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中共與二二八事件

台獨將二二八視為台獨運動的起點，其實不然，二二八與台獨的起因是皇民化，要談台獨，先要把皇民化以及二二八說清楚。

台灣經過日本50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呈現複雜矛盾的多面性。從最初簡大獅等台人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胡太明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吳濁流的小說《亞細亞孤兒》的主角，一生處於民族認同的矛盾和煎熬，最後崩潰發瘋。）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一本提倡皇民煉成的小說，發表於1943年，由當時台灣青年陳火泉改名高山凡石所作。小說中的男主角青楠，深以身上流有中國人的血液為恥，一心想透過「不倦不撓的持續『修煉』，努力克服任何障礙，以求變成真正的日本人」。他認為：本島人在肉體上未能繼承享有日本人的血液，但以國語〔日本語〕為精神的血液，以國語為教育訓練，將心理培養磨練成日本人是可能的。）說明經歷日本50年統治後，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三種迥然不同的層次。台灣的光復，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一代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飲泣。

光復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台灣的抗日先人，他們都相信是日本人所稱的「土匪」和「暴徒」，他們對中國的認識是負面的、詆毀的，對日本完全是正面的頌揚，思想意識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和強烈對比，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日棄華的價值觀，他們的皇民化可說是日本同化政策的必然宿命，這些青年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中難以自覺。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戰場節節勝利，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仰慕和嚮往，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台灣的光復使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被迫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

吳濁流說「日本50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其實這只合對中年一代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吳濁流似乎沒看出年輕一代的國家認同已與他大大不同。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深植台灣青少年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在台的表現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惡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光復後台灣民生困苦，除戰後經濟蕭條、通貨膨脹之外，還受到日人撤退前對民生物資竭澤而漁，放手大撈特撈。

二戰末期日本本土與台灣均陷於物資與糧食嚴重缺乏狀態，1941年日台均已實施米穀配給制。在台灣，1942年甚至連肉、魚、青果、油、鹽等民生必用物資也實施配給，1945年春夏，一切副食品幾乎都從市場銷聲匿跡。

二戰停戰時，台灣已到商店幾乎看不到商品的經濟破產窘境。1945年的台灣糙米實際產量約63.8萬公噸，僅及上年產量的59.8%，即使仍實施日據末期配給制度，1946年春台灣仍缺糧約三分之一。如果米糧是在市場自由買賣，則台灣缺糧約超過一半。

當時日本本土也處於糧食嚴重不足狀態，必須實施嚴厲的配給制度，日人形容當時日本是糧食的地獄。但戰後在台灣卻蓄意放棄對糧食與各項物資的一切管制，市場上糧食頓時供應充分，各地餐廳如雨後春筍，一兩個月浪費的糧食可維持台灣半年食用。

此外，日本當局還在台灣濫發鈔票，因應經濟問題及財務窘境。戰爭末期，台、日間的海、空交通運輸受阻，原由日本國內印製之「台灣銀行券」只好改為台灣自行印製。據曾任台灣銀行副總經理的日人本橋兵太郎1964年編纂發行的《台灣銀行史》：為了想迴避與掩飾濫發貨幣所須承擔的政治責任，所以在印製過程中故意將可管控總發行量的鈔券號碼都省略不印。

自日本投降至國府正式接收台灣為止，兩個多月的過渡期間，日本政府為因應復員需要，並為發放為數巨大的資遣及補償經費，大藏省及日本銀行指派鹽見俊二在1945年9月9日當天，將原計畫在日本國內流通的大面額紙幣，派遣一架水上飛機專程運到台灣。機艙內滿載高面額紙幣，數量多到連隨行的鹽見俊二也只能坐臥爬行於裝滿鈔幣之大木箱上。

該批大鈔「預付」在台日本公務員、官員至翌年3月合計共半年的薪餉及退職金；另又支付戰爭末期建造島內各項要塞的工事人員津貼。其他一切必要之相關經費也藉此全數付清。由於這一大筆不須負擔政治責任及經濟風險且有意「濫發」的貨幣，盡皆落入日本軍人、官吏、公務員的口袋，使他們一夕之間都成「暴富」。

