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大日本帝國」招魂

台灣原住民李光輝，是陸軍一等兵。二戰結束後，仍躲藏在印尼的摩洛泰島山區，獨自生活近30年。1974年被發現後才被送回他的故鄉，台灣台東。當時日本政府發給李光輝日幣68,000元。但是同一時期在關島山洞被救出的兩位日本兵，橫井庄一領了1,000萬日幣，小野田寬郎是少尉軍官，所以領2,000萬日幣。當年的「日台戰士」，真的「皆為同袍」，「生死與共，榮辱同擔」嗎？

明治大學宮崎繁樹教授因此發動組成「台灣人元日本兵士補償問題思考會」，並組成八人的律師團，邀請台灣人鄧盛等13人當原告，向日本政府及國會要求賠償包括貯金、未給付薪俸其他等等。1982年東京地方法院的審判長牧山市治，針對這一案件的判決是：「台灣人的告訴非常值得同情，但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所以不是敗訴，而是「棄卻」（駁回）。當時告訴團團長鄧盛在法庭上大發雷霆說：「這種天理難容的判決，是不是日本已沒有正義、人道？日本人是沒血沒淚的嗎？」宮崎繁樹是有良心的日本知識分子。然而，這是「台灣之碑」所要鞏固的「日台的恩義連結」嗎？

1987年9月2日，日本國會終於通過「台灣住民元日本兵、軍人、軍屬、戰死者等之慰問金法律案」，決定戰死者慰問金每人日幣200萬元。日本政府之所以堅持：他們對類似案件只能發給「補償金」或「慰問金」，而不能給予「法律的賠償」，便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把殖民地的人民當作「日本國民」。「台灣之碑」所要「發揚光大」的「前人深刻情誼」到底指什麼？

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在《沖繩札記》一書中記載：1945年美軍登陸渡嘉敷和座間味等小島時，日軍強迫島上數百名居民到軍營中集合，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然後引爆手榴彈，集體自殺。座間味是美軍最早登陸之處。「平和祈念資料館」的第三展示室，企圖展現在美軍猛烈砲火及火焰噴射器攻擊下，當地居民感受到的「死的徬徨」。其中有一家人的塑像，畏縮地躲在山洞裡，母親用手掩住孩子的嘴巴，生怕他哭出生來；旁邊站著一個日本兵，手持著刺刀的長槍，擺出威嚇的姿態。大江說：「『天皇陛下萬歲』，這個具有象徵性的話語，對受到侵略及被殖民的亞洲人來說，卻是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他深入反省並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根源，因此被稱為「日本人的良心」。

2016年6月，上任剛滿一年的蔡英文，偕同一群台、日政要，到琉球參加「台灣之塔」的落成典禮。蔡英文似乎不知道日本併吞琉球的歷史，我們的「駐日代表」可能沒有帶領她去參觀這座號稱「阿鼻地獄」的展示室，但她顯然同意這樣的碑文，所以才會千里迢迢跑來參加這個落成典禮。可是，這樣的碑文能夠彰顯出「台灣人的良心」？她署名的「總統」，到底是哪一國的「總統」？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和日本軍閥站在同一陣線，蔣介石則是東方戰場上主要的抗日作戰領導人，他跟當年許多國家的領導人一樣，都犯過許多過錯。他抗日有功，治國有過；這樣的功過必須交由歷史學家來作客觀公正的評估。第三次政黨輪替之後，蔡政府對日本政府在二次大戰前後的諸多作為不敢稍置一詞，反倒不顧一切，動員他們所掌握的權力，通過立法搞黨產會、促轉會，宣稱要「清算」蔣介石帶領的國民黨在同一時期所犯的過錯。這難道不是一種「選擇性的正義」嗎？

蔡英文顯然以為：「權力就是真理」，她當選了「總統」，就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重新論斷歷史人物的是非對錯。「台灣之塔」的碑文上說：台籍戰士「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不應被後人遺忘」，這種說法不但完全否定戰後盟軍的軍法審判，而且擺明了綠營的基本立場是要擁抱日本軍國主義，完全不管當年台灣人民被迫當兵，甚至在日本軍官暴力威脅下被迫殺人的苦衷。蔡英文真的知道他們在盟軍的軍事法庭上聽到自己判死刑時的心理感受嗎？她的作為真的是台灣人民所要的「轉型正義」嗎？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任何人都不難看出，這種「選擇性的轉型正義」，真正目的是要打垮國民黨，讓蔡英文的民進黨可以長期執政。所以促轉會前副主委張天欽才會肆無忌憚地召開「內部會議」，要求大家以「東廠」自居，「餵」資料給立委，來「操作」侯友宜。與會委員也如響斯應，表示可以找民進黨立委來當「側翼」。「東廠」事件爆發後，輿論譁然，促轉會裝模作樣地發表了一個不痛不癢的調查報告，國民黨立委到促轉會抗議，促轉會發言人楊翠立刻痛罵這個「前威權政黨」：「一個過去手染無數鮮血的政黨，竟然可以如此狂言！」

楊翠的發言，固然令人驚悚，可是，她的說法難道不正反映出蔡政府一貫的歷史觀？正因為蔡政府有這樣的歷史觀，所以藤井才敢跑到台灣來，腳踢慰安婦銅像；也正因為蔡政府始終是把軍公教人員當作是「附隨」「前威權政黨」的餘孽，所以燕子颱風吹到關西機場，我國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遭指責工作不力，駐日代表謝長廷立刻和他「劃清界線」，要他負責；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認為他「的確有檢討空間」，最後到職才兩個月的辦事處長蘇啟誠，終於在官邸自縊身亡。

綠營這種「反中媚日」的歷史觀，可謂其來也有自。1987年，「台灣住民日本兵士告訴團」向日本政府索取賠償未付軍餉、儲金和保險金，要求與日本復員軍人一樣的賠償和年俸，到東京街頭示威遊行時，不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漠視以及日本人的冷眼相待，當時已經掌握台灣政治大權的李登輝，因為種種因素，而視若無睹，不置一詞。

到了2018年6月，他卻以髦耋之年，坐著輪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的揭幕式。元月23日在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評：「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和平紀念公園」，在晴空烈日下為「慰靈碑」主持揭幕式。主要儀式的進行是由李登輝全程作日語演講，而蔡政府派駐日本「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蔡政權對李登輝的支持。儀式結束時，李登輝還帶領會長，用日語三呼「萬歲」！這難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說過「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嗎？這塊號稱「慰靈碑」的大石頭其實只刻著李登輝所提的「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為哪一個「國」作見證呢？李登輝衷心認同的「國」，是二次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嗎？「大日本帝國」不是已經是走入歷史了？怎麼可能成為當前台灣人民的認同對象？【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