是在面對南海主權、中國勢力與拉攏美、日的外交作為上,也不致於不兼顧,因此在雙軌的兩手平衡策略考量下,越共領導自然會傾向於採取「停聽看」、「先蹲後跳」、「行穩致遠」的穩健策略。

對於越南第十二屆大會的新領導人事安排與未來五年的發展,可以歸納出幾個重點和依據。

首先,越南仍是以黨領政的體制,而越共最重要的任務在於維繫和鞏固其執政地位。在「革新開放」與「鞏固執政地位」之間保持平衡,特別是革新開放,追求經濟成長,也將是越共鞏固執政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但也會招致更多對越共執政上的不滿,這些將會是越共新一屆領導人的重大考驗。

其次,越、中在意識型態上是同陣營的同路人,且越、中體制都是以黨領政,彼此支持著其統治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儘管雙方在南海諸島主權上有紛爭,但鬥而不破和不激化緊張局勢是越、中兩國危機處理上的底線,在此同時拉攏美、日、印、澳發揮制衡與監督效果,比較不會擦槍走火,倒成了越南新領導的最佳策略選擇。

第三、「革新開放」的政策思路不會被拋棄或漠視,畢竟阮晉勇的改革勢力仍然占據高層領導職位,越南新領導人事安排可能意味著保守派和改革派仍舊分享權力,並沒有打破南北派平衡的領導默契。只是在姓社與姓資爭執外,又多了激進民族主義勢力和興起的民粹主義勢力,也可能增加新領導階層要面對的嚴峻挑戰。

最後,走向資本主義與全球國際市場整合的經濟發展是一條不歸路,目前越南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重要一部分,不僅是東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亞太經合組織、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亞投行等重要國際組織的成員,更與TPP、歐盟、韓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也是RCEP和AEC的重要成員,而越南融入全球經濟市場,勢必對越南政治與新領導層產生重大衝擊。

〔註7〕越南自1975年統一以來,其實南越、中越和北越之間,仍存在著難以跨越的歧異,基於此,越南四頭馬車(原先是三頭馬車,因為國會主席不具影響力)的領導班子安排,向來重視北中南的平衡,以往都出現北越人任總書記、南越人任總理,中越人則任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