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陷阱與新格局

自1979年中國大陸與美國締結正式外交關係，迄今已歷40年。大陸對偉人與大事「逢十」的紀念，向來慎重其事，以期掌握總結回顧與開拓創新的機遇。2019年與10年前的中美關係相比，出現了重要的變化。2009年時中共剛召開十七大與十一屆全國人大，當時民主黨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rack Obama）剛上任不久，大陸整體外交局面包括中美關係總體向好。這一方面是因為北京成功地掌握了當時國際局勢當中主客觀條件和主要、次要矛盾，成功地運用戰略機遇期帶來的機遇，另一方面來說，2009年的國際上許多事情也正在起了「新變化」。

此後的10年，中美關係逐漸進入過去30年未有的調整期，過去成功遲滯與管控的次要矛盾，由於國際體系變遷而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儘管十七大以後至十九大的10年，北京全力推動「新型大國關係」的調度，但目前大國關係最具成效的仍是中俄關係，可說始終維持在普京總統所說的「歷史最好時期」。目前中日關係也逐漸走穩，中歐關係則因為歐盟自身內部的動盪而此起彼伏，但中美關係仍有滑向艾利森（G. Allison）所稱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危機。「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新事物，而是西方安全困境理論視野下的舊概念。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世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意思是它並無必然性。不過習近平也在今年1月《求是》雜誌撰文，強調「從物質決定意識」、「不否認意識對物質的巨大作用」的角度，應辯證把握國家發展的階段性特徵。以此觀之，北京必將深入總結中美關係40年各階段的實踐經驗，以謀為新時代開出新格局。

筆者曾依據國際關係理論一個學說的主要論證，提取「位置」與「身分」兩組核心概念，構建了三組中國外交基礎類型，除了曾在《世界經濟與政治》發表，並藉以說明改革開放至十七大中美關係的變與不變。這三個基礎類型分別是「國際體系平衡者」、「國際社會負責者」與「國際秩序變革者」，它們同時強調物質性與理念性因素對一國對外關係的綜合性、辯證性影響。

一國在國際體系的「位置」，是由兩大物質性因素決定：「位置」首先是由國家在體系中根據權力分佈的格局及自身的「能力」所規定的，例如在兩極或多極中居於一極。其次，一國的位置也取決於地緣因素，如國家彼此空間上的臨接程度。外交政策具有能動性，所以國家能做出選擇。但「位置」限制了國家的選項，使其無法有無限多的政策可能。「身分」做為理念性、意識性的因素，則在有限的政策選項中，依據國家既往累積的歷史經驗與義利觀偏好，促進特定選擇的優先排序，使其更易於出線。一國在國際社會的「身分」也包括兩個共構的方面。首先，「身分」的屬性是心理學上的「歸屬感」，即行為者主觀認定「我是誰」的問題。其次，「身分」的另一屬性是國與國互為主觀的互動產物，其屬性是社會學的「資格」，需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正面或負面的回應，使這個「資格」的內容得到證實。一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歸屬感與資格可以是協調一致的，也有可能是矛盾的。如果兩者是矛盾的，即使「位置」未必受減損，國家的總體安全也會受到挑戰，必須改善治理方式，使之復歸協調穩定。

「體系平衡者」在當代語境中也叫「一極」，其內容主要由極的「位置」所支持，強調國際環境是主權國家的物質性實力構成的「格局」，國際關係就是這些主權國家在總體無政府狀態的自助環境裡，基於綜合國力多寡，求取安全與增長的競爭關係。綜合國力的多寡直接涉及國家間無政府狀態下，捍衛主權與安全的有效性，所以只有維持並提升綜合國力，善於擴大「朋友圈」，才能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核心利益。在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歷程中，鄧小平曾提示的「韜光養晦」結合「發展才是硬道理」原則，與「體系平衡者」的國家定位與外交政策類型最為接近。

