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面對的四大陷阱
中國大陸經過了30年的改革開放,成績斐然,也確確實實使得全中國絕大部分的地區改頭換面,絕大部分的人民生活完全改變。然而在持續、快速的變遷之下,如今出現了許多內、外的麻煩,習近平曾經明確指出,中國面臨的危機,提出了要跨越的四個陷阱的說法,(http://opinion.dwnews.com/news/2016-04-03/59729760.html)也有稱三個陷阱、(http://big5.chinanews.com/ll/2016/04-06/7824964.shtml)兩個陷阱的,(王再興,破解「兩大陷阱」的金鑰匙,2016年04月09日,《湖南日報》)即指當前的中國,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西化和分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有的加上「個人崇拜陷阱」,顯然是境外人士加上去的)但是習近平最掛心應該是「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因為這關係到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發展的動能,以人類現代化的歷程來看,當國民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準後,具體的說是按不變價格人均收入達4,000-12,000美元稱的區間時,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大致來說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遭遇相似的情況,問題是停滯時間的長短。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例如日本花了大約12年時間,韓國則用了八年。而拉美地區還有許多類似的國家,雖然經過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幾經反復,但一直沒能跨過一萬美元的門檻。(http://www.readit.com.cn/m/lxyd/m/132803.shtml)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1960年全世界共有101個處於中等收入水準的經濟體。到了半個世紀後的2008年,其中只有13個經濟體成功地從中等收入晉升為高等收入,而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依舊陷在中等收入狀態。(http://big5.ftchinese.com/story/001065079?full=y)中國大陸擁有近14億人口,如何跨越此一陷阱,任務十分艱巨,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因為中國大陸的成敗也是世界的成敗。
所謂「塔西佗陷阱」是習近平2014年3月18日在河南省蘭考縣考察,參與該縣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提到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概念,習在講話中提醒全黨注意「塔西佗陷阱」,習近平解釋此一概念是:「古羅馬歷史學家也曾出任過古羅馬最高領導人——執政官的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約A.D.55-120年)他曾經這樣談論執政感受: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個卓越的見解後來成為西方政治學裡的定律之一——『塔西佗陷阱』。」習近平用此一概念,提醒中共的官員,特別是縣級官員在工作崗位,首先就是老老實實承認,公權力的公信力遭受了比較大的傷害這個現實,紮紮實實,從一件一件具體的事情開始,一點一滴修復公權力的公信力。(http://www.nfcmag.com/article/5901.html)其實在變遷的時代,許多全新的衝擊,政府也無法精準因應,許多政府都會面臨相同的挑戰,關鍵是如何應對以挽回人民的信任,這也是各國政府共同的關切。
所謂「西化和分化陷阱」,「西化」是中國自晚清以來,努力模仿的標竿,但是西化也包括了被「分化」的危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企圖分裂中國,將中國分而治之,中共建政後,中西之間正在進行「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以達到其瓦解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中共稱之為「和平演變」。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想依然沒有公約數,「中國近期一定會大變。為什麼?因為非驢非馬的『中國模式』已經走到盡頭。中國的變化不是走向資本主義,就是走向封閉僵化,二者必居其一。」(http://www.21ccom.net/html/2016/ggzl_0415/3349.html)「唱紅打黑」的極左思潮也有相當的追隨者,究竟中國對自己的前進道路如何選擇,它關係到「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北京共識」是否存在,是否有效,是否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追求真正提供其他選項,因此,此一問題不僅挑戰了華盛頓共識,而且深受第三世界國家的重視與關心。
所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由美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提出的詞彙,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一概念來自修昔底德的名言「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2014年1月,美國《赫芬頓郵報》旗下《世界郵報》創刊號刊登了對習近平的專訪,當時習近平指出,我們都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強國只能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於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2015年9月習近平在訪美時再次提到:「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假如中國大陸在可能逐步改善上述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中國就絕對能在2020年,即「兩個100年」的第一個100年成為綜合實力強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在此情況下,霸權主義的美國自然極不自在,所以中國大陸與美國發生衝突、戰爭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這也是全世界最深的疑慮和最大的矛盾之處。
二、「十三五」的回答
上述的四大陷阱,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只要「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得以跨越,其餘的問題也就不是大問題,所以「十三五綱要」也是針對性地解決此兩個陷阱,只要跨越陷阱的障礙,則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伸手可及了。
