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救亡圖存到回復民族自信

一、前 言

今（20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年，100年來，中國共產黨（中共）從一個57人的組織到如今擁有近億黨員，是世界最大政黨。從中國的發展來看，中共用了28年革命就成功建立政權，之後只用了70餘年時間，就將農業中國發展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全球「現代化」的變遷來看，社會主義中國領導14億人口進入了國家全面脫貧的小康社會，前膽未來，中國共產黨已經規劃了社會主義中國現代化的時間表和路徑圖；面對上述這些無人可以否定的事實，不論是任何立場的國家都感到驚訝！從台灣來看，中共是台灣不論在歷史、現在和未來的任何時間、空間維度中，都是全天候、全方向、全因素的完全地存在和絕對影響；總之，無論如何，中共建黨100年放在當今，它與美國霸權的相對弱化，對中國、對國際都是世界級大事。台灣更是無可迴避。因此，在中共建黨100年的日子，對其過往的成功和挫敗，對其未來的走勢與走向，能否做出相對「理性認識」和「客觀評價」，是清晰理解自己未來必要的準備。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

革命時代的中共依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救亡圖存的信念，屢敗屢起，依賴毛澤東對局勢的準確判斷和策略的靈活運用，挫敗了領導抗日戰爭勝利和收復台灣統一全中國的中國國民黨，1949年建立了中國的新政權，回顧中共治理中國的歷程，基本上就是按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思路。建政伊始，中共首先實施三年的經濟調整時期，穩住政權後，1952年開始實施史達林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後，國家發展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不錯的成績，然而在毛看來，中國發展模式上是照搬蘇聯，在發展速度也很難實現他所期待的「超英趕美」，與列強「並駕齊驅」，於是毛推動了經濟發展的人海戰術：「大躍進」、「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非規律性發展方式，結果與中國人的預期落差更大，又逢三年大旱造成大飢荒；中共不得不調整國民經濟政策，然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探索熱情並未停止，「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帶有毛個人性格的政治浪漫主義的試驗，事後看，中共「過左」的「計劃經濟」確實讓中國收穫了相對的「國家安全」，但並未讓中國人脫離貧窮；現在看1949年毛說中國人「站起來」，其實只能是形容當時中國人的志氣，中國人的勇氣，中國不再擔心外國入侵，其實當時的物質建設、制度建設與其他列強對比，都遠遠支撐不起「站起來」的中國人真正的自信，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發展策略選擇，是先發展工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發展策略，以苦一兩代人的代價終於建立了初步的工業體系。

到1970年代末，中共將工作重心從政治轉向經濟，經過數年的摸索後，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計劃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必須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開啓了對「計劃經濟」的重大調整，在「計劃經濟」下提出「商品經濟」，並從農業、工業而商業等各個領域作出新嚐試，其中經歷了1988年「雙軌制」的物價波動，1989年的動亂，但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繼續試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沒有退縮，1992年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構想，打破了原本人們心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根本籬藩，大陸的經濟能量得到巨大解放，到2005年底中共制訂「十一五」經濟發展策略時，從「計劃」改為「規劃」，為市場調節功能賦予政治正確的定位；形成更成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當然，這個新生制度也存在補充和完善的地方，因此胡錦濤時期提出「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更提出「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五位一體」（「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國家發展戰略，要「實現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完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改革開放」後，歷經鄧小平在原來的經濟基礎上，調整發展策略，又抓住國際外部機遇，再歷經江澤民、胡錦濤到習近平幾代中共領導人不懈的努力，帶領智慧和勤奮的中國人民埋首奮鬥，使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初步完成「富起來」的目標，2020年更進一步領導中國人民消滅貧困，進入小康社會。

中國自19世紀中葉以來為國家現代化的奮鬥歷程，毫無疑問，當前正如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大」開幕式上所說：「現在這個時刻比任何時期都還要更接近、更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不過「行百里者半九十」，「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以中共最終要領導中國「強起來」，就不能不正視「強起來」的困難，目前來看，其困難有二：一是中共必須更自信。中共能面對錯誤，找出消除導致錯誤的原因，才能更自信，習近平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只有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這是一種顯性的自我反省，避免再犯錯誤的自覺。二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統治菁英，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始於和平演變，伺機改變社會主義的方向，從此一角度看，當前的危機數百倍於往昔，因為中國崛起全面挑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又挑戰西方社會菁英自命的「普世價值」。

