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應中國之變，中國因應世界之變

一、 何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本段介紹大陸學者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的論述。（從略 ）

二、中國再崛起的特殊性

總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動因，可歸納為：經濟全球化、科技世俗化、神速化以及中國的再崛起。然而我們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前二者是當今「西方化」世界的順勢之變，即從「西方化」世界邏輯上有其必然性；所謂「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規律使然，資本主義的市場需求和利潤驅動，必然導致全球化的市場銷售和最佳的、最優化的資源配置，至於美國的逆全球化作為，在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下，也就不難想像了。所謂「科技世俗化、神速化」則是資本主義的「競爭法則」必然的結局，科技世俗化是現代教育普及化的必然產物，科學知識、科技的應用隨著教育推廣和普及，為資本主義商品、普及的提供必要社會基礎，也過來倒逼科技的發展，這就驅使科技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今日的網路的普及和通訊工具的日新月異、AI的發展、物聯網的興起、5G的普及，必然提供了不一樣的生活，適應這些變化的速度，隨著年齡而有所不同，但是這些都是邏輯可以推論，可以理解的變化，至於適應，已經西方化的世界而言，只是時間的問題。但是中國崛起則不然，對西方而言，中國完完全全是一個「他者」，「他」不是邏輯上可以推論的事物，「他」是上帝的「失算」，「他」是未來西方世界是的未知數。

首先，中國的再崛起對西方世界而言，不是全球資源分享的匱乏，因為中國提出的「創新」可以減輕「資源」的不足；然而中國崛起宣告了西方帝國主義對殖民地資本控制、經濟剝削模式已逐漸走到盡頭。事實上「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把各國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繫在一起，由於一國內部往往會有其他國家的利益存在，這就使得通過武力擴展有形邊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比二戰前大大降低……在以資訊技術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現代帝國主義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有效形式就是跨國公司，借此實現其利潤最大化。跨國公司的活動範圍要比傳統的、有形的殖民帝國的疆域廣闊得多。可以說，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控制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殖民時期宗主國對殖民地的控制程度。」（董欣潔，西方全球史中的帝國主義，《史學理論研究》2013年第2期，）

而中國崛起所倡議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絲路基金等等新型的投資模式，使得南方國家在發展上有了新的選擇，西方帝國主義者政商利益均受影響，自然必須圍堵中國。

其次，中國的再崛起對西方世界而言，不僅僅是原本國際規則的重制，而是被殖民國家人民的現代性的覺醒，在文化議題的討論中，人們注意到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差異，大致而言，發展中國家總是先經歷對「現代化」的追求，此時的國家表現出對已開發國家的「船堅砲利、科技工具、制度硬體」的追求和模仿，之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開始有了自己的國家、民族的主體意識與理性精神的重建，這就是被殖民地區從奴隸到主人的過程，中國是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明的千年古國，中華民族從現代化的追求到現代性的追求，時間很短。而其成功的經驗，對發展中國家是極具鼓舞的啓示，這自然影響西方對全世界的宰制，壓制中國自然有殺雞儆猴的效果。

其三、關鍵的意義在中國的再崛起對西方數百年所堅信的價值的真理性、普世性和唯一性的顛覆，由於近三、四百年的人類現代化的歷史，幾乎就是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史，因此，西方國家一切規範、價值和制度就自然地成為非西方的國家和人民學習、追求和模仿的藍本，反之，西方國家和人民長期在這樣的情境，也很容易自我相信，西方的一切就是人類的老師，是人類進步的唯一範本，特別在蘇聯解體，東歐國家變天後，證實了人類的「現代化」是沒有其他選項，沒有其他可能性的。如今中國的再崛起直接、赤裸裸地挑戰了西方的唯一性，打破了西方神化的正確性，對西方國家而言，是其焦慮的、不安的總根源。

認真地思考就會發現，中國的再崛起對西方模式的挑戰，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或綜合國力的提升等有形的數字高低而已。中國再崛起的方法選擇是自主的，結合東西方的特點，將西方認為「不可能」的結合，作出了完滿的成績；中國發展的基本價值不同於西方，而中國再崛起後「範式」的提供途徑，也大不同於西方，這就涉及未來世界的話語權。

