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

自蔡英文當選之後，台灣問題成為了大陸民眾前所未有的關注所在。當政治陷入死局的時候，認同問題就分外突出，台灣人的認同是比獨統還要麻煩一百倍的問題。「九二共識」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原則，但是，「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政治上的「中國」兩岸是有明顯分歧的。但文化上的「中國」可以「一中同表」嗎？當兩岸在政治認同上陷入分歧的時候，尋找文化的共識與「同表」就顯得更為重要。只有將何為「中國」這個問題釐清了，「九二共識」才能獲得堅實的歷史與文化基礎，台灣的主體意識、台灣人的認同才不致走上「去中國化」、與中華文化對抗的歧路。

兩岸先要搞清楚何為「中國」

中國是所有中國人的中國，而不是任何黨派或政府的私產。當我夜讀台灣學者楊儒賓教授的《1949禮贊》一書，雖然在政治認同上差異甚大，但在文化認同上卻有知音之感，楊教授提出的「中華文化在台灣」，超越了獨統立場，將本已陷入對抗、互為「他者」的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還其本來的互相交融、內在鑲嵌的本貌，是為難得的識見也。

一 海峽兩岸的存在、分斷體制的形成，是冷戰時代的產物，雖然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多年，但兩岸的分治，卻依然存在，而且將繼續存在下去。大陸在國際社會擁有無可置疑的國家主權，代表中國；台灣缺乏國際社會承認的主權，卻享有完整的治權。近代以來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幾乎所有的政治共同體都是以主權國家為核心，即使是冷戰時期的東德與西德、至今依然處於分斷狀態東北亞的朝鮮半島，雙方都在聯合國擁有獨立的席位。到了近代。某個政治共同體的治權通常由處於其上位的主權國家授予，但自從1971年10月25日，根據聯合國2758號決議：「中華民國」被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成為「亞細亞的孤兒」之後，治權與主權剝離，成為主權缺位、治權完整的政權，這樣的共同體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第二個。楊儒賓教授指出：「台灣政治癥結的‘主權’概念原本即是西方現代性的產物。兩岸局勢的特殊性既然那麼特別，也許我們可以繞道思求另解」。這個「繞道思求另解」，不在已經抽為死結的主權之爭，而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脈絡當中。 「一個中國、多個政權」在當代政治之中乃是殊例，但在二千年的中國歷史當中卻為常態。古代中國雖然是一個國家，卻不是近代那種以主權為標誌的民族國家，而是王朝國家。歷史上的王朝經常更替，但有一個超越了具體王朝而始終存在的文明共同體，其不僅具有制度典章的政治連續性，更具有宗教語言禮樂風俗的文化一貫性，這一以中原為中心的文明共同體，就叫做「中國」。從時間的延續性而言，中國是以中原為中心的、連續的文明共同體，但從地域空間的角度說，「中國」又是多個政權並存的空間復合體。 現有中國版圖之內的古代歷史，在大部分時期不是只有一個王朝，而是有多個王朝政權。不說分裂時期的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魏晉南北朝，即使在大一統的中原王朝時期，漢朝的北方有匈奴、鮮卑政權，唐代有突厥、吐蕃、南詔、回鶻、與兩宋王朝並存的，有遼夏金元。我們所熟悉的二十四史，是單線的、一元的正統王朝故事。但在今日的中國疆域之內，歷史上各個時期除了正統王朝，還有眾多並存的王朝，他們同樣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只是常常被忽略、被遮蔽的一部分。歷史上的「中國」並非一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意義上的主權國家共同體，而是由多個王朝、多個政權共同組成的文明國家共同體。 從中國自身的歷史脈絡中獲得智慧的「九二共識」其妙在於：雖然兩岸分治，各有治權，但在「何為中國」問題上，超越了主權歸屬的難題，海峽兩岸，共享「一個中國」的文明大屋頂，形成一個由共同的歷史、文化、語言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 如今與「一個中國」對立的，不是一般的台灣意識，而是「去中國化」的極端台灣意識。似乎承認了「一個中國」，承認了中華文化的大屋頂，台灣文化就失去了主體性。那麼，台灣意識究竟從何來，其內涵究竟意味著什麼？ 楊儒賓在書中指出：「台灣意識是共同體意識，台灣居民會形成全台範圍的共同體意識是相當晚的，台灣意識就像現代民族主義的萌芽一樣，恐怕都是要在現代國家系統下，經由共同的教育、發達的印刷術、興盛的媒體諸種作用的加持，才容易茁壯」。他判斷，台灣意識大約在1860年代前後產生，在此之前，原住民各族群之間、閩南人與客家人、閩南人中的漳州幫、泉州幫不斷上演械鬥的戲碼，1860年代之後，這類械鬥顯著減少，隨著民族主義意識的出現，台灣意識隱然成型。不過，此刻的台灣共同體意識，就像同時出現的廣東意識、湖南意識一樣，只是一種省籍意識。中國的省籍意識，是與近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同時誕生的，可以說是國家意識的伴生物。所謂的民族主義，在當時有國家民族主義與省籍民族主義之分。1895年，日本殖民者佔領台灣之前，如果真的已經有台灣意識的話，那只是與湖南意識、廣東意識一樣，只是省籍民族主義而已。

