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西化派的悲劇

從近代中國思想史和新文化運動史視之，發生在大陸改革開放（一九七九年）後十年的「六四事件」（一九八九年），當是一場白色西化派在中國的再次失敗。政治上，則是美國支配中國「和平演變」的失敗，中國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九十年前「五四運動」使中國新文化運動迎來了馬列主義，知識分子分裂為紅白二派，政治上亦分裂為國共二黨。經三十年的國共鬥爭，白色西化派敗退台灣。又經三十年，紅色西化派在大陸又告失敗，而有一九七九年的改革開放。

趁著紅色西化派失敗之際，白色西化派的思潮又在這思想意識型態空檔時期崛起，而有中央電視台的《河殤》二次重播，全國洗腦。改革開放十年，雖有一定成效，但貪污、腐敗、官倒橫行，人民的感受正是「筷子頭夾肉，放下筷子罵娘」。西方各國的情報特務、文化特務也乘隙滲透學界、政界和社會各階層。中共內部又發生嚴重的路線爭議。

終於，一九八九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學生群眾認為胡耀邦含冤下台而悼胡，集結於天安門廣場。由悼胡而轉變為反貪污、反腐敗和反官倒。繼而仿美國自由女神，在天安門廣場上豎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彷彿美國獨立革命。群眾運動逐漸擴展到全國各大都市，並在各地串聯而發生失序的騷動事件，有如「文革」的紅衛兵運動。

六月三日晚上，軍隊開進北京城驅散學生群眾，而發生流血事件。六月四日，天安門廣場淨空，世稱「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震驚全球，除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大陸實施經濟制裁外，海內外華人也莫不譴責中共當局的流血鎮壓，而紛紛為學生群眾陳情。北京當局的善後處理雖尚稱寬大，但歷史遺憾已經鑄成。

「六四事件」的指導思想是《河殤》，指責中國文化起自黃土高原，屬大陸文化，是落後的、保守的、封閉的；西方是海洋文化，是進步的、年輕的、活潑的。中國文化必須向西方全面開放，脫胎換骨，否則，中國將會「被開除球籍」。

殊不知，當時造成中國貧窮落後的，並不是什麼中國文化，反而是「文革」的「去中國化」和「破四舊，立四新」；更不是什麼中國文化的保守和封閉，而是中國在一九四九年開放了接受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黨作為執政黨。

近代中國的落後也不是來自胡適所言貧、病、愚、弱、私的「五鬼鬧中原」。奧古斯汀．孔德在其《實證哲學講義》中言，「歐洲進入近代歷史是來自東方的三大發明」。不僅物質的三大發明，法國的啟蒙運動，德國的狂飆運動，都曾受到中國學術思想的影響。從笛卡爾、孟德斯鳩、伏爾泰、沃爾夫、萊布尼茲的著作中均可得到證明。甚至，到二十世紀，尼采還稱康德是「來自鏗尼茲堡的中國人」。

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其鉅著《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曾列出一七五○、一八○○、一八三○、一九○○，中國和歐洲製造業產量佔全世界的百分比，中國分別為32.8, 33.3, 29.8, 6.2；歐洲分別為23.2, 28.1, 34.2, 62.0。直到十九世紀初以後，中國才被歐洲超過，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已只有歐洲的百分之十而已了。

胡承渝最近指出：「中國在十九世紀被歐洲超過，蒸汽機的使用（生產力）應是重要因素。」我們同意胡承渝的看法，歐洲蒸汽機發明後，無機動力代替了有機動力，而突飛猛進，中國只得瞠乎其後了。

據戴逸、李文海所編《清通鑒》，一七九○～一七九四年間，中國輸到歐美的商品值銀七百三十四萬兩，歐美輸入中國值銀五百八十七萬兩，中國仍呈出超的狀態。這種情況的逆轉，我們也同意胡承渝的看法，是由於鴉片的輸入。

到一九○○年，中國的產值僅達歐洲的一成，那應是由於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後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是一個「匱乏經濟」的農業社會，戰敗的鉅額賠款最後都是轉嫁到農民的身上，中國農民在收成好的年頭，也僅得以溫飽而免於饑寒，一旦凶歲則流離失所，哀鴻遍地。失去了土地的農民則成為土匪和軍閥內戰的兵源。所以，清代末年，各地民變不斷，其中大規模者有太平天國、稔亂、回亂。

中國必須改革，改革是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改革是為了救亡圖存。「康梁變法」失敗，中國只有走向革命。民國成立，但軍閥割據；北伐統一，國共又內戰；抗戰勝利，內戰再起。中共奪取大陸政權，卻迷信馬列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瘋狂的走「紅色西化派」路線。十年「文革」浩劫後，而有鄧小平的「實踐檢驗真理」、「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路線。

事有輕重緩急，中國要救亡圖存，必須要先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才能改造經濟生產的結構，即工業化，才能逐步改造上層建築的政治、文化體制，而不是什麼白色西化派或紅色西化派。