首先針對「中等收入陷阱」而言,從學理上說:中等收入陷阱的背後,主要就是兩大原因:一是動力不足;二是轉型失敗。前者主要利用人民追求個人財富以及國家追求現代化的動機,主要源自「追趕效應」憑藉後發的價格、土地的優勢,吸引外資追趕先進,其結果自然有效,但在一定的程度之後,其效果必然遞減;另一方面是傳統的發展手段逐步失去比較利益,轉型升級成為必須,但是成功者並不多見,失敗則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戰略失誤、國內經濟的脆弱性、社會秩序的不穩定等等。所以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最主要的工作是激發再改革的動力,一是從人民的動機入手,一是從發展的模式,即從經濟轉型;前者即習近平所提出的「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等,激發中國人的「自我實現」、中華民族的集體「光榮感」以及「國家崛起」的滿足感等口號,來激發新的改革需求和動力。在經濟轉型方面,「十三五綱要」的20篇中,從第1篇到11篇及16、19、20篇都是針對性地提出對策,其總思想指導就是「全面推進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用發展」的新型發展模式,從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看,最為重要的發展方式,就是創新發展。而且中共創新發展的提出,也是理念創新來引領發展模式的轉變。而且習近平也十分清楚地強調「十三五」的五大發展模式,不是政績工程,而是「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也是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大陸發展經驗的集中體現。經濟轉型並不容易,尤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作,不全由市場機制去迫使企業作出自我的調整,在政府的保護之下,企業可能失去市場的敏感度,從而錯失創新的時機,最終遭到淘汰的結局,所以中共「十三五」特別強調官方帶頭「創新」,創新不僅是構建產業新體系,升級製造業,推動製造業強國,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益和品質等經濟層面的作為。而是「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核心要素,創新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但也不是科技方面的「孤軍奮戰」,而是在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的全面配合,是單輪驅動到多輪驅動的系統創新,創新的範圍愈加廣闊。中共中央國務院於2015年3月13日所公佈的《關於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中就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適應創新驅動發展要求的制度環境和政策法律體系,為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提供有力保障。」(http://www.cma.gov.cn/.../P020150521629138171153.docx)國務院的雙創就是創新的參與,正說明了中共要打造創新的文化、社會、制度、法律等多元策略來鼓勵創新,最終將有利於跨越發展停滯的陷阱。
針對「塔西佗陷阱」,「十三五」提出了反腐、法治和造福三大類的作為,以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而且有些作為是從習近平上台之後,就已經大力開展,而且也已經初見成效的工作,如反腐工作在習近平上任之後,從2013年已經啟動,迄今也有相當效果,中國大陸社會的反響也十分正面,確實幫中共挽回不少民心,十三五綱要說「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反腐不能停步、不放鬆。堅決整治和糾正侵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堅持有腐必反、有貪必肅,鞏固反腐敗成果,構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努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為經濟社會發展營造良好政治生態。」在法治問題上更是自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時提出,不過習近平進一步將法治與反腐以及司法改革結合,目的在將政治運動型反腐轉為制度約束型,改變中共官場的政治風氣。十三五綱要說「全面實施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深入推進依法行政,依法設定權力、行使權力、制約權力、監督權力,實現政府活動全面納入法治軌道。」而司法改革更是樹立人民對中國大陸社會重建信心,極為重要和直接的方法。「十三五綱要」說「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完善對權利的司法保障、對權力的司法監督,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全面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加強人權司法保障。」
除了上述的防弊為主的若干措施之外,「十三五綱要」也配合了興利的措施,例如在綱要的第15篇題為「提高民生保障水準」,從增加公共服務到加強就業,縮小收入差距到完善社會保障,從對老齡人口的照顧到對婦女、殘降者的保障全面覆蓋;除此之外就是啓動大規模的消滅貧窮的方案。「十三五綱要」提出「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貫徹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創新扶貧工作機制和模式,採取超常規措施,加大扶貧攻堅力度,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而且在脫貧、扶貧的工作健全扶貧工作機制:創新各類扶貧模式及其考評體系、資金的籌措、政策的制定,以及社會的參與等,均作規劃。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跨越「塔西佗陷阱」,是「十三五綱要」的核心工作,在十三五期間中共若不能跨越「塔西佗陷阱」,則中共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將面臨極嚴重的合法性挑戰,特別在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共本身的唯一合法性就只能是不斷提高,增加中國人民對中共的信任感,客觀而論,以當今中國大陸的社會情勢,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是難建而易毀,特別在網路時代,政府對公共事件的處理稍有不慎,或者對網路的謠言、謊言不能及時澄清,面對政府的疏漏不知及時認錯,及時更正,都有可能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惡性循環中。
所以面對「塔西佗陷阱」,除了上述「十三五綱要」的措施之外,政府資訊及時公開、政務透明,官方直面問題,誠信以對,更可以推動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提升,贏得市民的理解與信任。總之,政府官員在網路時代,作幹部的心態與公眾溝通的技巧都需要調整,從心態到語態,都能抱持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加上「十三五綱要」的措施,才能有效地跨越「塔西佗陷阱」。
三、結 論
中共的「十三五綱要」是一份中共因應中國轉型變身大考的答卷清單,它肩負著既要解決建政以來所積累的制度性問題,又要解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綜合性難題,前者集中表現為「塔西佗陷阱」,而後者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十三五綱要」直面核心的問題和問題的核心,如果到了2020年中共建黨百年之時,成功地建立了制度比較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則「西化、分化陷阱」的答案就十分明確;至於「修昔底德陷阱」只是美國和日本等國的擔憂,而不是中國的憂慮。所以中國如今的問題還是鄧小平所指出,把自己的事搞好,才是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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