中國崛起真正的威脅是中國制度支撐的中國道路。中國「強起來」是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有效運作，從而成為其他國家的典範，則西方一家獨大的局面將被徹底推倒，換言之，中國道路成為國際的公共財，西方從此無力宰制世界。這才是中國「強起來」而西方不能接受的原因。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

從國家的角度說，中共領導了中國的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迎頭趕上，並駕齊驅」的夢想，這樣的現代化快速地成就了國家，使人民得益，人民的得益又有兩大部分，物質方面看比較容易瞭解。當今中國中產階級約4億人，到本世紀中葉中產階層總數可望提高到9.6億人，屆時佔全國總人口約70%。

2020年中共中央宣佈完成全面脫貧，也可證明當前中國人已沒有吃、穿、住房、教育等基本生存問題。從非物質方面看，適應當前國家現代化的發展，中國人普遍也出現了現代性、自信心、組織力等三種變化。

第一現代性的變化：現代性可粗略定義為「是一種精神狀態」，泛指當代的社會集體精神狀態或特徵。按已故台灣大學教授楊國樞的說法，就是「人」的現代化問題，亦即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如何改變自己去適應新的社會。亨廷頓認為「現代性是現代化的完成，只有完成了現代化，才能獲得現代性。他論證說，現代性意味著穩定，現代化則容易帶來動亂。」以西方的研究結果看，西方人的現代性表現為理性主義、個人主義，然而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路徑，是立足在中華文化的基礎之上。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就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指導思想、基本原則、主要要求、具體措施以及組織領導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從某些方面說確實有為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定位其「現代性」的意思。但「現代性」不是應然的要求，而是實然的呈現。2018年9月17日《北京日報》報導，當代中國人所呈現出的價值觀，「具有較強儒家文化特點並呈現出積極向上的動力特徵的理念，如『孝順父母』『勤儉節約』『誠實守信』『寬以待人』等選擇頻率較高。此外，『獨立自主』『人人平等』『互相尊重』『公平正義』等帶有明顯現代色彩並具普遍價值的理念也排名靠前，為當代中國人所推崇。」這比較接近實然。

第二民族自信心提升：大陸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以為然。然而「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摩擦」及「全面脫貧」三件大事，相繼發生，頓使越來越多中國人增長了民族自信。

全面脫貧是中國人信心的一個堅實基礎，這是全世界唯一可以作到的國家，沒有之一，從「全面脫貧」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優勢，從「全面脫貧」改變了政府和公務人員的責任，從「全面脫貧」體現了人類政治生活的本質，這是人類的理想，中共的堅持。

習近平今年3月6日出席全國政協聯組會議時說，「70後」的中國人如今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什麼是平視？一是平等地看世界，尤其是西方與美國世界，中國青年已不再把西方所有的今天視為中國應該追求的明天，中國應有自己的明天；二是心平氣和地回顧中國的工業化史，過去我們總是要國人立志報國，迎頭趕上西方列強，如今在有些領域，中國已成為西方國家追趕的標竿。中國未來的責任，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胸襟來敘事、來提升；所以「平視」是從消極的不自卑到積極提升自我的過程。

第三中國人組織起來：孫中山曾感慨中華民族之所以不斷經受外國帝國主義的欺侮，因為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習近平去年10月23日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週年大會」上表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讓世界知道，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組織就是分散的集中起來，離開的、逃避的動員起來，矛盾、衝突的統一起來，對抗的妥協起來，在一定的秩序之下發力。中共所說「可以集中力呈辦大事」的底氣，就是中國可以有效、快速地將960萬平公里國土上的物質，14億人口的力量，在最需要的時間，集中到最需要地方，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務。把中國人「組織起來」是以往政權都想做又都做不到的事。

