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盧溝橋事變經緯及其省思

鄭海麟


引言 自六○年代起,隨著戰後日本經濟的復甦和崛起,日本右翼勢力亦開始抬頭,與此相呼應,日本學術界出現了一股「戰爭重新評價論」的勢力。具有軍國主義思想的右翼分子發表了一系列的論著和翻案文章,對戰後東方國際軍事法庭追究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責、懲處日本戰爭罪犯的正義審判提出異議。他們利用一些所謂戰爭倖存者、目擊者的「回憶錄」、「筆記」等等,編造了許多「史實」,諸如「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問題」、「南京大屠殺虛構論」等等,試圖推卸日本對華侵略的戰爭責任,否定其戰爭犯罪問題,以求達到「重新評價」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之目的。在這股歪曲歷史真相的逆流中,要數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秦郁彥的《日中戰爭史》和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殺」之虛構》最有代表性。這些假歷史研究之名,行竄改歷史真相之實的所謂「學術著作」,成為日本政府竄改歷史教科書的「依據」。 對於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和否定南京大屠殺、鼓吹日軍侵華和大東亞戰爭「合理」、以及竄改教科書等的翻案逆流,日本許多正義之士,如家永三郎教授、洞富雄教授、藤原彰教授等,都曾發表資料堅實的論著及義正詞嚴的言論,駁斥鼓吹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戰爭重新評價論」。其中,家永三郎教授更是三十多年來鍥而不捨,控訴日本政府透過對教科書的審查,以圖竄改二次大戰時對亞洲各國的殘暴侵略行為,包括否認南京大屠殺及把「侵略」一詞改為「進入」等等。 今年是「七.七」盧溝橋事變七十八周年暨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為了紀念這一重大的歷史事件以及因日本發動這場侵略戰爭而喪生的三千五百萬同胞,筆者從維護歷史事實和堅持人類公義的立場,在中日正義之士的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所收有關盧溝橋事變的歷史資料,對該事件的歷史真相作如實叙述,同時對日本學者歪曲史實、日本政府竄改教科書的思想根源略作剖析。  盧溝橋事變之經緯 盧溝橋坐落在北京西南永定河上,建於金朝大定二十九年(一一八九年)。為我國古代少數遺留下來的著名建築物之一。因該橋建築工藝精美,元世祖時,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曾作介紹,故而流傳歐洲,聞名世界。 早在「七.七」事變前夕,日本軍部便在擬訂的《對華作戰設想》和《對華作戰計劃》裡規定:「日本軍始終把中國作為一個假想的敵國……只在一方面作戰,不能消滅中國的武力,因此應只占領必要地區。如此持續下去,給中國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國不得不向我方屈服。」 盧溝橋事變計劃就是要占領平漢鐵路,給中國以痛苦,使中國屈服。根據這些文件規定的方針,日本的華北駐屯軍開始向北平外圍移動,並以重兵占據西起豐台、東至山海關的鐵路沿線。北平的東面,已淪為日本卵翼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統治區;北平的北面和西北面,有日本豢養的察北偽蒙軍;惟有北平的西南面,尚為中國駐軍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軍(原屬西北軍)防守。因此,位於北平西南十五公里,處於平漢鐵路線上的盧溝橋,就成為北平通往南方及其他地區的唯一門戶,為中日軍事上必爭之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的華北駐屯軍在事先並未通知中國當局的情況下,即開往北平西南郊靠近盧溝橋中國兵營的龍王廟一帶,進行「軍事演習」,蓄意挑起事端,日軍的「演習」直至深夜。二十三時左右,忽有槍聲數響發自宛平城(今北京市豐台區盧溝橋鎮)。二十四時,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大佐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交涉,詐稱日軍在「演習」中,彷彿聽到宛平城內發出槍聲,在紛亂中失落日兵士一名,日軍今夜要進城搜索,當即遭北平當局拒絕。事實上,據當日率領日軍「演習」的中隊長清水節郎大尉的《筆記》載稱:「行跡不明的士兵,不久被發現了。」 