但由於日僑、日俘遣返作業實施在即，日本當局深怕過多貨幣循此返國管道回流國內，恐引發日本連續性的通貨膨脹。故當時規定每人皆只限帶一千元歸國。

因此手中擁有甚多餘錢的日人開始在台瘋狂消費，因戰後台灣物資匱乏，不久即形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各地物價飆漲。一場影響台灣甚巨的金融災難已悄然掩至，一年半後釀成社會巨變的二二八事件，此為其遠因之一。

1945年8-10月，台北市白米平均每斤由0.2元上漲18倍至每斤3.6元；11月，更上漲至12元，到1946年的2、3月，台灣社會進入缺糧狀態，而台灣人誤以為糧荒是陳儀政府造成。

早在1946年1月17日，陳儀抵台才兩個月，鹽見俊二就預言「糧食不足狀態可決定台灣今後數年之命運， 也可能發生將決定在台日本人命運的重大事態。治安混亂乃起因於糧食不足，今後的治安混亂將是非常可怕的」。他精準預見影響往後台灣命運的社會事件。

二二八發生後，在台日人幸災樂禍，在旁慫恿台灣人響應，唯恐天下不亂。二二八之後，陳儀槍斃兩名，逮捕數百日人。

美國遠東戰略小組1942年提出備忘錄，主張戰後台灣由「國際共管」，當時美國《幸福》、《生活》、《時代》都曾為文鼓吹此一主張，即戰後台灣不應歸還中國。

美國有一派根本主張台灣歸美國託管，光復後託管派至少有George Kerr（喬治．柯爾，自稱「葛超智」）、Edward Paine（佩因）、和Robert J. Catto（卡托）三人在台灣工作。他們一方面鼓勵台灣人搞獨立，一方面詆毀國民政府、搞壞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等到暴亂擴大到一發不可收拾時，請求佔領菲律賓的麥克阿瑟將軍出兵來台維持秩序，這樣就可穩穩地獲得台灣實質的控制權，進而託管台灣。

鹽見俊二以專機運送鉅額銀行券到台灣，是得到麥克阿瑟司令部許可的。光復初期，行政長官公署擬將在台日籍技術人才留下以維生產，就因美國反對，不得不予以遣返，影響台灣的經濟運轉至鉅，這些都難脫美國託管派的蓄意布局。

光復後葛超智在台灣任副領事，繼續狂熱地推動台灣脫離中國，託管台灣活動。二二八發生前幾個月，葛超智已透過 U.S. Information Service（美國新聞處前身）發送大量傳單，鼓吹美式民主，煽動美國託管，進而台灣自治獨立，並透過與林茂生（台大文學院長）等台灣留美留日知識分子，在報紙煽動反中國情緒。

葛超智涉入二二八事件極深，與主張保持中立的美國領事唱反調，處處協助「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抗陳儀長官公署，希望暴亂擴大到不可收拾，讓美國師出有名。二二八時葛超智還坐著吉普車，在台北街頭四處向台灣人示好，讓人產生美國政府支持二二八的錯覺，對暴民胡亂打砸搶殺大陸人卻不置一詞。

在葛超智鼓動下，3月3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會長王添灯拿了有141人代表，807人簽名的請願書，請美國領事館交給候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將軍：「要改革台灣政治最快的途徑，是將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切斷台灣與大陸的經濟、政治的聯繫，直至台灣獨立」。3日下午4時，台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派林宗賢、林傳克、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赴美領事館請求拍發電報。

主張美國託管台灣的美國媒體，看到二二八亂象有可趁之機，透過輿論強調台灣人民不堪中國政府的暴政，因而起來反抗，刊登的都是在台灣道聽塗說的傳言，以及內奸通外鬼，暴亂分子供給的種種反國民黨消息，又稱據中立方面估計，台灣暴動的死傷人數達一萬人。

