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vs.西方「普世價值」

10月26-29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是「後疫情」時代首次中共中央全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之際與美中貿易戰的硝煙尚未退卻之時，中共在此時召開十九屆五中全會自有一定的政治邏輯，用中共自己的話來說，目前中國正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亦即2021年中國將走入新的發展階段，所面對的內外環境與問題錯棕複雜，在未來發展上有危機也有轉機，有困難境遇也有克服途徑。

其實這次五中全會對中國發展的社會意涵，早在10月22日由習近平總書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中顯現。其一是習對「十三五規劃」做總結評估的基礎上要求全黨、全國深刻認識「十四五」時期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其二是在這個新發展階段來臨之前要深刻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要求，同時要深刻認識錯綜複雜國際環境所帶來的新矛盾和新挑戰。

按中共會議的往例，每一屆黨大會後的五中全會照例是討論有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五年規劃」問題，但從時空維度上看，這次會議是在中國內外政經情勢發生劇烈和複雜變化的情況下召開的，因此這次的「五中全會」有其常理性，也有其特殊性。

常理性在於中共在會議上審議通過「十四五規劃」（2021-2025），這是繼「十三五規劃」（2016-2020）完成的基礎上為中國未來長期社會經濟發展方針、政策重新規劃的下一個五年計劃推上議事日程，建構一個未來五年國家發展路線方針與原則框架，等到明年春天由國務院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後開始實施。

特殊性是指去年冬季以來大陸因受新冠肺炎肆虐所造成的經濟下滑與社會發展逆退，中共作為執政黨必須謀求解決之道，外加美國霸權見不得中國崛起，以霸權主義之勢在「修昔底德陷阱」心緒下強力「遏制中國」，從而在行動作為上操作一連串對中國貿易、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挑釁、大戰，至讓中國陷入發展困境，逼使北京嚴肅思考解除之道。

這種新的內部困難與外部危機相互擠壓，往往會將問題推入質變紅線。對大陸人民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使生命健康折損，也讓社會經濟下滑，更讓人民對改革開放漸失信心；對西方世界尤其美國來說，期盼的是大陸因內外交困而由「中國崛起」變異為「中國威脅」，並由「中國威脅」走入「中國崩潰」，因此當務之急是加速「遏制中國」，並進一步「拆散中國」。面對新的內外困頓、危機、壓力，不忘初衷地堅持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習近平前不久曾用冷靜、堅硬的語氣指出「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這句話有意志力，也具決心與信心，此讓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在習近平政治領導下為正在經歷美國壓制，因疫情所出現的經濟下滑的中國未來發展，勾勒出一幅讓中國社會人民重拾信心的「2035願景目標」，這也讓此次會議變成「不同尋常」的五中全會。

更具不尋常意義的是，這次五中全會在中共準備迎接「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期前夕召開，對「未來中國」的發展有特殊意義。一句話，這一次的「五中全會」旨在面對時代主題，抓住時間點，突破危機與困境，解決問題與難題，尋求發展與願景，為「未來中國」勾勒出新圖像。

此外，這次「五中全會」將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會上的「工作報告」（《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中的社會主義中國發展的「未來實踐」，在時間維度上向前推移了一大步，這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

這次五中全會通過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閉幕時還發表了一個《公報》。

這個決議其實是個「建議」與「決定」，它分兩個部分，一個是有關「十四五規劃」，另一個是「2035遠景目標」。「十四五規劃」有關社會經濟發展問題著眼於「雙循環」（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為途徑），並將「創新」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域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點。「2035願景」顯現中國將於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創新型國家」，在宣示邁入「創新型國家」行列之前，這次中共提出九大遠景目標力求實現。

會議《公報》提到「實踐再次證明，有習近平同志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在習的「領航掌舵」下，中共一定能「戰勝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種艱難險阻」，這是再度確立習近平在黨內的領導核心地位，也可以從裡面看出中共將在習近平為核心的領航掌舵下如何穩健地把握新時代下的黨的路線，以求戰勝未來前進道路上出現的各種艱難與險阻。

以五年規劃為一階段實行社會主義現代化，源於蘇聯時代「史達林模式」之國家發展途徑，中共建政後不久便移植此一模式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邏輯，70年來「五年規劃」未曾中斷，並取得一定成績。