從中國自身再崛起的道路選擇看，是將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關係做了十分清晰、辯證的定位，用中共術語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從而實現了「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兩個同時實現的目標。從而證實了「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可以調和，而且獲得明確的效果。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第一次成功，是成功地帶領14億人現代化。

從中國自身再崛起的價值選擇來看，中國是以東方的儒家文化為基礎，集體主義結合個體主義的現代化進程，不同於西方以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基礎，個人主義至上的驅動力為主的現代化進程，這是西方社會現代化極其重要的支柱（金觀濤，《現代性及其面臨的挑戰——當代社會價值基礎和問題的思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7年10月號，總第一○三期，頁72-73），而中國採用了集體主義結合個體主義為社會發展支柱，從而高速完成了集體現代性和個人現代化的結合，而且避免了過渡懸殊的貧富落差導致的社會不穩。

從中國自身再崛起的未來選擇看，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希望與沿線各國既定的、原來的、本國的發展計劃相結合，是否對接？如何對接呢？「共議」是中國的方案，在「共議」的基礎上「共建」，在「共建」之後再「共享」，所以「共」是提出的新價值，「共」之始是個體的，個別的，沒有一個一個的個體，「共」就是空的想像，但是「共」之利是集體共享，所以「一帶一路」倡議以來，無論西方媒體如何污衊、醜化，參與者越來越多是不爭的事實。事實上，「共」也是全人類面對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唯一能想到的理性工具，習近平還將「共」提高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人認為「共」可以成為未來人類社會終極價值和必然歸宿。所以很快就得到聯合國的認可。

由於中國的再崛起帶有極豐富未來性的因素，因此，縱使中國不斷強調無意取代西方，不與美國爭霸，然而「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樹欲靜而風不止」，當中國走出自己成功之路，又願意與人分享，這本身對西方就是威脅，就是挑戰；有數百年歷史的帝國豈會善罷干休，西方國家合力圍堵，協力使絆，自然就是中國再崛起必然也必須要面對的挑釁。

三、中國再崛起形勢與情勢的矛盾

在中文描述一種發展的動態情況用語很多，如形勢、情勢、局勢、陣勢、態勢、事態等，然而絕大部分是混同著用，細究一下，我們可以將「形」與「情」加以區分，「形」是從比較抽象，比較粗略，比較長遠的「勢」去描述事情變化；而「情」可以指比較具體，比較清楚，而即刻影響個人的發展狀況；至於局勢、陣勢、態勢、事態，則應該指更局部、更小範圍的變化情況；本文將「形勢」定義為事物發展大趨勢、大方向，受到結構力量的推動，不易改變定向；而「情勢」則指事物在發展過程中周遭的變化狀態，在個別的、單一的、偶然的人、事之中，常常被視為明顯可見的。形勢發展可以覆蓋情勢的挑釁，然而多個、連續的情勢處理不當，也有反轉形勢的可能。

從某種意義來說，西方國家從來沒有停止對中國的杯葛，上世紀80年代可以算是中、西最友好的年代，西方沒有停止對中國的技術禁運，也沒有停止對藏獨的支持，然而中國卻一直在西方防範的、不友好的對待下，不斷壯大，完成了習近平所說的，實現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奮鬥過程，如今的中國照樣在西方更嚴格的圍堵下，逐步地完成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奮鬥歷程，所以我們完全可以把中國「再崛起」的變化，視為未來世局的「大形勢」。

在此「大形勢」下，主要引起了西方國家和人民的焦慮，因而，需要製造許多的情勢，以便北京在不斷的情勢處理中，犯錯或積累錯誤，自行喪失「再崛起」的利機，毀去「再崛起」的可能性，至少可以拖住中國再崛起的速度，以便西方可以得到充裕的時間，來應對他們所遭遇的「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總的來說，中國再崛起形勢與情勢的矛盾，從方法來看，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是西方國家直接出手，赤裸裸的對著幹；另一種是以各式各樣的代理人，在中國周遭或內部，滋生事端，糾纏中國。