二 任何共同體意識的誕生，都要有「他者」。1860年代之前，沒有台灣意識，只有各種各樣四分五裂、互相衝突的部落意識、鄉曲意識，1860年代，在台灣出現了省籍意識，之所以如此，乃是缺乏一個作為台灣整體的「他者」，中國當時是台灣的上位，不是台灣的「他者」。在清代台灣，無論是通過科舉而實現的士紳階級文化，還是社會底層的閩南、客家文化，都來自中國大陸，是中華文化的支 流。台灣意識的最早「他者」，乃是1895年之後新的統治者日本。台灣民主國雖然曇花一現，但可以視為台灣意識的第一次自覺。 在日據時代，台灣意識越來越明晰，但其內涵和形式卻是漢語言文化，林獻堂、蔣渭水的台灣文化協會以中原的精英文化對抗以「文明」面貌出現的日本文化，社會底層的老人們繼續穿唐裝、年輕女性流行穿旗袍，以日常生活的姿態頑強地堅守自己的文化認同。這一文化認同，既是台灣的，又是中國的，台灣意識與漢文化意識糾纏交融在一起，形成台灣的「我者」，以此反抗外來的日本「他者」。而1945年10月，台灣回歸祖國，「光復後的台灣人民因加入同族的國家，成了中國的國民，所以它同時解決三、四百年來歷史發展的矛盾，台灣居民的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糾葛在光復的剎那一並解消」。 然而，「二二八」悲劇的發生，使得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產生了一道長久無法彌補的裂痕。楊書中引用的一個歷史細節非常令人震撼：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是省議員，在「二二八」期間代表台方與中央派來的代表談判，受盡官方凌辱，回到家裡傷心地說：「我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受父親影響，彭明敏後來成為「台獨教父」。 事件之後，一群又一群的民國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和家眷從基隆港下岸後，直接搬進台北後來被命名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道…… 上至「總統」，下至「警總」，沒有一個人能聽懂台語，卻擁有這座小島上至高無上的權力，「外來政權」和「外省族群」從一開始就被貼上「原罪」的標籤。 從「二二八」這一刻開始，台灣意識的「他者」轉向了，從日本轉向了它的母體中國，從此也受到了兩蔣父子的國民黨威權體制近半個世紀的打壓。越是被打壓的本土意識，越是容易蛻變為一個對抗性極強的、賴「他者」而自我存在的封閉意識。等到陳水扁時代全面推行「去中國化」之後，台灣意識成為與中國意識對抗的意識形態，台灣文化也因此被形塑為與中華文化徹底脫鈎的原發性文化。

