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須實施去殖民化的愛國教育

香港反送中運動從6月至今仍不斷延燒，有數十萬香港人投身運動，要求港府撤回《逃犯條例》，即便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停止修例、草案已「壽終正寢」後，群眾仍未停止運動，反而不斷加碼訴求，要求林鄭下台、實施「雙普選」等等，運動手段更是不斷升級，例如佔領立法會、衝擊中聯辦、聚眾霸佔街頭、癱瘓地鐵交通等等，愈來愈挑戰到「一國兩制」的底線。

反送中運動是因為港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而起，但《逃犯條例》緣何引發這麼大的爭議？

港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主要是因為香港和台灣、中國大陸及澳門之間缺乏引渡機制，令陳同佳這類殺人犯無法引渡至台灣受審，接受應有的審判。然而，香港泛民派主張一旦條例通過，港府將配合中國政府羅織罪名，引渡政治異議人士到大陸受審，令港人失去自由和法治的保障。

問題是，這樣的疑慮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之上嗎？根據《逃犯條例》草案，引渡規定只涵蓋可判處七年以上監禁的最嚴重罪行，這些嚴重的刑事罪行都不涉及集會、新聞、言論、學術自由或出版自由，且有「雙重犯罪」和政治罪行等「八不移交」的保障。但是，反送中的抗爭者仍認為一國兩制下的港府和香港法院，沒有能力拒絕中共政權移交嫌犯的要求，要求港府撤回法案。

歸根究柢，「反送中」摻雜了太多難以理性對話的恐懼情緒，反映了香港人對於中國大陸司法制度乃至共產黨的體制的不信任。

香港人對《逃犯條例》懷著如此高度的不信任和疑慮，其實可以透過修例的討論，將草案修得更完善嚴格，但是在運動中，我們卻看到這種不信任感和恐懼，不斷地被特定政治勢力和媒體誇大、渲染，乃至聲稱此條例通過與否是「我城終局之戰」，鼓動青年「與政府以死相搏」、「與香港同歸於盡」，結果真的發生一波自殺潮，令人備感痛心。

反送中運動在7月以後，群眾的抗爭手段愈趨暴力化，示威蔓延街頭、商場和地鐵，即便港府終止《逃犯條例》修訂，群眾仍未停止運動，訴求更加碼到要求實施「雙普選」，彷彿2014年的雨傘運動再現。

然而，在雨傘運動中，還可以區分出運動中存在自由主義的泛民派和極右翼的本土派，兩者在對大陸的看法和運動策略上，都存在明顯的路線差異，但在反送中運動中，這樣的分野卻幾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泛民派議員和激進本土派青年的合縱連橫、相互支援，群眾時而和平集會，時而在「前線」勇武抗爭，「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和「反中保港」的情緒愈來愈強烈

運動演變至今，香港本土派先驅梁天琦提出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甚至成為響亮的口號，運動全面走向極右翼化，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已經被無理延伸到追求「與大陸盡可能隔絕」、「反對中央管轄權」的香港，這樣的傾向和明確的「港獨」已無不同，都觸及一國兩制底線，再發展下去只會是悲劇性的結果。

當反送中的抗爭蔓延到香港各區域，特區政府管治失能，香港警隊升高鎮壓手段，香港正在淪為「分類械鬥」的可怕戰場。元朗居民中的黑道分子對於抗爭者和地鐵民眾的攻擊，暴露出香港社會撕裂的嚴重程度，喚起有識之士正視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

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基本上根植於回歸後仍未清除的殖民主義和反共意識型態，以及一國兩制下保留的資本主義制度，前者使香港人深陷於崇尚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和普選的迷思當中，甚至希望橫行世界的英美霸權介入香港；後者則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住房和貧富懸殊問題，積累了許多民怨。

然而，反送中分子卻未將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經濟民生」問題，當成運動的任何一個訴求，反而竭力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資本主義制度，避免被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同化」，這讓香港存在的真正結構性問題，被簡單的歸咎於特區政府乃至中共的錯誤。

反送中分子提出的解方－－實施雙普選，也並非訴求改善經濟制度，而只是要求上層的政治制度也變成相應於資本主義的西方普選制而已，而這樣的普選又是以脫離大陸掌控為目標而推動的。這暴露了一國兩制實施後，香港以特區地位隔絕內地，而無能真正回歸的弊病。

在推動《逃犯條例》修訂的過程中，林鄭等行政官僚的施政方式與民意嚴重脫節，這是特區政府必須深切檢討之處，但無論如何，這都不代表中央和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必須被全面否定。

要紓解對現有特區政治體制不滿的港人，當務之急是必須著手處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日前港澳辦提出特區政府應設法改善民生，特別是幫助年輕人解決在住房、學業、就業、創業方面的困難，紓解他們的怨氣。

這的確應是港府未來施政的重心，也是改善香港問題的出路。除此之外，香港人同樣也該反思「特區」和「國家」的關係，瞭解到「一國兩制」的運行有賴於國家的保障，而不是將本地的「自治權」無限上綱，更不該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和呼喚外國勢力干涉。

運動中出現的港英旗、部分群眾塗黑國徽和噴漆「支那」辱華語句等舉動，都深深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也顯示部分香港人對中國革命的歷史和國家體制認識不足，有必要實施更完善的去殖民化的愛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