抗戰勝利後，取消了不平等條約。韓戰、越戰和中國核武後，國家安全也有基本的防衛力量。「文革」後，改革開放，除了解放不利於生產力的束縛外，也當排除一些不利於改革開放的貪污、腐敗和官倒，但不是「河殤」，不能是白色西化派復辟。

除了思想理論外，在天安門廣場時期，就有耳聞，有外國勢力介入。事件後，大量學生領袖逃亡出境，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美聯社倫敦電云：「倫敦《星期快報》今天報導，北京學運領袖之一的吾爾開希透露，他在北京六四屠殺後，藏身在卡車後座的木材堆中，經由香港學生及美國中情局的協助，才得以順利脫逃。吾爾開希及其十九歲的女友柳燕目前住在加州帕沙塞納市郊一處隱密的住所，由中情局保護著。」（《中國時報》1989-08-14）

後來，有中情局(CIA)離職幹員馬克‧伯裡(Mark Perry)出版《遮天蔽日──中情局的最後日子》(Eclipse – The Last Days of CIA)，其中第九章「老朋友」，描寫著當時出身CIA的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和CIA，如何在「六四事件」中營救他們的中國「老朋友」。

伯裡在書中描述文革後CIA吸收中共派駐海外的人員說：

「這些年是中情局成功吸收大批幹員的時期，中情局一位駐過東亞的官員指出，文革把中國各大使館分為三派，『強硬派多在高層，文革中過關的屬中間偏右派，剩下的是革命的急進派。我們從中間這層下手，找出文革的受害者，然後設法吸收他們。』

在吸收到的這些頗具份量的特務中，有科學家、作家和外交官。中情局東亞站一位已退休的資深官員回憶說：『大使館內分崩離析。只要能改變國內情況，這些人什麼事都願意幹。他們是我們吸收到的特務中最投入的。我們要什麼就給什麼。』」

伯裡沒具體透露CIA在中國大陸如何吸收幹員。至於CIA和李潔明如何營救他們的「老朋友」，我們特摘錄伯裡書中的幾段記述以窺其一斑。

「六四鎮壓後的半年裡，中情局在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幾十位幹練情報員組成了一個營救網路，為民運的重要組織者提供逃亡工具和安全處所。營救行動在屠殺當天就展開了。生米熟飯，布希也只能同意了。」

「在鎮壓展開前幾天，李潔明已決定協助幾位處境最危險的民運領袖逃到西方。五月最後一個星期，他發美國簽證給兩百多位中國知識分子、科學家和學生，甚至還借錢（由大使館特支費撥）給一些人買到香港的火車票、飛機票。李潔明支持那些美國的情報資產，協助他們離開中國。如他一位同事所說：『情況類似我們從西貢撤退時，只是這次我們不想把朋友丟下不管。』李潔明還成功的要求中共釋放過幾位學生，安排他們在北京消失，然後在西方現身。」

「黃鳥（應譯「黃雀」）行動最初由海外同情民運的人進行，但馬上受到港英政府和澳門的法國情報機構注意。中情局始時與它保持一定距離，不久即透過它在中國召募的特務給予支持。一九八○年代初期和中期，中情局東亞專家吉爾胡雷(John Gilhooley)為中情局在中國吸收大量特務，由於這些特務的介入，黃雀行動才得成功。吉爾胡雷雖然在天安門鎮壓前去逝，但他在中國建立的重要特務網並未受到影響，是他們在地下援救小組和港澳團體中間穿梭。」

「六月最後一周，萬潤南和嚴家其逃到西方。四人能夠逃出全賴支持者的網絡，提供他們身份證、大量現金，假車票和安全住所。他們坐火車南下，坐船偷渡到香港。這一切行動要是沒有中情局的協助，簡直不可能。」

「天安門事件後數周，潛逃出中國的學生、異議分子和知識分子在巴黎新聞界面前宣佈成立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組織。這是黃雀行動的最高成就。但中情局仍不願承認他們在這項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隨著國務卿貝克感謝法國收留那些政治難民，全球都誤以為法國在主導這次救援行動。」

據伯裡的敘述，CIA與「六四事件」的關係有如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一般，是CIA駐外人員的獨斷獨行，布希被迫也不能不同意。伯裡的說法也證實了吾爾開希在倫敦所言是實。

今年六月十四日香港出版的《亞洲週刊》則揭開了「黃雀行動」的神秘面紗，訪問了「黃雀行動」的主持人陳鉦達。他原是香港黑道中人，經營大陸與香港之間的走私，而與大陸的貪污腐敗和官倒掛鉤，有豐富的人脈，可以打通關節。

CIA透過「六四事件」企圖「和平演變」中國沒有成功，但也成功的利用那些「美國的情報資產」，在海外成立了「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有如當年策反達賴流亡國外，而成為牽制中國政治，製造國際反華輿論的工具。

「六四事件」後，美國主流媒體開始鼓吹「拆散中國」。但鄧小平並不以「六四事件」的干擾而放棄改革開放的路線，唯以「穩定壓倒一切」，停止爭論，以發展經濟為中心點，尤其是「南巡講話」後，中國經濟以二位數字的成長。美國《時代週刊》還曾以中國將成為「下一個世界經濟超強」為封面主題。