從內容來看，有四大類：即中國再崛起與西方杯葛；中國再崛起與周邊糾紛；中國統一與分裂反中，以及民族復興與民族自卑。

其一、中國再崛起與西方杯葛，這是指西方國家必須自己赤膊上陣，公開對峙，可以當前美國挑起的貿易戰為代表，其中還夾雜著科技戰、外交戰等，以「組合拳」的方式，來遏制中國再崛起的趨勢和速度。

其二、中國再崛起與周邊糾紛，這是利用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領海、領土的糾紛，歷史情結以便糾纏中國，特別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之一的南海，其中越南就是最無道義的國家，這原本是「以下駟對上駟」的策略，但是就有越南這樣的附庸，甘為美國馬仔，所幸中國在東盟有了很好的作為，越南能起的攪局作用也就有限了。

其三、中國統一與分裂反中，這是用「自己人、一家人」的情結來困擾北京，這當然就是台、港所被賦與的「角色」，帝國主義長期殖民台、港兩地，而兩地的民眾中，又有不少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重症患者，他們迷戀加害者對自己的迫害，他們美化加害者的剝削，他們對加害者卑躬屈膝，在帝國主義政客的支持下，他們以「獨立」為口號，欺騙台、港青年，以「統一」為苦，以回到加害者的統治為榮，一時之間，在台、港內部小氣候，小情勢，大大壓過大形勢，由於是「自己人、一家人」的情結，確實對大形勢帶來不小的挑戰。

其四、民族復興與民族自卑的矛盾，這一部分主要是近百餘年中華民族自己的政治社會問題，歷史教育恐怕更是主因，在中國的近代史上，中國敗給西方敗得太慘，太徹底，使得幾代國民心理都產生「中國是弱者」這種自卑心理。我們一方面是對西方的仰視，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落後，這導致深深的自卑感。另一面是對西方的俯視。因應對西方侵略的憤怒和對西方封鎖的抗拒，兩種心態既對中國人奮鬥雪恥，百年圖強有深刻的激勵作用，但也在我們的社會心理和文化中留下印記（張頤武，《中國人仍未擺脫自卑感》，《環球時報》，2014-12-31）。在當今的國際話語結構下，西方依然使用其觀點「教育」、影響中國人，因此在中美貿易戰中，我們依然看到「投降派」（鄭慶軍，http://blog.dwnews.com/post-1133929.html）。

如今仍然散居和活躍在西方國家的藏獨、維獨、法輪功信徒和所謂民運人士等，毫無疑問是在帝國主義政權豢養下，更是無時無刻地在醜化中國，煽動外人制裁中國。這些干擾的情勢都說明中國再崛起過程中，形勢雖然明確，但情勢十分凶險，不可輕忽。

從以上的四種情勢而言，第四種民族自信心不足，應該是最大的危機所在，如何重構民族的自信，中共中央除了需要有戰略定力、戰略耐力、戰略決心之外，仍需規劃明確的戰術目標，逐年完成，呈現深化改革開放的實效，強化中國道路的論述，以重建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來重塑中華民族的自信、自尊。

四、結 論

李鴻章在晚清慨嘆「千年未有之巨變」，形勢危急，當年有識之士號召「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主要的方法是以「中國之變、去因應世界之變」，中國是依變項，因此，中國感到迷失，中國人倍感焦慮，因應之道，顯得左支右絀，窮於應付，結果自然是「我為魚肉，人為刀俎」，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我們如今處理「百年之變」的資本和資源。反之，當今的「百年之變」，中國的角色已帶有雙重性，中國既要因應世界之變，而世界也必須因應中國的變化。換言之，如今的外國、西方也不再是當年「千年巨變」時代，好整以暇的「自變項」，他們也開始成為焦慮不安的「依變項」，我們看看如特朗普因應變局的策略，無一不是保守的、傳統的老方法，與中國的晚清有何本質上的不同？以此方法，企圖因應快速變化的未來世界，那有不敗之理？反之，當今的中國反而是有為有守，既有原則的不變和堅定，也有因應未來的方法和規劃，因此，中華民族應該是深具信心地迎接挑戰才是。至於如今那些看不清楚「形勢」的走向，而熱衷於跟隨帝國主義起舞，鼓動「情勢」，阻止中國再崛起的數典忘祖之輩，只能等歷史給他們教訓了。（2019-0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