然而,日軍堅持要派兵入城,並以「武力保衛前進」相威脅,又遭北平當局嚴詞拒絕。繼而,雙方派出代表前往宛平調查並協商解決辦法,就在此時,日軍一部已將宛平城包圍;另一部則自豐台向宛平急進,並多次向宛平城內開槍射擊,以迫擊炮攻城。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負責守城的中國駐軍第二一九團吉星文所部,奮起予以還擊。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發布「命令前線官兵堅決抵抗,盧溝橋即爾等之坟墓,應與橋共存亡,不得後退。」 盧溝橋畔中國軍民抗擊日本軍事侵入的槍聲,揭開了中國人民全面抗日戰爭的帷幕。   日本為了逃避罪責的狡辯 「七.七」盧溝橋事變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事變的起因完全是由於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的駐軍,為達到擴大侵略的圖謀,最終全面占據中國之目的而製造藉口,事實再明顯不過了。然而,近期以來,一些日本的所謂「史學家」,為替他們「父輩」侵略罪行狡辯,挖空心思地提出了所謂「盧溝橋第一槍」問題的「新事實」、「新見解」,用以證明日軍當年發動「七.七」事變的「被動性」和「偶發性」,處心積慮地要開脫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責,為將日本教科書中「侵略」一詞改為「進入」提供理論及「實證」依據。 在這類辯解的日文著作中,要數秦郁彥的《日中戰爭史》最具代表性,該書於一九六一年由東京河出書房新社出版,其中第四章約二萬五千字討論盧溝橋事變,內有一節題為「罪人是誰?」,他列舉了如下幾種說法,以推測盧溝橋事變的起因:   (一)為日本方面造成的。如指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參謀或特務機關的個人陰謀造成的,但據所列出的幾個當事人都全表示否認(即不成立)。 (二)為中國方面造成的。這方面又有幾種可能: (1)中國守軍眼看日軍夜間演習,由於恐懼心理的驅使而開槍,因此挑起盧溝橋事變。 (2)當時馮玉祥的反蔣運動失敗,試圖利用華北的緊張形勢重掌地方實權,因而挑起盧溝橋事變。 (3)中國共產黨人企圖利用日中兩軍的對峙,以求自身的生存發展空間,因而「策劃」了盧溝橋事變。 總之,秦郁彥教授的種種「論證」,目的是要將盧溝橋事變的罪責推到中國人身上,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開脫。為了證明盧溝橋事變的第一槍是誰放的,秦教授甚至考證諸如彈丸的飛行速度、彈丸離開槍口的聲音、射擊時的閃光等等,以此來證實這第一槍實彈是來自中國軍隊方面,真可謂「費盡心機,用心良苦」。 然而,秦教授費了很大力氣考證出的「事實」,一點也幫不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忙,可以說只是妄費心機。因為盧溝橋事變是日本在中國的駐屯軍的某些人,在關東軍主謀人的鼓動下策劃的這一事實,已經獲得大量的中外史料證明。 這些證言揭露出日軍發動盧溝橋事變,是為了配合推動日本侵略中國的總計劃。這點亦可從日本軍部一九三七年度的《對華作戰計劃》中獲得證明:「決定在對華北作戰時,除過去的兩個軍(五個師團)外,根據情況再增加三個師團,必要時還可能在華北五省進行作戰。因為當時按國策正在執行華北自治方針,為應付這一點,也須考慮用兵準備。」  可見日軍試圖通過挑起事端製造藉口展開全面侵華戰爭,是早就計劃好的,只不過是拿盧溝橋事變作為引發點罷了。歷史事實本就如此,豈容日本右翼學者狡辯!   日本竄改教科書的思想根源 日本軍國主義者通過陰謀策劃盧溝橋事變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使中國人民遭受到極大的災難,同時也給日本人民帶來很大損傷。對於日本軍國主義所犯下的罪行,戰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已根據國際公法作出了正義的審判。本來,作為製造災難的日本方面,應該深刻地反省自己的過去,追探導致這場人類浩劫的軍國主義思想根源,使日本民族在未來的歲月中免蹈前輩軍人的覆轍。但是,部分的日本人(甚至包括當政者)並不是這樣想,他們認為反省過去,「負罪」的話說多了,會影響日本民族和人民的「自尊心」,妨礙日本民族未來的發展。他們說:「日本人,甚至與戰爭毫無關係的子孫們,都時常有侵略中國的負罪感,難道日中關係必須以贖罪的形式出現嗎?」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一味地反省和過份地強調完全脫離事實的日本人自身的恥辱,並以此作為『贖罪』的標誌……那樣的態度不僅是可悲的,而且還會失去對方以及世界的信任。」 