李潔明和CIA真的是中國民主運動的救世主嗎？「六四」後，留美中國學生開始反對「拆散中國」和「妖魔化中國」。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七日，李潔明在哈佛大學「艾可論壇」(ARCO Froum)發表評論說：「我們提供獎學金給中國學生，邀請政府官員來美國等做法，就是要『和平演變』中國大陸。」「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這個能力，或許老羅斯福總統的話更適當，『說話溫和，但是帶著個大棍子』，而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是有根大棍子的。」老羅斯福是有名的美國帝國主義者，被稱為「巨棒外交」。

此外，又經一連串的「銀河號事件」、「申奧事件」、「轟炸中國大使館事件」、「南海撞機事件」，美國不但不能挫折北京政府的威信，反而激起了青年一代的愛國民族主義。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不但成功的在北京舉辦了○八京奧，讓世界各國驚艷於中國文化。並且，使得美國國務卿希拉蕊不能不為全球金融海嘯，到北京去呼籲「同舟共濟」。

今年五月十二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執教半年返美的波士頓大學教授多諾休(Anne Donohue)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發表文章，據報導說：「大多數學生都知道一九八九年發生了什麼事情，但和西方人不同的是，學生們更關心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認為政府當時採取的行動是必要的。至於她在課堂上提出的民主選舉課題，學生們反而告訴教授要有耐心，因為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遲早帶來政治的變革。中國不需要印度那樣的民主，否則社會就混亂，發展就會遲緩。」

但對於學生們的這些看法，多諾休感到很失望，並且批評說，中國大學生缺乏批判思維，喜歡聽政府的話，盲目相信國家的發展進程，「我希望他們能和美國學生一樣，也有機會自由表達、投票、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新聞領域工作」。可是，「他們不知道的事情永遠也不會知道」。而他們對國家的自豪感、對政府的擁護，正使他們危險地滑向民族主義。「我同情和欽佩這些真誠、聰明和善良的孩子，即使他們的國家想蒙騙他們，他們依然為自己所生長的國家感到驕傲」。（新加坡《聯合早報》09-05-15）

又據《中國時報》（09-06-06）報導：

「多位中國事務專家四日指出，美國應編列更多經費，把『六四』真相傳播至中國大陸，以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從而提升美國的利益。

美國『國會暨行政部門中國問題委員會』四日針對六四舉行公聽會。前國務院東亞副助卿謝淑麗表示，中國民主發展雖很慢，但確有進展，美國應透過民主基金會等機構提升中國法治、自由，使中國步上公民社會。」

「前美國駐北京大使羅德則說，民主國家之間較不易出現戰爭，且較積極的推動反恐、環保等國際合作，所以『促成中國民主化非常、非常重要』。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的工作，『不但要持續，且應擴大。』」

原來是「把『六四』真相傳播至中國大陸，以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就可以「從而提升美國的利益」，其目的顯然是「美國的利益」，而手段是「中國民主、法治」。如果「中國民主、法治」不能「提升美國的利益」，他們會不會用美國政府出資的民主基金會、美國之音、亞洲電台來「促進中國民主、法治」呢？又，他們能把伯裡的「六四」真相，和海外民運組織是「美國的情報資產」的真相，傳播到中國大陸嗎？

簡單的說，美國乃是要透過大陸的白色西化派和CIA的「老朋友」，促使中國出現一個美國可以支配的「中國民主、法治」的政權。雖然失敗了，但還要利用他們繼續「把『六四』真相傳播至中國大陸，以促進中國民主、法治」，來牽制中國政府，這就是「從而提升美國的利益」。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中共是中國大陸的執政黨，即使有萬般說詞，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責任。「六四事件」將永遠是中共歷史上的污點。「事實勝於雄辯」，我們認為北京當局應早日整理「六四事件」的資料，將其真相公佈於世，為什麼一個悼胡活動會變成一個流血事件，其中與黨內路線鬥爭有何關係，與美國CIA和西方各國在中國大陸的顛覆性滲透有何關係，並把誰該負什麼責任也說清楚，以求彌合此一歷史的傷口。

政治和歷史是現實的，這些CIA「老朋友」和「美國的情報資產」的海外民運份子，無論當年是懷抱著如何的動機，都不可能撼動中國的復興。這些海外民運份子無論當年受了多少委屈，全球炎黃子孫，也不可能答應以犧牲中華民族的復興來換取美國CIA為民運份子所炮製的自由民主。從多諾休的文章中也可以知道，新一代的中國青年渴望中國的安定、繁榮、進步，也不可能接受由CIA炮製的「中國民主、法治」。所以，我們認為「六四事件」只能是白色西化派復辟的悲劇而已。

但我們仍然認為，中共當局應在民運份子交代與CIA的關係，和不再成為「美國的情報資產」之後，能予赦免，讓他們能回到故鄉，結束流亡，畢竟這是一個中國人的人權，並讓「六四事件」的悲劇減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