四、中國共產黨塑造的政治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設計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逐步形塑出一套包含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現代政治文化。

一是集體主義下一個都不能少：集體主義是中國人的政治文化中十分突出的價值觀，在毛澤東時代講「為人民服務」，帶有強烈的官本位「人民」定義權，如果你沒有被服務，那是因為你不是官定義的「人民」；到習近平時代多次提到「一個都不能少」，這就是既重視集體的、大多數的利益，然而也不能放任、放棄個人的、少數的人需求，因而「人民」的定義是採用法律而非政治的規範，任何政策既以集體主義為優先，也必需考量個人的權利，當然，基礎依然是集體主義的。

二是制度性協商、監督彌補選舉政治的「民主骨疏症」：選舉式民主起初是西方學者為反封建王朝的專權，鼓吹天賦人權，迫使王朝交出統治權，逐步演化為「一人一票」普選制，看似人民決定統治者，解決了「權力合法性」問題，然而在西方實施了近兩百年後，出現重大的弊端，最突出的就是人民作主只表現在投票一刻，投完票後人民對政治完全沒有真正作主的權利，呈「民主骨疏症」現象，中共認為其統治合法性來自歷史，民主化的意義是人民如何有效參與政策制定與執行，如何有力監督政府官吏，因此，中共在改革開放後，1980年代開始強化各級政權的「政治協商」，本世紀則強化對一把手的「政治追責」和對政權的全方位監督，人民從決定統治者到決定政事和監督政府，當然此一制度仍在起步階段，對人民的政治性向的影響有待觀察。

三是以政治效能精實民本政治的新民本主義：中國傳統儒家的「民本政治」，對皇權及其任命的各級官吏，都具有一定的道德和歷史約束力，但是畢竟是消極的，不及時的，中共建政後，一直實施共產黨領導，有相當時間以「專政黨」自居，逐漸腐敗，弊端滋生；1989動亂，東歐驟變，蘇聯解體後，中共大大警覺，先是提出「亡黨亡國」的警語，「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新世紀提出「執政黨」取代「專政黨」，並提出「提高執政能力」學習運動，「十八大」後大力「反腐肅貪」，只有一個讓人民滿意的目標，保有共產黨的江山，胡錦濤提出「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更好地結合起來」共產黨執政要「以人為本」。習近平在甫就任總書記就誓言「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最近更指出：「歷史充分證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近10年我們常常聽到習近平提及「人民」、「以人為本」，要求共產黨幹部「不忘初心」，強化共產黨為一「關注民生、保障民權、發展民主和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核心內容」的執政黨，此一思考的時代特徵即大陸學者徐勇所提「新民本思想」。透過執政能力，配合科技運用，高效精確地為人民服務。人民也時時監督官員，影響施政，強化了傳統儒家政治文化的新民本主義，已成為中國人認同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

五、結 語

身為一位前中國國民黨的老黨員，在反共教育下成長，以往看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宣傳，心裡很有牴觸；1988年開放兩岸交流，個人在以往30餘年頻繁往來兩岸，親歷大陸全方位的巨變，不得不自省以往的「認知」，於是越來越佩服我的老師長（我服役時，一分發就入他的師之下的砲兵營，故稱之）許歷農上將的大勇，以他的經歷，依然可以在耄耋之年立足中華民族榮辱興衰，抱持中國人胸懷，明智地調整看法，如今已逾期頤，依然是我們的精神領袖。現在我堅信「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今日的新中國」。

中國共產黨在百年的奮鬥中，崛起了中國，自信了中國人，現代化了中華文化，沒錯，中共一路走來犯過不少不小的錯誤，現在的中國也不完美，現在的中共依然會犯錯，但能及時糾錯遠勝於永不犯錯，未來的中共仍會犯錯，只要心中裝著人民福祉，腦中想著民族復興，就總能一次又一次地自我調整，有效應對，轉危為機，邁向既定的目標。中國經由共產黨的努力，從可期待的現在到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人、中華文化都可心平氣和地平視世界，對話西方，超越傳統，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