基於這樣的認知,他們要否認過去「父輩」所犯下的侵略罪行,這就必須推翻東京法庭的審判,「重新評價」日本發動的「大東亞戰爭」,以「侵略無罪」的姿態出現於世人面前。而要達到以上的目的,又必須從修改歷史教科書開始。下面的兩段話清楚地表述了部分日本人的心態: 「讓日本無論何時都承擔戰爭責任,而在同亞洲各國的外交關係上以負罪的姿態出現,坦率地說是不合理的。」  「各出版社的教科書正是貫徹『東京裁判史觀』,把我們的父輩視為歷史上空前的戰爭罪犯,片面地判罪於大東亞戰爭,這種史觀必須改變。」  以上的言論不僅混淆了歷史與現實的區別,而且也混淆了侵略有罪還是「無罪」的是非。正是在這種有意混淆是非的心態影響下,日本政府通過對教科書的審查,將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中日本「侵略」二字刪去,把日本近代對中國及亞洲各國人民屠殺和掠奪的血腥侵略史,竄改為「和平」的「進入」史。近年以來的「教科書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然而,日本政府這種顛倒是非的舉動,引起了中國和亞洲各國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人民的嚴正抗議和譴責,在歷史事實和人類公義面前,他們才不得不改變過來。雖然,教科書事件引起的風波似乎過去了;但是,日本朝野不願反省過去的歷史,要求「重新評價」所謂「大東亞戰爭」者仍不乏其人。例如日本「國土廳長官」奧野誠亮於一九八八年在眾議院答辯中便說:「我是對使用『侵略』這個詞很反感的人。在『侵略』這個詞的『略』裡包含有侵入並奪取土地、奪取財產的意思,……在當時的日本,我想是沒有這樣的意圖的。 說到日中戰爭,從昭和十二年的盧溝橋事件開始問題不斷擴大,政府一直堅持不擴大的方針,我想對此毫無說明的必要。」  奧野的這番話,簡直是一派胡言。日本從「九一八」起侵略中國的十五年戰爭中,搶掠中國的財富無數,屠殺大量無辜平民,強占中國的廣闊領土,從東北擴展至海南,使中國人民蒙受了曠古未有的大災難、大浩劫,難道這些責任不應由日本承擔、反而要栽到受害的中國人民頭上嗎?值得注意的是,奧野的這種思想,反映了部份日本人的歷史觀,以及他們對「侵略」的不同理解。在這部份人的頭腦中,始終認為日本的侵略是給中國帶來了「解放」。他們把日本與歐美列強爭霸,意欲把中國由列強共同殖民地變為日本獨占殖民地的圖謀,說成是擺脫歐美各國的壓迫,爭取「亞洲解放」的努力,說「日中戰爭是亞洲的解放戰爭」。 以奧野為代表的部份日本人為什麼會產生如此想法呢?我認為還必須從日本的民族文化中去追尋它的思想根源。 自從進入近代以來,日本經由明治維新,國力開始強盛,軍國主義勢力亦從此抬頭。當日本從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下解脫出來之際,便把魔掌伸向亞洲人民,它所鼓吹的所謂「解放亞洲」,實際上就是將不平等條約的繩索從自己身上解下來,重新套在亞洲人民的頭上。而且,由於日本民族文化中長期鼓吹所謂「皇道」、「大和精神」,強調「天皇萬世一系」的血統純一性和種族優越性,往往視亞洲各國人民為「低等」民族,誠如日本史學家山清行寫道:「日本人過去長期存在著蔑視中國人的觀念,雖然最近是好一些了,但一直到戰爭結束前還稱呼中國人為『清國奴』,把他們看成劣等人種。」 因此,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各國以「優等民族」和「神國」自居,把侵略亞洲各國稱為「聖戰」,從而將其對亞洲各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正當化,於是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也被當作「發揚國威」來宣傳,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也被當作「皇恩浩蕩」來報導。 以上強調血統的單一性和種族的優越性的文化思想,便是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猖獗,對外擴張侵略的思想總根源,只要這種思想文化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日本民族便不可能對過去的侵略行為和戰爭罪惡產生真誠的反省意識。與此相聯,類似參拜靖國神社與竄改歷史教科書的事件將會不斷重演。因此,為了真正開啟日本人的反省意識,徹底破除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思想文化傳統,使二次大戰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在抗日戰爭結束七十周年之際,回顧一下盧溝橋事變的歷史教訓,深入檢討日本竄改教科書的思想根源,確實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