在分析社會主義中國內外形勢與國家發展條件時，習近平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國家發展分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階段從2020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階段從2035到2050年，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把中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可見「十四五」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的第一階段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因此「十四五規劃」意義非比尋常，只要「十四五」落實並取得成功，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就算完成一半。

這次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中引人注意的有「雙循環」、「新基建」、「區域一體化」及「產業自主創新」，其中最為特別的一個規劃焦點是明年在社會經濟發展上將採取「雙循環」發展模式，其重點是整個中國經濟布局以「內循環」（擴大內需式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建構國內、國際「相互促進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明顯地出現中共在經濟發展戰略上做了大幅調整，在資本市場中謀求「去美化」。

以「內循環」為主體，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為輔的這一新發展模式理念出於去年夏天習近平在中南海「私營企業家座談會」對大陸經濟發展轉變的新思考，也出於去年秋季習考察東北時察覺國際上「先進技術、關鍵技術愈來愈難以獲得，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上升，逼著我們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更出現於去年10月習到潮州視察時所說的一句話：「我們現在遇到了百年未有的大變局，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是自主創新的自力更生」。

習的這些理念與思考，其實是在領導全中國為國家發展打拚時，遭遇來自西方的美國經濟帝國主義霸權侵凌下的親身感受，從而激起習以「創新」、「高品質」為導向，以「自力更生」、「操之在我」為特點的「新發展格局」，換句話說，「十四五」要面臨的是國內經濟增速的放緩，美國反全球化造成的中國出口受限，外加美國對中國貿易、科技大戰可能升級的變數，以及「後疫情」大陸勞動成本飆高，人口結構老化可能帶來的社會逆退發展壓力。這樣看來，「十四五」可說是大陸「改革開放」以來任務最為艱困的一個「五年計劃」。

任務艱困要靠意志力克服，艱困任務要靠政治智慧完成，對習近平而言，意志力與政治智慧兼而有之。至於習的「自力更生」也不同於毛的「自力更生」。時代不同了，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剛建立，毛自己說「一窮二白」，而且這個新中國生存在被整個西方世界因反共產主義而對它進行「圍堵」的絕境中，毛用「人民戰爭」手法搞自力更生；今天是高科技時代，是掌握高科技舵手的美國霸權以「科學帝國主義」手段對付中國，打壓中國高科技的發展。科技是現代物質文明的基礎，科技不如人，便要受困挨打，中國從清末開始展開的「自強運動」便是為了發展科技，今天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快就要超越美國，科技發展正在趕超美國，「華為事件」說明美國不容中國趕超，習只好用「自主創新」走自力更生道路，加快建設「科技強國」。中國自古有一句話，「置之死地而後生」，看來美國愈是打壓中國，中國愈堅強，愈會脫困而出，「自立自強」是中國人的古訓。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指出，從2020到2035年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用15年時間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從「未來學」視角觀之，在2021年前夕，中共召開五中全會預先提出「2035年遠景目標」，惕勵自己戮力以赴，以期2035年能如期實現九項「遠景目標」：

1.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將大幅提升，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邁上新的台階，「關鍵核心技術」將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

2.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3.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

4.建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達到新高度，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

5.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後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

6.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明顯增強。

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8.「平安中國」建設達到更高水平，基本實現國防、軍隊現代化，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9.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以上九項願景目標均屬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要範疇，涉及軟實力、硬實力或是政治、國防、科技、經濟、社會、文化、教育權。尤其值得強調的是，在「新時代」下習近平堅持「創新」，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2035年遠景目標戰略布局的支撐點，在這次美中科技戰爭中習深深感受到科技不如人便要挨打的教訓，他力爭要使中國在2035年成為「科技強國」。只有這種戰略意志，將願景化為現實，中國在進入21世紀中葉前才能超越美國。

這些願景，鄧小平晚年預期希望21世紀中葉能基本實現，沒想到如今中國正在經歷美國霸權打壓，面臨新冠肺炎肆虐後的社會重建，以及因此出現的經濟下滑困境之際，習近平居然將此一願景目標提前15年至2035年就要實現，其政治意志與魄力固然可佩，其困難與挑戰也可想而知，但有志者事竟成，我們確信2035年遠景目標一定會實現。