三 這些年台灣史的書寫，有關台灣的本土文化認同，基本建立在太平洋島嶼的原住民文化和鄭成功之後的閩南庶民文化兩條脈絡之上。一種歷史記憶的發掘，意味著另一種歷史的遺忘，這個遺忘，就是排斥來自中原文化大傳統，這是另一種對抗。兩蔣時期的國民黨用大中華民族主義壓抑台灣本土文化，而如今的「去中國化」，同樣用本土小文化傳統抗拒歷史和現實之中所真實存在的中華大文化。當對抗性的思維主導台灣主體意識的時候，其歷史與文化的真實內涵被掏空了，剩下的只是抵抗的堅定與勇敢。主體意識的曖昧，需要一個敵對的「他者」。於是，台灣主體這個「自我」無法自圓其說，嚴重依賴於「敵人」的存在。沒有了「敵人」，便沒有了「自我」，這是殖民歷史帶給台灣的文化困境，至今無法擺脫。 任何一種本土化意識，都需要以文化認同為實在的內涵。那麼，台灣文化究竟是什麼呢？台灣文化就是多元的、混雜的、離散的，有來自中原的漢語言大文化傳統、閩南的民俗文化小傳統，也有南島民族的原住民文化，還有東洋的日本文化、來自西洋的全球化文化。 如此觀之，台灣文化似乎是一種無限開放的、尚未形成傳統的年輕文化，至少到目前為止，它無以自我定位、正在形塑之中。任何一種文化創造，並非平地起樓，從無到有，創造總是要有所憑籍，要借助已有的傳統。傳統不是一件可以自由選擇的衣服，想穿就穿，想脫就脫，它具體內在的規定性，通過思維、習俗、語言和宗教，制約了後人創造的方式、路徑和邏輯。 台灣文化脫胎於來自大陸的中華文化，從鄭成功入台開始，中華文化就內在於台灣文化的生命之中，這不是一代人「去中國化」就可以消解的。「去中國化」本身就帶有深刻的中國印記，帶有中國式文化虛無主義的特徵。大陸當下的民族主義因為缺乏明確的文明內涵，而成為一個巨大而空洞的符號，而台灣「去中國化」式的民族主義也因為匱乏自身的歷史文化內涵而同樣蛻變為一個貧乏而曖昧的姿態，海峽兩岸的民族主義，表面看起來是對抗的，勢不兩立，實際上都離不開對方，視對方作為敵對的「他者」，賴對方的存在而自我存在。 那麼，台灣文化與中華文化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楊儒賓教授認為，1949年不啻為繼永嘉、靖康之後中國文化的「第三次南渡」：隨著國民政府的渡海大遷移，大陸重要的文化財產、學術機構和文化人才進入台灣，這些中原的精英文化使得台灣融入了中華文化，中華文化也融入了台灣，台灣與祖國互相擁抱，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互相鑲嵌，實現了一體化。1949年10月1日起，不僅誕生了一個新中國，也誕生了一個新台灣。 楊儒賓提到，胡適、錢穆、徐復觀這些原來流落在國外的文化遺民，最後幾經顛簸，最後都葉落歸根，回到台灣，終老此地。雖然，台灣不是他們地理意義上的故鄉，但對這些文化遺民來說，台灣卻是文化意義上的故鄉。而在上個世紀的50——70年代末，中華文化在大陸正被連根拔起、備受摧殘，無數的知識分子被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打入18層地獄，人們的思想被禁錮，輿論被鉗制……正是台灣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種子，文化之根在台灣。在胡適、錢穆、徐復觀他們看來，文化在哪裡，故鄉就在哪裡。 誠然，台灣文化的內部元素是複雜的，並非純粹的中華文化分支。大陸的中華文化與東西洋的海洋文化都在爭奪台灣這塊寶島。台灣人逐步化解了各種外來文化的衝突，經過一個世紀的演化，將各種外來文化融合為有鮮明特色的台灣文化。但無論是中華文化，還是海洋文化，都在台灣的歷史與現實當中內化了，成為台灣文化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假如剝離掉這些外來文化，不管是「去中國化」， 還是「去西洋化」或「去東洋化」，就不成為今日引以為傲的台灣文化，台灣文化將什麼也不是。

四 正如楊儒賓教授所分析的那樣，中華文化對於台灣來說，已經是自身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無論是作為大傳統的漢語言精英文化，還是作為小傳統的閩南庶民文化。已經滲透入台灣人的血肉與靈魂之中。究竟是莊周夢蝶，還是蝶變莊周？中華文化與本土文化，在台灣早已是水乳相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這裡，我想補充一個事實：不僅中華文化內在於台灣，而且台灣文化也同樣內在於中國——這是一般台灣人所不曾意識到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當大陸向全球開放，經濟進入高速軌道的時候，台灣的資本、人才、技術和文化蜂擁進入大陸，對大陸的發展起了不可代替的引領作用，因為同文同宗，沒有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台灣成為大陸的最佳示範，是「內在的他者」。在許多大陸人看來，台灣的今天，就是大陸的明天。台灣人假如到大陸，特別是上海、杭州、蘇州這些江南之地走走，到處都會驚喜地發現「另一個台北」。從學術、儒家、佛教，到語言、設計、餐飲，那些城市的當代文化都深刻地打上了台灣風格的烙印。台灣的學者給大陸學術界帶來了曾在大陸中斷了的傳統文化，也傳授了西洋的現代學術方法；享有「台灣的良心」之譽的證嚴法師的慈濟會主辦的慈善公益活動風行於大陸的中產階級，星雲法師在家鄉江蘇省宜興市西南山區橫山水庫東北隅重修的大覺寺為大陸的寺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台灣風格；各種台式餐飲、咖啡館風靡大陸各大中城市，台灣在上海就像上海在台灣一樣，是商家們爭相借光的金字品牌；大陸建築、裝幀的設計也受到台式「小清新」風格影響，台灣的「小確幸」為眾多大陸白領階層引為生活的價值觀。特別值得一提的，以吳儂軟語為基礎的台灣國語，如今代替了以北方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成為大陸媒體主持人、青年白領和大學生的說話風格，以至於我好幾次見到北方和廣東來的年輕人說一口台式國語，還誤以為他（她）是台灣人！ 大陸文化與台灣文化，相互之間都是「內在的他者」，彼此互為形塑，「去中國化」了的台灣文化難以想象，「去台灣化」了的大陸文化也殘缺不全。大陸與台灣攜手，正在創造中華文化的未來。海峽兩岸，同居中華文化的大屋頂之下，共享歷史遺留下來的語言、文化、宗教，形塑中華文化的多元前景。 超越主權，海闊天空。政治上兩岸分治，但文化上有「一中同表」的可能性空間。個人可以移民，鄰居卻無法搬家。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海峽兩岸的人民總是要在一起。台灣與大陸，屬於同一個命運共同體，從對抗走向和解，符合兩岸的雙方利益，也是中華歷史的內在邏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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