「國際社會負責者」定位為人熟知，部分歸功於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B. Zoellick）。但「負責」所意味的維護國際社會的秩序現狀、不追求另起爐灶的「身分」，並不是2005年才出現的。新世紀起始以來，不管是作為規範性的期待，還是事實發展的描述，「大國責任」已是中國外交文獻常見的概念。責任觀強調秩序現狀的維持和進展，對一個大國而言是可能且值得追求的。例如中國有能力促進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秩序維持與進展。而維護與促進的方式依照制度化的程度不同，可以包括大國協調或有強制性的國際建制。國家不僅著重物質性位置的改善，也透過現狀制度維護並提升國際身分的正當性。「負責任大國」現在已寫入十八大報告，並進一步提升為新時代中國外交有所作為的「大國擔當」。

「國際秩序變革者」的類型也以各種概念表現於中西方的相關文獻中。變革的對象包括規範面的制度價值，或者指相對客觀的體系內權力分布狀態。在制度與價值方面，可以從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到挑戰西方國際體系典範與資本主義經濟秩序。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外交曾明顯具有變革甚至革命的色彩，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不忘與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同呼吸、共命運，一方面堅持多邊主義全球治理的現狀，一方面奮發有為，引領治理機制的改革，是中國外交的重要遺產。

筆者運用三種外交基礎類型回顧改革開放到2010年前後的中國大陸外交與中美關係，認為經歷了蘇聯霸權主義包圍、1980年代末期內外挑戰與西方制裁、90年代後期金融風暴與中美系列風波、新世紀初期「中國威脅論」與中美「戰略競爭者」問題等諸多危機和風險，分別表現為「團結美國制衡蘇聯霸權的平衡者」、「獨立自主下中美合作的平衡者」、「韜光養晦突破西方封鎖的平衡者」、「以均勢為基礎探索大國身分的平衡者」、「美中夥伴與大國區域秩序負責者」、「睦鄰為基礎的負責任大國」、「改革美國霸權秩序的負責任大國」等多個成功的組合性定位，這些定位的特點，也分別由代表性的中美關係、國際危機與事件的解決所彰顯，分別包括︰蘇聯入侵阿富汗並支持越南擴張、中美八一七公報簽訂、八九事件、蘇聯解體與國際格局轉變、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締造、朝核六方會談與南海行為宣言的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與一帶一路全球治理革新倡議的實踐。

在十七大時，筆者曾展望後布希時期中美關係，判斷由於兩國物質實力所規定的相對結構性「位置」仍有相當差距，北京雖有國際秩序改革的身分醞釀，卻不超越當時「位置」的限制。但當時中國綜合國力崛起趨勢已經相當明顯，中美未來的「位置」與「身分」競爭雖將以合作為主調，但對個案危機的管理已是兩國關係是否能穩定的重要挑戰。此後歐巴馬政府果然隨著韓半島與南海危機，推出亞太「再平衡」制衡中國，但美國民主黨當局仍主要沿襲其現狀霸主的多邊制度維繫者的身分，中美關係的風險總體可控。

當前非典型、民粹色彩濃厚的川普（Donald Trump）上台，美方內政因素造成的不穩定，以及川普刻意造成的決策不可預期性，使得體系變遷，特別是新世紀早已啟動的「權力移轉」的問題，完全以體系的主要矛盾方面浮現出來。美方所謂的中美戰略競爭，負面效應全正以更快的速度漫溢到雙邊關係的眾多領域。兩國戰略對抗的重要徵象集中在美國的「退群」行為，背後透露出川普當局準備拋棄或至少單邊主導大幅改造二戰後自己創立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和其支柱性組織與建制，甚至似乎意圖構建一個與世界第二大貿易體、全球半數國家最大貿易夥伴的中國完全脫鉤的新冷戰秩序。

不過筆者認為，美國各界固然確實有「和平演變」大陸失敗的失望與挫折，但霸主用「退群」來逼迫「多極」去孤立其中一極，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是相當脫離現實的，甚至更多是美國國內政治氛圍的一種投射。當前中美「貿易戰」的談判，則顯示北京加強負責與平衡的方略，也為東北亞、東南亞逐漸穩定的睦鄰大局和抑制台海可能的擾動，創造更有利、可持續的條件。北京外交善於在過去經驗和考驗中組合運用不同的定位，在第一個百年總目標引導下，透過管控體系矛盾的表現形式，中美陷阱並非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