如：3月29日，《紐約時報》標題是「福爾摩沙高達一萬人被殺」：「據報導，福爾摩沙人‧要求將台灣交由聯軍最高統帥治理，或是成為美國的保護地。‧‧當福爾摩沙人佔領（屏東）市政府時唱的是美國國歌。」（你信嗎）

4月4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社論：「中國人野蠻無道，有何資格管理台灣，盟軍應即商量，早日將台灣案提交聯合國，立即由中國手中將台灣救出來！」

5月，美國的《亞美雜誌》（Amerasia）第6卷第5期刊載《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認為：「國民黨在台的統治係一群以法律為護符的中國盜匪集團；其重演日本剝削台民的這一史實，並非奇聞。」「在3月12日，已有約計一萬人被屠殺後，陳儀結束他的恐怖政治。」

一些美國媒體也跟著應聲附和假新聞，意圖影響美國對台政策。

林茂生等人以為葛超智代表美國，誤認自己受到美國撐腰，大受鼓舞，極力火上加油，煽激暴亂，不明白這是葛超智與部分美國媒體的片面主張，美國國務院並不同意。林茂生等人得知國府派兵到台灣而非美國，尋求美國領事館庇護而不可得。

1948年5月，金堯如在香港見到謝雪紅，才知她1928年在上海參與建立台灣共產黨。關於二二八，謝雪紅對金堯如說：「當時在群眾運動中，事起倉卒，發展得迅猛，誰也沒料想過。我們身不由己，只恐落後於群眾運動。一旦捲入之後，便像投入海浪中跟著翻騰了。尤其是，當時混入二二八起義的人群中，帶頭起哄、聚眾鬧事、打打搶搶的，後來據善良的老百姓報告，多數是日治時代的地痞流氓、光復後的無業遊民。殺害外省籍的公務員、打劫外省籍的同胞主要是這兩類人。還有第三類人是戰時參加日軍的復員軍人，他們會指揮，又會用槍械。這三類人合起來，在廣大善良的群眾中卻變成先鋒和主力。我們根本管不到啊！」

謝雪紅接著說: 「這三類人背後，還有一種人，是日治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有野心的政客、地主中的土豪劣紳分子。他們能操縱前三類人，指使他們造反、鼓勵他們暴亂，好讓他們同省政府、市政府討價還價，要官要權要利益。對這一種人，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好一面同他們敷衍面子，一面設法奪取起義的領導權。我組織熱血青年奪取武器、衝市政府，其實是想把局勢控制在我們手上，把領導權奪取過來。但是，誰料到不知不覺走上了城市暴動、奪取政權的左傾盲動道路了」。

「老金同志呀！在這個地方（香港），我現在可以告訴你，我謝雪紅，或者講我們台共同志們，根本沒有取得領導權、掌握領導權啊！那裡談得到好好領導、正確領導？你所說的陳儀的省市『處理委員會』，我們何嘗不想到用呢？但國民黨省市政府談判的對象是過去的政客，是地方紳士，是有實力的土豪。這些人都擠進『處理委員會』裡去，那有我們的座位呀？想利用也沒有機會。一句話，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上，而是在三類人的背後那一種人手上！這就是事情的真相。當然，我不是說那些『處理委員會』中全是這類人，其中也有不少台灣同胞中的菁英，卻受到（處委會的）冷落、排斥，以至受到迫害。」

「等到國民黨大軍一鎮壓，我和一些台共同志便不知如何應戰。那三類人也立即潰不成軍。那些地痞流氓、復員台兵，他們跑得快、躲得好。只有那些有野心的，想在政壇上混水摸魚的政客和紳士，老的跑不動、年輕一點的自以為有靠山跑得慢，於是被殺的倒不少。這些善良的有志青年，像我組織起來的那許多人，犧牲很重。有不少還為了掩護我撤退、逃亡而犧牲的。我認識到武裝鬥爭搞早了、搞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