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的社會經濟背景

今（2019）年2月以來，港府修訂「逃犯條例」，觸發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民眾示威活動。示威者與警方的對峙曠日持久，並引發連串暴力行動，從包圍警察總部，破壞立法會大樓，到圍堵中聯辦，以及辱警、襲警，街頭追逐打不同意見者，其中還摻雜流血悲劇。這不僅是對港府治理能力的嚴重考驗，對香港金融中心的前景也帶來相當的影響，嚴重撕裂了香港社會。

一、「後物質主義」是潛在因素？

大陸改革開放初期，由於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和政經體制的差異，香港與大陸產生經濟互補。香港和珠江三角洲構成舉世稱羨的「前店後廠」經濟發展模式。透過貿易、人才和資本的引進，香港在大陸的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而香港也從中汲取轉型和發展的動力。

然而，香港回歸22年中，大陸政經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包括香港在內的所有經濟體均具有磁吸作用，卻也引發一個長期以來的爭議：何以中國不斷的崛起和壯大，港人的離心力卻不知怎麼的也越來越大？

香港回歸後與大陸關係的轉變，根本原因在香港社會存在著兩大核心矛盾。一是支持和反對「一國兩制」間的意識型態糾結。二是伴隨經濟發展的所得分配不平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兩種矛盾一直未能獲得緩解，相互交織以致任何議題都可能過度政治化而掀起風波。

這次大規模抗爭引發「後物質主義」不同的論點。有人認為，香港的激進抗爭與年輕人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有關。在安穩和富裕環境長大新世代，比老一輩更強調民主發展、言論自由及法治等理念。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許多人標籤香港的年輕人屬於「後物質世代」之時，實際上並非指他們對物質享受嗤之以鼻，反而更大程度感覺到，年輕人認為在香港追求物質生活往往徒勞無功，或是無意花那麼大力氣去跟循由上一代訂定的遊戲規則。

二、貧富差距擴大

儘管香港學界和輿論對「後物質主義」有不同論點，但不可否認，香港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日益嚴重，年輕人看不到發展前景，反正沒有希望，以致這段期間香港彌漫著「攬炒」（粵語「玉石俱焚」）之風，明言之，藉政治訴求發洩不滿。

從經濟發展的階段來看，經濟增長、工業化與產業升級、發展水平逐漸向已開發國家接近，伴隨而來的是工資增長和生活水平提高、自然環境逐步改善、人民健康程度和預期壽命提升，這些都是可驗證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經濟震盪、社會分化、競爭壓力、物質條件和精神狀態的不穩定等也將一一呈現，總體形勢的發展雖不是必然的規律，但也卻能預期。

目前香港的經濟發展呈現極不平衡，產業結構極其單一，創新動力不足，人才支撐不夠，再加上基尼係數持續居高不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社會階層固化，向上流動空間幾近斷截，以致年輕人缺乏向上流的空間，這一系列階層矛盾無法有效化解，自然難以阻擋抗爭的浪潮。

三、回歸後社會資源遭到瓜分

香港社會矛盾激化不是孤立現象，它是經濟全球化進程帶來衝擊的折射。長期以來香港的對外開放和產業定位，樹立了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全球化最早受益者之一，惟香港也與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即社會財富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以致所得分配不均，這是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但是回歸以來，港府諸多經濟和社會政策不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的重要原因。

首先，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對香港經濟帶來相當的衝擊，導致房地產泡沫化，香港經歷了七年的嚴重衰退，失業率飆升至8.7%。為緩解經濟衰退和嚴重失業問題，當時的特區政府要求北京中央政府推出自由行, 以增加訪港旅客。此一政策當時對紓解經濟衰退和失業起到相當的作用，但特區政府沒有管控好房地產和租金，導致房地產價格攀升。

第二、港府開放每天150個大陸來港單程證，是讓陸港家庭成員團聚的人道政策，但給香港住民帶來不便，引發諸多民怨。再加上水貨客和大陸來港旅客過多，大陸購房者推高了香港房價，佔用原已極為短缺的房屋。

第三、港府開放雙非學童來港不僅增加香港教育資源壓力，也擠壓了香港的社會資源。雙非問題是指父母皆非香港居民，以生育旅行方式在香港所生的嬰兒可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並可享有香港社會資源和福利，由於人數不斷增多，引起香港社會的強烈不滿。

第四、大陸來港人數不斷增多，瓜分了香港民眾的社會資源，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資源緊張，就業競爭和工資下降等，導致香港民眾就業和生活的不便。以醫療為例，香港醫療資源原本不足，而外來人口增加，以致排急診室短則4-5小時，長則8-9小時。

這些問題長期累積下來轉化成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負面觀感和不信任感，其中，有不少民眾在關鍵時刻轉化成他們的政治立場。

四、社會緊張關係的可能發展

今年5月，香港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2019年世界競爭力年報》中，「政府效率」排名全球第一、「營商效率」排名第二、「經濟表現」排名第10、「基礎基建」排名上升至第22，成為繼新加坡之後全球第二個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香港在全球城市競爭力研究院公佈的「2019年中國最安全城市排行榜」中，從去年位居榜首跌至今年第13位。由於「安全城市」需具備治安良好、投資環境優越、生產事故少發、消費產品安全、生態可持續發展以及沒有重大的安全責任事故等條件，很顯然的，香港多項安全準則已受到近期政治因素的影響。

在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社會經濟環境方面，近年香港經濟發展已遇瓶頸，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物價昂貴、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令港人難以安居樂業。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究中心7月19日公佈2018年「中大香港生活質素指數」顯示，2018年香港整體生活質素指數為105.96，較2017年的指數106.59下降0.63，反映香港整體生活質素比2017年輕微下跌。

中大香港生活質素分健康、社會、文化及休閒、經濟及環境五個指數，合共23個指標組成。在23個指標中有10個指標比上一年差，當中變化較為顯著的是置業負擔比率及實質租金指數，較2017年分別下跌17.72%和13.21%，與經濟分類指數一樣屬歷來最差。

中美貿易戰以及年來長期的社會不安對香港經濟已造成鉅大衝擊。據港府最近所公佈的數據：今年第二季香港GDP按年實質增長0.6%，遠低於市場預期升1.5%，並與首季持平，同為10年新低。據估，今年香港全年的經濟增長率將降至1-0%。失業率亦呈轉壞跡象，由4-6月的2.8%，升至5-7月的2.9%，是去年2月以來首度上升。

香港特區政府瞭解到經濟民生是港民對政府不滿的根本所在，並已著手革新，但不可能立即發揮成效，因此示威抗爭的政治問題仍將靠政治方法解決。對中央政府而言，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不容觸碰一國兩制底線。至於特區政府，要面對的是抗爭者所提出的五大訴求（正式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性、撤銷檢控、獨立調查追究警隊濫權、立即實行真普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