比較觀察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三位中共領導人的政治風格，在長謀、慧識、堅強、隱忍、遠見有類同的克里斯瑪（Charisma）氣質。習近平更值得重視之處是，在當前中國內外困境、壓力、挑戰如此之大的情況之下，他展現的政治意志與戰略定力。

十九屆五中全會已經開完了，會議「公報」為我們釋放出下一階段國家發展的重要政治訊息，同時也表述了一定的政治意涵。

其一是在國家發展戰略佈局上有新的調整。至2020年底，「小康社會」已經建成，明年起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表明代表中國已經跨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其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終極目的，在使中國成為21世紀的世界強國。「強國」兩個字在「決定」和「公報」中一再出現，除了打造「科技強國」，還要把中國建設成「文化強國」、「教育強國」、「人才強國」、「體育強國」，「製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強國」「交通強國」、「健康中國」，讓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也就是讓中國變成既「富」且「強」又講「王道」的發達國家。

其三是構建新發展格局。「雙循環」是將國內經濟循環置於國際循環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擴大內需，形構龐大國內存量市場為主體，國內國際相互循環為輔，以避免全球化逆退和經濟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這也是這次美中貿易大戰中習近平吸取的經驗教訓。這是自力更生，但不是關門主義。

其四是堅持「創新」，把「科技創新」作為國家發展路途中「自立自強」的核心戰略，並以此帶動其他領域的創新。這也是習對美國科技帝國主義打壓中國「雲端科技」後的深沉感受，要想不挨打，只有「創新」。

其五是形成對外開放新格局。此指「改革開放」不僅是繼續改革與開放，不只是與世界接軌，而是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形成「高水平對外開放」，決不是資本主義式的市場分割、資源壟斷、自由競爭和跨國吞併。

其六是讓「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此在消除大陸因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出現的M型社會中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當然也不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絕對平均主義」，更在避免資本主義中金字塔型的社會財富階層結構。從文化維度上看，習近平的國強民富論有回歸《禮運大同篇》味道。

其七是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此指中共由1927年建立紅軍起到2027年正好一百年。早期紅軍為中共打天下，為解放全中國而奮鬥，現在的解放軍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國家安全、國家發展而奮鬥。中共堅持黨指揮槍，決不容許槍指揮黨，習近平在內蒙朱日和閱兵及2017年中共建軍90週年「講話」中，一再要求解放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做出貢獻，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強調解放軍要堅持戰鬥力，要聚焦「備戰打仗」，要鍛造成「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試想五中全會最後如此強調2027年共軍建軍一百週年時要確保它的奮鬥目標和當代任務，聰明的讀者應知此一「強軍」訊息的政治意涵。

其八是關於兩岸部分的表述只有15個字：「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和祖國統一」。著墨不多，但政治意涵有新變化。五中全會以「祖國統一」取代原來的「和平統一」，不但顯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到最後關頭，未來兩岸統一的途徑與方式也將有所變更，對北京而言，「和平」只是選項之一。「和平統一」是「兩岸（共謀）統一」，「祖國統一」則操之在北京，台北已被邊緣化。

由五中全會的「公報」觀察，加上美國以高科技、經濟、金融、貿易、軍事、「台灣牌」對中國做持續性打壓看來，擺在習近平及其執政團隊面前的困難和挑戰是空前的，只有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及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所遇到的困難及挑戰可以比擬。當年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鄧小平以「改革開放」讓中國重新崛起，習近平不忘中國共產黨初心，將國家發展推入民族復興大道，「2035遠景目標」印證了毛、鄧、習三人的政治繼承性，也顯示習近平為實現「中國夢」擔負的政治責任是相當沉重的。然而，習及中共中央並未因此自亂陣腳，仍然堅持中共十九大定下來的「民族復興」戰略目標，穩紮穩打，步步推進，展現了習的戰略定力和政治意志。

東歐解體後，帶有強烈西方印記的自由主義及民主制度強被美國霸權說成「普世價值」，福山（F. Fukuyama）甚至以「歷史終結論」指導非西方世界未來發展的道路與方向。如果中國通過不斷深化改革，轉型經濟發展，創新生產能力，實行善政良治，到了2035年將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公平、正義、法治、文明、富裕、強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則對人類而言，「中國道路」意味著除了西方自由民主方案以外，無疑多了一種「國家發展」選擇可能與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